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 ——来自中国市场的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39个工业行业2000-2009年的相关数据,考查FDI水平、前向、后向技术溢出效应、环境规制强度对各工业技术进步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强度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FDI水平技术溢出效应没有促进各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FDI前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促进各工业行业技术进步的作用不稳定;FDI后向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了各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各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加强环境规制会促进FDI垂直技术溢出效应。     

我国贸易开放、FDI与环境效应

文章以工业SO_2的排放总量和排放强度为污染指标,采用我国1993—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以修正的ACT模型实证分析了贸易开放、FDI对环境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经济增长对环境的规模效应大于技术效应,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我国成立;(2)污染避难所假说和要素禀赋假说在我国得到验证,前者对环境有消极影响,后者对环境有积极影响,贸易开放总体增加了环境污染,但综合影响较小;(3)FDI对我国环境具有较小的积极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环境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工业行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中国2001—2007年36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通过构造外商直接投资（下文简称FDI）的相对数据指标,从规模、结构和技术三个角度考察FDI对中国环境的整体影响。研究结果显示,FDI规模的扩大促进了行业排污强度的改善;FDI结构上资本密集度的强化则加剧了行业污染;FDI技术水平的提升也促进了工业行业排污水平的下降。     

FDI对苏粤本土工业行业内与行业间技术溢出效应比较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FDI流入较多的江苏、广东两省2002-2007年工业经济行业数据,从行业内和行业间两个层面比较了FDI对两省本土工业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江苏本土工业企业获得的行业内和行业间溢出效应的效果均优于广东;且两省本土工业企业获得的行业内溢出效应强度均大于行业间溢出效应。本文从两引资地的学习、消化和吸收新技术的能力强弱、外资来源差异、外资投向不同和引资模式特点等方面比较剖析其原因,以期为这些地区乃至全国更好地利用FDI提供有益思路。     

海外人才回流与FDI技术吸收能力

利用中国内地30个地区2000-2010年的面板数据,选取留学回国率作为人力资本流量的代理指标,选取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存量的代理指标,通过FDI技术外溢效应模型进行分析。SYS GMM估计结果表明,FDI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更多地体现在技术外溢效应上,其中海外回流的人力资本与FDI结合产生的FDI技术外溢效应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海外人才回流提高了我国FDI技术吸收能力,应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和吸引海外人才回流。     

FDI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研究——来自1999-2007年我国中部六省的经验数据

国外直接投资(即FDI)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问题一直是人们研究的热点问题。文章基于1999-2007年中部六省的数据,研究FDI与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FDI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不是很大,但是由FDI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起反向的拉动作用。鉴于此,文章对中部地区在引进外资方面提出相关建议,即在重视FDI的量的同时更应该注重其质的提高,注重FDI对当地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     

区域金融实力、FDI溢出与实体经济增长——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研究

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基于中间产品种类扩张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对区域金融实力、FDI溢出与实体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然后建立以区域金融实力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利用2002-2012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全国范围还是分东中西部地区,区域金融实力对实体经济增长均具有直接促进效应,提升区域金融实力可以显著地促进实体经济增长;FDI溢出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小和方向都存在基于区域金融实力的双门槛效应,FDI的引入必须与区域金融实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当区域金融实力较低时,过剩的FDI将对实体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当区域金融实力提升到或跨越临界门槛值后,适量的FDI将对实体经济增长产生正向促进作用。     

对外贸易、FDI与环境污染的动态关系——基于PVAR模型的研究

基于PVAR模型,采用我国近2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研究对外贸易、FDI和环境污染的动态关系,为提高分析结果的稳健性,采用工业三废为污染指标。研究结果表明:对外贸易带动了环境污染,并有多期滞后影响;FDI对环境的直接影响较小,但通过带动对外贸易增长,间接增加了环境污染;近20年对外贸易和FDI对环境污染的总体效应较小,但污染排放具有较强惯性,当期排放会有多期影响,而且长期来看对FDI和对外贸易有一定抑制作用。     

全球化、自主研发与雾霾污染——机理分析及中国经验

从外商直接投资视角,结合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背景,构建“FDI－自主研发－雾霾污染”逻辑框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系统考察全球化影响雾霾污染的机理与效应。研究发现：①FDI通过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增加雾霾浓度,通过绿色技术与自主研发两个渠道有利于减霾;②FDI和自主研发协同在导致产业结构污染化的同时,产生了显著的绿色技术效应;③FDI对雾霾污染具有动态影响,当地区迈过一定经济发展门槛后,FDI对环境的影响由“污染天堂”效应转向“污染光环”效应。同时,FDI的“污染光环”效应随地区自主研发能力提升而增加;④雾霾污染在空间维度、时空双重维度上分别呈溢出效应和警示效应,且FDI通过环境“逐底竞争”和产业转移等途径加剧周边地区雾霾污染。因此,在顶层设计和全局规划的基础上,通过政策引导、创新驱动、联防联控等协同努力,可规避全球化带来的环境风险,实现开放发展与绿色发展双赢。     

经济、贸易与环境相容关系论说

经济、贸易与环境相容意指经济增长、贸易扩大没有损害环境,其判别标准包括零污染排放或者污染排放零增长、零污染遗留或者污染遗留零增长、环境自净极限等三级标准;其实现的必要条件是环境有益的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足以抵消规模效应;其测度指标包括绝对值、变化事和比率等三类指标.经济-环境、贸易-环境两对相容关系的成因不尽相同.     

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差异对我国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FDI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对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起着关键作用,而FDI来源国差异性也日益成为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本文对FDI来源国进行了5组划分,同时基于全国总体,东部、西部、中部三个区域和中国南北方地区,分别研究了该因素差异性对我国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并得出了相关结论.     

FDI会促进中国高技术产业的技术进步吗——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检验

本文通过利用《中国高科技产业统计年鉴》（2002～2007年）中5个行业的28个子行业的1995—2006年的相关数据考察R＆D人力资本、R＆D的支出费用和的FDI外溢效应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技术进步的影响。通过动态面板回归实证分析发现技术进步[以生产率指数（TFP）、技术变化指数（TECH）和技术效率变化指数（EFF）作为测量指标]是向均衡稳态收敛的。但FDI没有促进生产率、技术变化和技术效率变化．进一步分析发现FDI的外溢效应存在门槛效应,即FDI的外溢效应需要一定的人力资本的积累．当前人力资本的积累还没有达到这个阀值。因此中国高技术产业的技术进步不能通过FDI溢出效应实现。当区分行业中不同的产权组织形式后,这一结论也仍然成立。     

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基于联立方程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环境技术效应、管制效应的多重角度探讨了FDI影响我国环境的作用机理,并通过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利用我国1988-2007年数据定量分析了FDI影响环境的各种效应太小和方向.研究结果表明:FDI对我国环境产生了消极的规模效应、积极的结构效应、积极的环境技术效应,管制效应尚不明显,总效应为负.据此,合理引导FDI产业布局、充分发挥技术进步技术扩散作用,大力加强环境管制等政策措施应是实现FDI正面环境效应的有效途径.     

FDI、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基于S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背景下,借助SVAR模型检验了FDI、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内在机制。实证表明:我国经济与环境延续了"先污染后治理"的国际道路,FDI短期刺激经济增长显著,同时也恶化了环境,长期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但FDI的溢出效应有利于改善环境污染。为了理论与实践上平衡FDI、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提出了调整经济增长极、优化外资质量和结构等政策着力点。     

异质性FDI绿色技术溢出环境规制门槛效应研究

在测度2003-2018年中国工业36个细分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采用线性模型和门槛模型实证比较诱导劳动型FDI和资本型FDI发挥绿色技术溢出效应的环境规制强度。结果表明：FDI并不会自动发挥绿色技术溢出效应,需借助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但环境规制强度应保持在合理区间。静态门槛模型结果表明,当环境规制强度超过第二门槛值后,两类FDI均能发挥绿色技术溢出效应,但仅资本型FDI显著。动态面板模型结果表明,当环境规制强度提高到第三门槛值后,两类FDI均能够发挥显著的绿色技术溢出效应。此外,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为诱导FDI发挥正向绿色技术溢出效应,应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污染密集型行业设置较高的环境规制强度,而在清洁生产型行业设置较低的环境规制强度。     

上海市经济增长与雾霾污染的关系研究

作为长江三角洲的核心城市,上海地区在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存在严重的雾霾污染问题;在政府着力“调结构、保增长、促发展”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如何实现上海市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文以上海市1992-2015年人均GDP和三类雾霾污染指标为研究样本,通过建立VAR计量模型研究了上海市经济增长与雾霾污染水平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动态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上海市经济增长与雾霾污染之间存在双向作用机制,且雾霾污染对经济增长的反作用与经济增长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相比要大;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为上海市经济增长过程中雾霾污染的主要表现形式,而工业烟尘排放量和工业粉尘排放量为制约上海市经济增长的主要雾霾污染物.针对分析结果,文章还进一步对上海地区的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及开展技术创新等提出了可操作性的建议.     

环境规制强度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分析——基于行业异质性角度

选取我国2006—2015年21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从行业异质性视角,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强度对FDI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清洁行业中,FDI前向技术溢出可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而在污染密集行业中,FDI后向和水平技术溢出可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不论是清洁行业还是污染密集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均会促进FDI技术溢出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提高环境规制会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但在清洁行业和污染密集行业中存在差异性。     

环境规制、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两控区”政策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衡关系已成为亟须解决的焦点问题。文章基于"两控区"政策,以1995—2010年中国287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来分析环境规制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效应,并在此模型中加入外商直接投资(FDI)相关指标,分析环境规制和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两控区"政策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作用主要表现为"两控区"政策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影响效应是由东部地区向中部地区逐渐减弱,对西部地区有抑制作用;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也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此作用由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逐渐减弱。这表明在"两控区"政策的实施下,加强环境规制和外商直接投资力度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从而实现环境规制、FDI和经济增长的多赢局面。     

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论文选取1992～2002年中国29个省市外商直接投资（FDI）、经济和环境相关数据，从定性和定量描述的角度探讨了FDI对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CK）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FDI与水污染物排放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不可否认，在我国接受经济全球化影响的过程中，由于部分地区急于吸引外资，加之我国环境管理体系的不完善，在某些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环境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选取中国2005—2018年的267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以FDI为中间变量,分阶段构建模型,实证分析了FDI在环境规制减排效应中的作用及其区域差异。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具有显著的减排效应;环境规制的增强对FDI的流入整体呈现正向效应,且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呈现倒“N”型曲线关系,目前中国FDI流入的整体水平处在第二个拐点之后,存在显著的减排效应;全国、沿海和内陆地区,FDI在环境规制的减排过程中显著发挥了间接影响作用,环境规制的增强会增加具有“污染光环”效应的FDI,减少具有“污染天堂”效应的FDI。因此,各地区应坚持招商引资与污染防治并举,通过提高环境标准,加大对企业排放水平的监管力度,充分发挥FDI在环境规制减排过程中的间接作用,进而改善环境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