促进农民工就业问题初探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出的一支新型劳动力大军,是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股强大力量。但是长期以来,农民工就业的不充分、不稳定一直是制约农民工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基于对这一现象的思考,分析了影响农民工就业的多种因素,对于目前形势下如何促进农民工就业作了初步探讨。     

举家外出的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研究 ——对在北京务工的500个农民工家庭的访谈数据分析

本文对目前在北京就业的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现状和程度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数据来源于2004年开始的、每2年进行一次的、在京就业的500个“80后”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跟踪调查和入户访谈。在对2010年11月-2011年3月调研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的基础上，笔者选择了因子分析方法，量化分析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程度，得出了制度上的限制、流动就业的类型和个人的资源禀赋条件是影响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主要因素的结论。     

两种就业类型农民工工资收入差距的比较研究

近年来,农民工就业逐渐呈现两种不同类型,即稳定就业和非稳定就业.本文利用对农民工调查的数据,对两种就业类型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差距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发现,稳定就业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收入水平高于非稳定就业农民工的,并且非稳定就业农民工的内部收入差距高于稳定就业农民工的.两种就业类型农民工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就业行业、单位所有制、人力资本、性别和城市等;在稳定就业与非稳定就业农民工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中,40.52%的工资差异是由禀赋差异形成的,59.48%的工资差异要归结于禀赋回报率差异.     

农民工自雇就业与举家迁移

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探讨农民工自雇就业对其实现举家迁移的影响。研究发现：自雇农民工比受雇农民工更倾向于举家迁移，这一现象在女性、新生代、未受过高等教育、跨省迁移和高收入的农民工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运用工具变量控制潜在内生性、采取倾向得分匹配法纠正选择性偏误后，上述结论仍然稳健。同时，自雇就业也有利于农民工选择其他家庭化迁移程度较高的迁移模式，自雇就业对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正向影响随着家庭化迁移程度的提高而提高。农民工自雇就业促进举家迁移主要是通过城市独立居住和农村土地转出的家庭空间资源再配置机制实现，而配偶不工作和老人随迁等家庭劳动力资源再配置机制的作用相对较弱。研究结论表明，通过积极扶持自雇就业等灵活就业形式可以有效促进农民工实现举家迁移，为自雇就业农民工提供城市居住、农地转出等方面的便利有助于这一机制的实现，而城市则应针对性地制定符合自雇就业农民工特点的公共服务政策。     

不歧视原则与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

不歧视原则是人权平等在就业领域的集中体现,是平等就业权的核心内容。不歧视原则为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保障提供了最直接的理论证成和最充分的现实依据。农民工不平等就业是我国当前不平等就业问题的一个最为突出的表现,对劳动者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负面影响是全局性的。走出我国农民工不平等就业困境的关键,是重构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的制度体系,并着力解决好三个主要问题：依法确认农民工平等的劳动者身份;建立健全农民工平等就业的权利内容;完备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保障机制。     

农民工医疗保障模式选择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利用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障及其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障的总体水平偏低,个人特征、就业的行业特征和单位所有制类型等对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障和模式选择具有重要影响。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收入水平,改革二元分割的城市劳动力市场,是增加农民工医疗保障需求和提高医疗保障参保率的重要途径。在现阶段农民工没有彻底转移到城市、就业不稳定、收入偏低的情况下,应根据农民工的个人特征、就业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势,采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医疗保险或商业保险等多种模式解决其医疗保障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12年河南省问卷调查数据,笔者借助欧洲基金会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统计分析和计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考察了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状况。研究发现,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总体上不高;Porbit和Ordered Probit模型计量结果表明,职业类型、工会、工资水平、工作强度、加班情况、培训状况等是影响就业质量不高的主要因素。建立通畅的信息传递机制、深入推进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关系和谐度等有助于他们尽早实现高质量的就业和社会融合。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不仅是新时期国家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关键.本文通过查阅湖北省农调队调查数据,以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对影响武汉市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因素进行一般分析,并采用AHP法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后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就业的影响程度由大到小排布分别为个人主观意愿、人力资本水平、家庭状况、企业福利、性别、社会保障制度,最后给出相应对策建议.     

农民工就业渠道不畅的原因及其对策

农民工进城就业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但由于就业渠道不畅，致使大量农民工进城后寻找工作面临很多困难，出现了农民工就业难的局面。从农民工就业渠道调查结果分析，主要有农民工、劳务中介和用人单位三个方面原因。那么，要解决农民工就业渠道不畅的问题必须建立有效的就业信息平台，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农民工就业资本的身份因素分析

农民工是转型中国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也是一种不同于市民和农民的社会身份。农民工身份对农民工就业资本发挥着直接和间接的消极影响,是农民工公民资格无法充分实现的因素之一。文章基于"差异政治"的价值诉求,提出了提升农民工就业资本的政治策略,即实施"差异政治"。     

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模型与实证

农民工有序、平稳、持续地向城镇集聚是我国城镇化推进的必然环节,而城镇就业满意度是影响农民工迁移决策的重要因素。基于上海市1 446份农民工调查样本建立的有序Probit模型及实证分析显示,在沪农民工就业满意度总体评价较高,其中收入评价较低。工资收入、交通出行、子女教育、医疗卫生、城市适应性以及户籍制度等因素对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有显著影响,而居住条件、工作福利、社会保障、劳动保护、权益侵犯等因素对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目前影响我国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的既有工资收入等物质因素,也有城市适应性等精神因素,但比较而言,物质因素更为显著。本研究对于从城镇推力视角揭示“民工荒”的成因,以及我国城镇化战略目标的实现,都具有重要意义。     

农民工就业影响因素的主成分分析

文章通过委托100位农村生源大学生对1 000位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发现了影响农民工就业的8个因素,在此基础上再委托另外100位农村生源学生用里克特量表对1 000位农民工就8个因素加以评分,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采集的原始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了影响农民工就业的四个主成分因素,得到了农民工就业主成分模型和综合评价模型,并且发现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农民工自身条件构成影响农民工就业的第一主成分因素。     

新时期农民工就业选择的新特征调查

农村劳动力资源由农村向城镇流动,是劳动者对就业渠道、就业地域及就业行业进行选择的过程,且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调查发现,新时期农民工就业选择呈现地域渐近化、职业稳定化、就业脱农化及途径自力化等新特征,年龄、性别、家庭人口、职业技能、承包地、病残情况、社会环境、地域政策等是影响新时期农民工就业选择的重要因素。结合新时期农民工就业选择的新特征,采取柔性措施而非硬性计划,从可控因素着手,以更好促进农民工就业。     

就业稳定性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

就业是农民工进城谋生的基本途径，而就业稳定是农民工定居城市的基本保障。利用辽宁省农民工调研数据，在构建农民工城市定居决策模型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就业稳定性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就业稳定性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区域稳定性较之职业稳定性的作用更加明显。进一步讨论发现，就业稳定性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普遍存在，且在不同特征群体中存在差异；职业稳定性能够显著提升新一代、高收入和在小城市就业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区域稳定性能够显著提升老一代、从事白领职业和高收入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     

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否提高新老两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来自CMDS的经验证据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从数字经济视角探寻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尤为必要。本文基于CMDS微观数据和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两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且对新一代农民工的影响更大，该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对高物质资本、高人力资本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的促进效应更强；在相同资源禀赋下，数字经济为新一代农民工带来的就业效应更大。机制分析显示，数字经济能够促进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进而提高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本文的研究不仅证实了数字经济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而且为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和物质资本水平，从而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中原经济区产业发展中农民工就业问题的公共政策分析

随着中原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在积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加快招商引资和产业集聚区建设等产业发展战略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河南省内就业,农民工家门口就业也为农民工自身及经济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带来了多方面好处,但是当前农民工在就业中仍面临自身素养和技能水平不足、就业不稳定、身份受歧视、就业保障水平低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有就业市场失灵、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户籍制度不合理等问题,因此需要完善相关公共政策,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促进中原经济区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就业能力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分析——以上海市为例

就业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立足与发展的基础,城市融入则是其实现个体城市化和市民化的关键。该文基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评价体系构建与测量,以上海847位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为依据,应用二分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探讨就业能力因素对于这一群体城市融入的影响。结果显示,就业能力整体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融入和市民意愿融入影响显著,就业能力微观因素对于身份和社会地位融入影响显著,宏观维度因素显著影响身份融入。此外,居住时间显著影响城市感情和市民意愿融入,性别影响身份融入,年龄因素影响社会地位融入。     

农民工就业服务的需求与供给——基于五城市调查的实证分析

在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的新形势下,满足农民工就业服务需求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重要问题。本文利用五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民工就业服务的需求和供给状况。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就业服务表现为需求不足和供给匮乏的双重特征,年龄、婚姻、收入水平、就业状态、教育水平、劳动合同等因素对就业服务需求具有重要影响。个人、单位/雇主和营利机构是农民工满足服务需要的三大来源,而政府公共部门和民间非营利组织的服务作用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和加强。     

数字化嵌入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及规律研究

数字化对就业过程的信息嵌入不仅有利于改善农民工的信息资本，而且为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提供了良好契机。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构建OLS模型分析了微观层面的数字化嵌入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化嵌入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工主客观就业质量；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数字化嵌入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呈现规律性的变化，即数字化嵌入对农民工客观就业质量的影响呈现“线性上升型”发展趋势，对农民工主观就业质量的影响却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发展趋势；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嵌入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即数字化嵌入对女性、新生代和受雇农民工客观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更明显，对男性、新生代和受雇农民工主观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更明显。本文丰富了数字化发展影响就业质量方面的微观研究，并为激发农民工群体实现高质量就业的数字赋能效应提供了事实参考。     

从非福利主义分析农民工就业的权利贫困

20世纪70年代以后,福利经济学兴起了非福利主义的研究浪潮。森的非福利主义的研究包括个人生活权利自由和社会生活中个人权利的对策论框架。农民工就业的权利贫困表现自组织型就业导致就业渠道狭窄和流动性就业导致社会保险不足。非福利主义对农民工就业权利贫困的启示是:农民工就业的权利贫困是农民工就业质量不高的表现,影响农民工的幸福感和其子女的自由选择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