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地区金融发展研究——基于地方政府行为的视角

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行为对中部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经济转型期,中部地区的地方政府为赢得GDP增长竞赛,具有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强烈诉求,其对金融部门的干预成为了弥补市场发育不足的有效措施,使之成为地区金融发展的有力推动者。     

数字普惠金融、政府干预与县域经济增长*——基于门限面板回归的实证分析#br#

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县域经济体的信贷可得性,有助于县域经济增长,而其发展过程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引导。本文运用2014-2018年县级面板数据,通过门限面板回归模型研究政府干预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县域经济增长时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政府干预起到调节作用。同时,子指标回归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与县域经济增长负相关;数字化程度和使用深度对县域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政府干预的作用与主回归一致。(2)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完善传统金融市场结构促进县域经济增长。(3)分地区看,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县域经济增长负相关;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均有促进作用。其中,中部地区政府的调节作用是单向的,西部地区则为倒U型,本文分析了地区差异的内在原因并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

选取2003-2016年中国30个省际面板数据和22个东道国面板数据,基于国际R&D溢出模型和包含金融部门的经济增长模型,探讨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金融发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实现路径。研究结果表明:一是中国在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存在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且与金融发展水平、国内R&D活动和经济开放度对TFP均呈现显著正向效应,但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二是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存在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东部地区溢出效应显著正相关,中部地区显著负相关,而西部地区溢出效应不明显;三是中国东部地区金融发展对TFP呈现显著正相关,而中部和西部地区虽表现出正相关性,但不显著;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金融发展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西部地区金融发展高于中部地区,地方经济增长水平与金融发展并不呈现显著相关性。如何充分利用OFDI与金融发展来有效推动地方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热点问题。     

地方政府竞争下的产业结构调整——基于金融发展视角

运用中部地区1995—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基于金融发展的角度,实证研究了地方政府竞争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中部六省的地方政府为了赢得“GDP竞赛”,需要通过金融部门的发展来调动区域内的资源,这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各省金融业的发展。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使其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得到有效发挥,从而有助于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但是,地方政府对金融部门干预的负面影响已越来越大,这可能会影响到金融部门服务地区经济的发展。     

金融发展、政府支出结构与地区经济增长

以边际贡献为核心指标,运用1999—2008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四类地方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表明,各类支出均会以边际贡献递减的方式显著影响经济增长,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政策也会对其增长效应发挥作用。适度扩大地方政府支出,提高社保类支出比重,仍是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可选手段。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优化政府支出的地区结构,改善欠发达地区的金融状况,则是提高政府资金使用效率的必要条件。     

基于经济增长模型的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分析

通过构建一个最大经济增长率下的财政支出结构模型,对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东部、中部地区的基本建设支出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而西部地区应该削减竞争性领域的基本建设投资规模;中部地区要合理配置财政支农支出资金,提高支农支出的产出弹性,而西部地区支农支出远未达到最优支出规模,因此,更要采用多种方式增加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东、中部地区科教文卫支出的产出弹性较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而西部地区科教文卫支出的产出弹性较小;东、中、西部的行政管理支出均对地方经济增长产生正效应,这表明,三个地区行政管理支出有很强的产出弹性,地方经济的发展需要政府积极干预。     

经济转型中的法治水平、政府行为与地区金融发展——来自中国的新证据

在以政府主导甚至干预经济发展为特征的转型经济中,政府行为会影响法治与金融发展间的作用机制。本文利用1995-2005年中国省级单位的数据研究了政府行为和法治水平对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在不考虑政府行为这一制度因素时,法治水平的提高对地区金融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效应,但这个效应有限。转型期政府行为对金融发展明显具有重要影响,地方政府的干预可能会对法治促进金融发展的作用产生部分挤出效应,甚至是完全的替代效应。本文的结论是,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只有在充分认识到政府行为主导金融发展的情况下,才能准确把握法治与金融发展间的关系。本文的研究也对主流法与金融文献提供了新证据。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投资和区域经济增长——基于双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后,地方政府转变为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动力源之一。以中部地区为分析样本,运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地方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994年的财政分税制改革后,中部六省的地方政府投资有力的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增长,但是这种效应并不明显,这与政府投资的投资价值取向和标准有关。针对这一分析提出了优化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政策建议。     

Financial Decentralization, Regional --Based on the Two Fixed -effect Model

改革开放后,地方政府转变为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动力源之一。以中部地区为分析样本,运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地方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994年的财政分税制改革后,中部六省的地方政府投资有力的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增长,但是这种效应并不明显,这与政府投资的投资价值取向和标准有关。针对这一分析提出了优化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政策建议。     

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与要素市场扭曲*

本文采用中国2005—2017年省级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经济增长目标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研究发现：（1）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具有显著的扭曲效应。通过干预信贷资源配置、扩大土地出让和压低劳动力工资等方式扭曲要素市场是地方政府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主要方式。（2）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的扭曲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和保增长压力较大地区更为明显。（3）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存在基于制度环境的门槛效应。随着金融制度、法律制度和产权制度的改善，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的扭曲效应将会减弱。本文为政府目标管理和要素市场扭曲等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现实依据。     

区域金融发展、财政支出与经济福利——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笔者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基于2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广义矩分析,考察区域金融发展及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与经济福利的关系.得到的结果是: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福利的影响较为微弱,财政支出有效地促进了区域内经济福利的提高,但是当地政府同时面临着“福利磁铁”的矛盾.在分省区研究中发现:不同的区域金融发展、财政支出对当地经济福利水平的影响具有较大的差异.     

我国金融发展与地区经济收敛

本文研究了我国金融发展与地区经济差距之间的关系,研究认为:我国高度垄断的金融结构、政府对金融系统的不当管制与干预,以及"一元货币政策"和"二元金融制度"并存所引起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失衡等因素对地区间资本配置效率和资本形成能力的负面作用是引起我国地区差距的重要原因.并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收敛假说的基础上,对1988～2002年我国地区间金融发展水平同经济增长率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很好的支持了本文的理论假说.     

中国金融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效应的区域差异及地方政府宏观调控的异质需求

把金融效率分为资金聚集效率和资金分配效率,采用2001—2015年中国八大经济区域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资金聚集效率和资金分配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别验证了政府干预对上述相关性的影响。全国整体层面的检验结果显示:资金聚集效率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资金分配效率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分区域检验结果显示:资金聚集效率和资金分配效率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作用效果,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加入政府干预变量后的检验结果显示:地方政府影响了区域金融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效应的释放,且这种影响同样存在区域差距。这表明,具有不同发展初始条件的区域对金融政策的实施和调控具有异质需求,地方政府应根据区域发展的实际需求,结合经济增长转型及政府职能转变,选择合适的金融领域实施相应政策,有效提高区域金融效率,支持经济长期良性增长。     

中国财政分权、金融发展、 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省际差异

本文采用1978-2006年中国28个地区的省际面板数据建立了检验财政分权、金融发展、工业化与经济增长之间长期关系的协整模型（co integration model）,并采用完全修正的最小二乘法（FMOLS）对模型进行估计。本文把地方政府官员参与政治晋升锦标赛竞争的行为影响经济绩效的假设引入对分权化改革过程的分析,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何以在促成经济总量高速增长的同时又导致各地区在财政分权、金融发展、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方面呈现出差异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进而得出本文的分析结论并对其政策含义进行了讨论。     

政府支出规模、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笔者在Barro的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引入经济波动以反映政府支出规模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利用中国28个省(市、自治区)1979年～2008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了政府支出规模与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经济波动对区域经济增长都产生了负效应,且经济波动比政府支出规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负效应更大。因此,政府在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要更加注重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政府干预、创新驱动与区域人才配置

基于政府干预视角探讨创新驱动对区域人才配置的作用，借助中国258个城市2004—2018年面板数据，对创新驱动促进区域人才配置的动力机制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创新驱动和政府干预均能有效改善区域人才配置，加入交互项后二者对区域人才配置的效应进一步增强；受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的制约，西部创新驱动对区域人才配置呈现出的正向促进效应最强，东部次之，中部最小；政府干预以及政府干预与创新驱动的交互项对区域人才配置的效应均呈现出一定区域异质性；创新驱动对人才配置的效应受到政府干预程度影响，存在政府干预的双重门限效应。     

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与要素市场扭曲*

本文采用中国2005—2017年省级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经济增长目标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研究发现：（1）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具有显著的扭曲效应。通过干预信贷资源配置、扩大土地出让和压低劳动力工资等方式扭曲要素市场是地方政府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主要方式。（2）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的扭曲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和保增长压力较大地区更为明显。（3）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存在基于制度环境的门槛效应。随着金融制度、法律制度和产权制度的改善，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的扭曲效应将会减弱。本文为政府目标管理和要素市场扭曲等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现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