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韧性:财政应急治理现代化的一种思路

近年来突发事件频繁发生,经济社会风险加剧,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更是激化了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矛盾.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要求下,现有临时性、分散性的财政应急治理机制已无法适应现代经济社会风险管理的需要,财政应急治理的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改革势在必行.将韧性理论和财政应急治理理论相融合,衍生出"财政韧性"这一新生概念,包括收支管理结构、应急阶段结构、政府间层次结构三种逻辑结构;以财政韧性为统领、以完善财政应急治理体系和提升财政应急治理能力为目标,构建了财政应急治理现代化的一种新思路;从引入突发事件防控基金制度、建立应急预算管理制度、构筑财政韧性信息网络三条路径实现我国财政韧性的提升.     

完善农业投入保障机制与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研究报告(下)

财政支农不仅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三农"治理的重要政策工具,更是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所以,财政支农管理体制改革是否到位,既直接关系到国家财政支农工作成效和财政支农的职能发挥,也关系到我国农业治理体系和农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能否实现。本报告立足于我国国情和农业现代化发展以及财政支农现状,研究如何通过全面深化财政支农资金管理体制机制改革,调整完善财政支农政策和创新财政支农投入机制,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益,以加快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     

完善农业投入保障机制与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研究报告(上)

财政支农不仅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三农"治理的重要政策工具,更是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所以,财政支农管理体制改革是否到位,既直接关系到国家财政支农工作成效和财政支农的职能发挥,也关系到我国农业治理体系和农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能否实现。本报告立足于我国国情和农业现代化发展以及财政支农现状,研究如何通过全面深化财政支农资金管理体制机制改革,调整完善财政支农政策和创新财政支农投入机制,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益,以加快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     

“三农”现代化的财政治理之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贯穿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基本问题。“三农”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一方面，“三农”通过支撑国家财政，有力地推动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建设，推进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充分发挥财政制度优势，综合利用价格、财政补贴、税收等政策工具，助力“三农”走上现代化道路，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农”与国家财政相互支持、相互促进。面对复杂的国际冲突与国内经济发展的矛盾，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笔者从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共同富裕提供底线公平和内生发展动力、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支持农业绿色发展、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五个方面，探讨新时代财政治理助力“三农”现代化发展的新路径。     

新时代财政应急保障机制研究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凸显了我国新时代财政应急保障机制的困境.在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我国数字经济与共享经济的突飞猛进为改良传统财政应急机制提供了契机.本文通过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提出了完善财政应急保障机制的几点建议.     

传承姜维壮教授财政学术思想，推动新时代中国财政治理创新——纪念姜维壮教授诞辰100周年

姜维壮是我国当代著名的财政学家和教育家,是新中国财政理论体系的奠基人之一,是中国财政理论研究“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他在财政研究领域深耕一生,为新中国财政理论和政策研究做出了杰出贡献,产生了重要影响。新时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亟需构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来指导财政实践,这就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姜维壮宝贵的财政学术思想,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持续推动中国财政学理论创新。本文梳理了姜维壮的学术思想及其贡献,并阐明其对新时代中国财政理论创新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财政治理实践的重要意义。     

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生态分析: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新时期如何做好审计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本文运用生态分析方法研究国家治理现代化新环境与审计管理体制改革间的内在联系:改革审计管理体制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国家治理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国家审计必须适应新环境,因此需要健全完善与履行新职责新使命相适应的审计管理体制。基于对以上双向互动关系的理解,试图诠释我国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逻辑与思路:以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为目标;通过中央审计委员会加强党对审计工作的领导,增强审计管理体制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新环境的适应性。     

从管理到治理,推进财政管理科学化系统化建设

<正>从管理到治理,从收支平衡到支出和政策,从预算收支到财政治理、财会监督。十年的预算机制体制改革,逐步建立并完善了与市场机制相适应的现代预算制度。现代预算制度建立了一套“标准科学、规范透明、约束有力”的制度体系,发挥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财政制度如何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围绕党的二十大精神,本文探讨了财政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理论内涵和逻辑机理。在提炼出社会治理事务类型的基础上,本文通过构建“基于风险的社会治理事权划分-财政支出”解释框架和指标体系,描述2013年以来社会治理公共财政支出情况;并选取食品安全监管、社会组织管理、狭义公共安全、城乡社区治理等典型事务,采用比较案例方法,分析财政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路径。本文认为,在新时代新征程中,要在党的领导下构建社会嵌入型财政制度,社会治理财政支出应合理扩张,从而平衡好秩序和活力。     

国家治理视角下的新中国财政制度变迁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理念,将现代国家的国家治理与财政视为相辅相成的一个整体,对新中国财政制度变迁的分析因此也必须以国家治理的阶段性变化为依据。本文回顾了发达国家历史上国家治理与财政的同步演进。根据国家意志与国民意志之间所经历的冲突、并立和融合三种状态,将国家治理划分为“强国”“富民”和“民主”三个发展阶段,并据此说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三个时期的国家治理特征。在各个时期,财政制度的具体内容与形式虽然有所差别,但满足该阶段国家治理的需要都是其变化的内在驱动力,突出表现为财政的经济治理职能、社会治理职能和政府治理职能相继成为财政制度建设的重点。通过明确国家治理概念、划分国家治理阶段、界定与国家治理相匹配的财政职能和梳理国家治理背景下的新中国财政制度变迁,本文尝试将“国家治理”理念构建为真正能够用于阐释和说明具体财政现象的分析性原理。     

美国审计署的审计机关成熟度模型及其借鉴意义

美国审计署提出的审计机关成熟度模型,反映了美国审计署对审计机关履行职责的认识。通过回顾美国国家审计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审计机关成熟度模型与美国审计署在不同时期发挥的功能具有内在的契合关系。美国国家审计功能不断提升是国家治理发展的内在要求、具备了相应的制度保障条件、审计机关提高自身管理水平的结果。本文认为我国应该深化对国家审计建设性作用的认识、完善相应的制度保障、进一步提高审计机关自身管理水平,保障我国国家审计更好地参与国家治理。     

疫后建设的财政责任

疫情期间全国经济停摆,财政减收增支,疫后国家将要开展全国公共卫生领域的重大体系化建设,需要大量的财政资金投入,财政必将面临巨大的责任负担和工作压力。在减收增支的压力面前,如何增加财政供给保证中央的公共卫生领域建设任务要求?可行的办法是在支出上挖掘潜力要财力,既要保证中央任务的落实,又要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减少财政资金的跑冒滴漏,行之有效的便是落实中央十九大提出的全面推行财政绩效管理要求,向财政管理和行政管理体制联动改革要财力。在公共卫生领域建设具体项目上落实"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言必信,行必果""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的绩效管理要求,建立绩效管理制度体系,打造出责任政府和效能政府。     

转移支付优化审计策略研究——以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改革为背景

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使转移支付制度成为实现地方政府财力与事权匹配的基本手段,以弥补政府间纵向财政失衡和横向财政失衡。但目前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因体制的诱致性变迁、设计理念缺陷、事权与支出责任分离等原因,存在效能不彰、运行效率漏损、结构不合理、规范性水平低、程序规制失范等问题。在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下,国家审计机关可以发挥＆quot;免疫系统＆quot;功能和国家治理作用,对转移支付从审计内容、审计导向、资金流向等方面提升审计层次,把问效、问绩、问责贯穿转移支付审计过程始终,关注转移支付资金的安全性、效率性、经济性,实现政府支出责任随事权转移、各级政府财力与事权相匹配,优化转移支付,完善政府治理。     

Fiscal-audit separation and government disclosure quality

We show that the separation of the fiscal and audit offices of China’s province-level governments leads to high fiscal disclosure quality, an effect that is more pronounced when the political rank of the official in charge of auditing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official in charge of fiscal matters. Dynamically, disclosure quality decreases when fiscal office and audit office go from being separated to being integrated and improves when they go from being integrated to being separated. Finally, fiscal disclosure quality reduces the cost of debt and improves credit ratings of municipal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 bonds. We demonstrate an aspect of China’s governance that, even without adequate monitoring from the oppositions or the media, local governments can improve efficiency via horizontal separations of fiscal and audit offices.     

国家审计、内部审计与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协调与贯通

我国审计体系依据审计主体的不同,划分包括国家审计、内部审计和注册会计师审计三种审计力量。三大审计主体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三者之间的区别即工作目标、工作依据不同。三者之间的联系主要体现在国家审计对内部审计、注册会计师审计具有领导作用;内部审计以及注册会计师审计应接受国家审计机关的监督和指导,以便促进三种审计力量的有效相互配合,更好的服务于国家治理。为推动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进一步加强三大审计主体之间的协调与贯通是很有必要的。     

整体性治理视野下中国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碎片化”的体制逻辑

摘要：中国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碎片化问题已然成为健全养老保险制度的瓶颈。从整体性治理视野来审视,养老保险的碎片化被描述为“部门主义”、“视野狭隘”、“各自为政”等现象,其本质是执行养老保险政策的手段——各种体制组成的治理结构,与养老政策的统一目标存在冲突。换言之,中国的行政、财政和社会等体制性因素的相互作用是导致养老保险政策碎片化的根源。具体而言,属地管理、决策权的地方化与全国统筹存在内在张力,不完善的分级财政固化了城乡分割和地方统筹,干部选拔机制加剧了政策的分割,双重户籍墙垒砌出各种歧视性规定,对民主的应急式回应形成了养老政策的各种“补丁”。     

Political governance in 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are both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bas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Party) and the Chinese state. The overarching principle of SOE reform is to firmly implement the Party’s leadership and the modern enterprise system. This principle creates a political governance system in China’s SOEs—a Party-dominated governance system characterized by Party leadership, state ownership, Party cadre management, Party participation in corporate decision-making, and intra-Party supervision. This survey explains the logic of political governance in China’s SOEs, presents the evolution and current practices of each element of the system, and discusses findings from both academic research and the field.     

Managing and financing metropolitan public services in China: experience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Under China’s current fiscal policies and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it is a significant challenge to finance and deliver public services across jurisdictions. This challenge was met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in southern China with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pproach. Directives from higher-level governments and horizontal inter-city fiscal arrangements were successfully combined to deliver public services. Effective networks should be developed to improve co-ordination and collaboration in delivering cross-jurisdictional public services.     

我国金融申诉专员管理机构行业主导模式的反思

金融申诉专员的管理机构在其内部治理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INFO网络认为金融申诉专员要实现“独立性,以确保公正原则”,须确保其管理机构不具有行业主导性。加拿大、新加坡、中国香港与中国台湾等国家与地区的金融申诉专员的管理机构均采用非行业主导模式,而我国金融申诉专员的管理机构均采用行业主导模式。要解决我国金融申诉专员机构运作不畅的问题,必须从管理机构的行业主导模式过渡到非行业主导模式,完善理事会与监事会的构成,科学地设置其职责,并保证其有效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