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宪政与公民权利的保障

宪政在普遍意义上既代表一套反映以立宪主义的方式妥善解决国家权力与国家权力、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关系问题的价值观念，也代表一种建立在良宪之治基础上的制度事实，其价值基础是对个人权利与自由的绝对保障。公民权利至上是宪法精神的终结所在，也是我们宪法制定和实施的终极目的。     

宪政:权利、权力的博弈与整合

权利、权力运动是社会存在的一对基本矛盾运动。文章通过对权利、权力现象的基本理论分析,揭示权利、权力博弈与整合是宪政产生的法理基础,宪政是动态中权利、权力博弈与整合的结果。以此引导人们树立基本的宪政理念:合理配置、规制国家权力,充分实现对公民权利的保障。     

宪法与行政诉讼法之关系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其主要规范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国家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国家目的、国家存在的合理性基础,权力行使原则、权利保护及权利救济等问题。而行政诉讼法是有关权利救济的具体规则,是宪法中权利保护原则的具体落实,其核心内容也就在于行政相对人合法权利受到行政机关非法侵害时的权利救济方式与救济途径。由于二者均涉及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合理调整,以及权利的有效救济与保护问题,因此宪法与行政诉讼法在本质上即彼此相连、关系甚密。宪法是行政诉讼的基础,行政诉讼实施并发展着宪法,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促进着宪法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刑诉法修改为何“迟到”10年

一是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平衡，二是国家司法权力和公民诉讼权利的平衡，三是公检法之间诉讼职权的有效平衡。时至今日，这三种矛盾依然是刑诉法修改难以解决的重点课题。     

宪政:“权利”与“权力”的和谐状态

<正> 宪法,人们称之为"母法"、"法上法",之所以是国家的根本法,主要因为它调整的是国家根本的社会关系,即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宪政,通常理解为"实施宪法的民主政治"它不仅仅代表一种制度,同时表示了一种文明的政治状态。在这种政治状态的运作过程中,关键是"合理确定权利与权力的界限并有效制约权力以实现权利"。"权力"一般指"国家权力",即"公共权力"或"政治权力",是维护统治秩序与社会公共秩序的强大武器。"权利"一般指"公民权利"或"人民权利"、"人权"。"权力"与"权     

行政权对经济利益影响之趋势

一、行政权对经济利益的现实障碍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国家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力与社会权利尤其是公民权利曾出现”错位”,行政权力总是以强者姿态出现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而公民权利地位卑微。改革开放,权力与权利关系有新的改善,但行政执法中的”官本位”意识和”权力下匕观念仍然支配着执法活动,这便构成行政权对经济利益的思想障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经济体制的实际状况构成了所有制方面的障碍。这表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尚未形成,现行经济体制仍处于三种状态之中：一是旧体制权力过于集中,行政干预,官本…     

权利意识:现代法治的内在动因

权利意识既体现为人们对权利现象的理性探索,又包括人们对权利的社会规范意义范围和实现手段的认知。公民权利意识属于观念形态上的东西,本身就具有极强的本土性。只有完善成熟的民众权利本位心理,才能以此为基础构建完善的法治,立法者和执法者才可能设置为完善的民众权利意识的社会基础能够接受的权力运行模式。     

从呼唤到运作:权利理论研究的中国演进

权利问题始终是法理学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特别是在近30年发展中,从最初"权利本位"与"义务本位"的学术争论中确定权利的地位开始,权利理论就成为了中国法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在经历了对权利的呼唤、使得权利意识被整个社会接受之后,如何实现和保障权利,也就是权利的运作问题逐渐成为权利理论发展的重心。进入新世纪之后,权利运作中对社会权利的关注又成为权利理论中新的热点问题,这是对权利运作的深化和拓展。     

孟德斯鸠分权制衡思想的现代性价值及其局限

孟德斯鸠是西方近代分权制衡思想的系统阐发者。防止权力的滥用,保障公民的政治自由是其分权制衡思想的核心价值追求;三权分立、相互制衡,以权力约束权力是其实现分权制衡的根本路径。孟德斯鸠的分权制衡思想对现代各国民主政治建设中的权力运行制约机制具有相当的启示性价值。这一思想的根本局限在于以权力约束权力本身,而忽视了人民群众在权力制约中的作用。要实现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必须重视发挥公民权利的作用,即以公民权利制约公共权力。     

在公共健康与公民权利之间——艾滋病防控的伦理原则

维护公共健康与保障公民权利是艾滋病防控的两个基本价值目标，也是贯穿在艾滋病防控历程及其各个环节之中的一对矛盾和价值论焦点问题。公共健康与公民权利既存在价值选择上的差异性，也存在互为目的和手段的内在统一性。从公共健康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出发，艾滋病防控应该坚持公开、公益和公正等三项基本伦理原则，为实现公共健康与公民权利的相互促进和“双赢”提供伦理指导。     

有限政府的理念视角下我国服务型政府职能的转变

有限政府的理念是相对于传统的全能型政府而提出的，这种理念认为，政府的权力，职能和规模都应受到公共权利的限制，政府应该以保障公民权利，实现公共利益为目标，这种理念与服务型政府所追求的公民本位的理念相一致。因而在此种理念下塑造服务型政府是非常具有意义的，本文从有限政府的理念出发，通过它和服务型政府之间的逻辑内涵，认为服务型政府职能的转变应体现在民生领域。     

论以权利制约权力

文章概述了权力与权利的内涵及关系，阐述了权利制约权力的理论和法律依据，分析了践行权利制约权力过程中面临的困境。提出了完善权利制约权力机制的方式与途径。要进一步改革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公民权利救济制度；落实、扩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积极培育和引导市民社会的良性发展。     

权力本位的解构与人本的真正回归

本文认为,两千多年来影响中国发展的不是儒家文化,而是权力本位。权力本位是统治者借文化传达的主要政治理念,不仅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而且使今天的中国社会在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后依然没能使人本真正回归。要使人本真正得到回归,必须对权力本位进行根本性解构,即进行文化与体制上的双重解构,从而实现人本的真正回归。     

论权利在社会主义法治中的基础地位

社会主义法治以权利本位为根本价值取向。人民主权和保障人权的基本法治原则都要求公民拥有普遍而广泛的权利。社会的权利文化和公民的权利意识,决定法治发展的水平。社会主义法治在立法、执法和司法阶段的运行,社会主义法律在各个领域的贯彻,社会主义法治与时俱进的发展,有赖于公民对权利的行使和运用。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法治应当更加注重权利分配,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完善我国公民权利对公共权力制约的思考

权力起源于权利。由于权力模式和制度模式对权力制约的局限性，就需要发挥权利作为权力本源的优势来对权力进行制约。目前，我国公民权利对公共权力的制约作用还没有体现出来。因此，可以从完善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制度、加强民主建设、提高公民组织化程度、加强舆论监督等方面加强公民权利的制约作用。     

公安边防警察行政职权的规制

公安边防警察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边境地区社会秩序的基石.在边境地区,公安边防警察作为国家边防的守护者,也是国家警察力量之一.公安边防警察行政职权的行使关系到边境地区治安秩序的稳定及公民权利的实现.     

刑事政策视角下的见危不救犯罪化思考

见危不救犯罪化除了要考虑刑法与道德的关系,还要考虑刑事政策的需要。从各国的刑事政策来看,见危不救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是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的分水岭。为了保障个人自由、限制政府权力,当前中国不宜将以社会本位为基础的见危不救犯罪化。     

砌手政策视角下的见危不救犯罪化思考

见危不救犯罪化除了要考虑刑法与道德的关系，还要考虑刑事政策的需要。从各国的刑事政策来看，见危不救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是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的分水岭。为了保障个人自由、限制政府权力，当前中国不宜将以社会本位为基础的见危不救犯罪化。     

面向基本现代化的数字政府建设方略

未来15年,是我国迈向基本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到2035年,我国将从上中等收入国家成长为发达经济体,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基本实现信息化,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建成公共服务型政府,基本建成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基本实现应急管理现代化,这些对数字政府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到2035年建成世界一流数字政府,应坚持以人为本的数字政府建设根本价值取向,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作为数字政府建设成效判断的根本标准;将推进协同治理、加快整体政府建设作为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目标,以"放管服"改革为抓手深入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全面提升在线发展指数、人力资本指数、通信基础设施指数与电子参与指数,大力发展在线服务,推进数字人才队伍建设,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持续扩大电子参与。同时,数字政府建设应覆盖政府权力运行的全过程与全流程;要正确处理好政府数字治理权力与公民数字权利之间的关系,达成治理效率与公民隐私权保护、政府权力扩张与权力制约之间的平衡。     

论中国经济改革的逻辑演进——从权利的主体性透视中国经济改革

传统体制的弊端在于政府本位。经过20多年的改革,原有体制得到了转型,确立了企业本位。当前中国改革已进入到一个攻坚战,正处在一个胶着状态。改革的深化需要由企业本位推进到个人本位,建立起明确个人主体地位和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