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养老中的家庭代际关系研究——以2010年七省区调查数据为基础

本文以2010年“中国家庭结构与代际关系变动分析”调查数据为基础,考察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居住方式、生活费用来源和起居照料。农村65岁以上老年父母以与已婚子女共同生活为主,但独立生活已显示出增加趋向;城镇老年人则呈现独立生活和与子女共同生活并存的局面。城市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之下,子代的“实质”性养老责任逐渐被“非正式”或形式养老所取代,“刚性”供养变为“弹性”支持。而养老保障制度尚未建立起来的农村,老年父母,特别是父亲尽可能参加农耕及其他有收入的劳动来减少子代赡养负担。70％的老年人从生病至去世在一年之内,多数老年人并没有给子代照料带来很大压力。子代养老中的性别差异在城市已经弱化,相对来说儿子承担养老的比例高于女儿;在农村,儿子仍是父母养老的主要承担者。     

流动人口的迁移模式与市民化

流动人口实现市民化的程度可能与流动人口迁移的具体模式有关.利用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检测调查2017年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迁移模式对流动人口的市民化存在以下影响:第一,相对于单独流动而言,只与子女一起迁移、只与父母一起迁移、与配偶和子女一起迁移、与配偶和父母一起迁移、与配偶子女和父母一起迁移对流动个体市民化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与配偶子女和父母一起迁移对市民化水平的提高程度最大,大约使流动个体市民化水平提高5.8个百分点.第二,只与子女一起迁移、与配偶和子女一起迁移这两种迁移模式对年轻流动个体、女性流动个体和高中以上学历的流动个体市民化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对于这三个群体,父母在提高其市民化水平方面的积极影响仍然存在,且边际影响更大.第三,对于未婚流动个体,与父母一起迁移对其市民化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女性的教育优势——一个基于家庭教育支出的解释

女性在高等教育中表现出优势是近年来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并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本文试图从家庭教育支出的角度对这一现象加以解释。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年的数据，本文发现：有女孩的家庭无论在教育支出总量还是人均量方面都显著高于没有女孩的家庭。利用第一胎子女性别作为工具变量的2SLS估计结果同样支持这个结论。这个现象可能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首先，传统的“助儿买房”观念使父母将大部分家庭资源都分配给男孩，所以要在教育支出上对女孩进行补偿。其次，上大学给女性带来的回报高于男性，激励父母增加对女儿的教育投资。异质性分析表明，上述效应更可能发生在农村、多子女、子女尚未就读大学、家庭预算较为紧张的家庭中。     

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是多因素综合之结果

中国出生性别比的异常偏高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理论上讲,生育率、家庭规模和性别偏好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在有性别偏好的国家或地区,性别偏好往往与小家庭规模相互迎合,即性别偏好的满足经常是通过多生育子女来实现,性别偏好对生育率下降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反过来,当小家庭规模和低生育率成为时尚的时候,如果男孩偏好没有改变,出生性别比就开始发生扭曲,这种扭曲在人口层面上表现为人口性别比的升高;在家庭层面上表现为大家庭的性别比趋于正常,小家庭的性别比偏高。     

人口计生部门如何关爱空巢老人

1空巢老人的涵义及成因有学者指出:"在我国,空巢老人是指子女不在身边同住或者没有子女,现与配偶、保姆或租客等同住,或者因丧偶、离异、未婚独居的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②"空巢"是家庭生命周期中的一个阶段,此阶段开始于最后一个孩子离开家庭,结束于配偶离世。随着社会变迁和人口流动的发展,国际移民、国内移民都在增加。     

子女性别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

以往研究重点关注父母对子女的代际传递,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子女是否会反过来塑造父母的行为和决策。本文利用中国微观调查数据,检验子女性别如何塑造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子女性别会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受传宗接代等传统观念的影响,男孩会通过“为儿买房”机制增加家庭储蓄率、减少风险资产投资;由于女儿对父母提供的代际支持相对更多,女孩家庭参与养老和医疗保险的概率相对男孩家庭更低。     

已婚独生子女家庭人口与居住安排关系研究

第一代独生子女大规模进入婚育年龄,由于此类家庭关系的特殊性,势必对传统的家庭居住方式产生冲击。利用2006年苏州市20-29岁育龄妇女家庭户调查资料,通过列联交互表与卡方检验的方法,判断已婚独生子女居住方式与非独生子女的差异性。总体上,已婚独生子女与父母的居住方式依然以从夫居为主,但也出现了夫妻之间从妻居、父子之间从子居、双方父母之间从独居等新的居住安排形式,这种居住安排与理性选择理论相一致,意味着新生家庭会根据现实需要作出相机选择。比较而言,已婚独生子女家庭更侧重父母的需求,而已婚非独生子女家庭更侧重子女的需求。     

家庭经济(注)是一种特殊的混合经济

本文所说的家庭经济,指的是家庭成员以自我服务为目的而进行的一切无报酬的劳务活动和消费活动的总和。所谓劳务活动,指的是购买和加工吃、穿、用的商品以及照管、抚养、教育子女(对子女来说就是侍服父母)的活动。所谓消费活动,指的是直接享受购买和加工后的吃、穿、用的商品的活动。在家庭经济的定义中,我们排     

父代教育水平、代际传递与子代基础教育不平等

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采用OLS和多元有序logistics回归分析方法,本文研究了教育代际传递在初等教育阶段的显著性及作用机制。本文研究发现：初中阶段存在显著的教育代际传递效应,父母受教育水平对子女学业表现具有显著影响。父母最高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子女平均成绩提高0.322分。其中,城市父母受教育水平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强度大于农村;父亲受教育水平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大于母亲;随着子女平均成绩的提高,父母受教育水平对子女平均成绩的影响强度趋于下降,表明学业表现欠佳的“后进生”受父母教育水平的影响更大。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表明,父母教育水平通过影响教育期望和教育投入作用于子女学业表现。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子女自身教育期望和亲子互动都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重分别是45.067%、43.329%和0.939%。基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对机制的再检验再次证实中介效应的显著性。因此,要重视初等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对普通家庭的孩子进行适度的政策倾斜;父母要注重家庭文化资本建设,既要提高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也要增加对子女的陪伴,担当起子女成长中的“重要他人”角色。     

个体家庭、网络家庭和亲属圈家庭分析——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

本文对个体家庭、网络家庭和亲属圈家庭的构成方式、相互关系和变动特征进行了探讨。根据本项研究，近代之前传统时期具有抚幼养老功能的个体家庭受到官方和民间重视和推崇；父母在世时兄弟分家被抑制，网络家庭成长空间被挤压；亲属圈家庭是个体家庭获取社会资源的基础和主要的求助对象。近代以来，特别是解放以后，个体家庭的抚幼养老功能被分解；多子家庭亲子分爨形成网络家庭占据主导地位，养老责任由子代单元家庭分担，“家内”养老被“家际”养老所取代；亲属圈家庭对个体家庭的维系作用降低。当代社会，现代法律制度为双系网络家庭的产生创造了制度环境，人口控制政策下独生子女家庭大幅度增加是其产生的生物基础，城市化则成为双系网络家庭发展的推动力量；亲属圈由于已婚女儿与娘家构成网络家庭而削弱，并在部分两代及以上均为独生子女的家庭中趋于消失。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探析离异家庭子女心理问题的成因及对策

近年来,伴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高速发展,我国离婚率呈现急剧上升趋势,离异家庭子女的心理问题日益引起社会的关注。本文主要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离异家庭子女心理问题的成因进行分析。关注离异家庭子女是社会大家庭共同的责任。     

我国居民家庭子女教育投资动机的经济学分析

我国城市居民家庭在子女教育投资方面,一般会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影响,并且父母的当期收入会影响到对子女当期教育的投资;父母对于子女教育投资的动机主要符合贷款合同模型,即父母对于子女的教育投资是暗含后期回报的合同,这一合同主要通过家庭的某种内在机制和社会道德标准来执行的.基于这样的结论,笔者认为,为扩大父母对子女教育方面的合理投资,国家应该建立健全教育方面的金融渠道,提供符合我国国情的教育贷款或保险,使父母对子女的教育的投资更加平滑.     

子女性别与父母幸福感

中国的市场化深刻转型和经济快速发展极大地增强了女性的经济社会地位,女儿更有能力提升父母的福利;但同时由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尚未彻底完成,传统农业文明下形成的"重男轻女"观念仍然存在,因此女儿是否给父母带来比儿子更多的幸福感,就仍然是一个有待检验的经验问题。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年数据定量研究子女性别对父母幸福感的影响。借助第一胎子女性别的外生性,本文发现,在子女的婴幼儿以及中小学读书阶段,子女性别对父母幸福感无显著影响;而到了子女的结婚生子阶段,儿子带给父母的幸福感比女儿显著更低。特别地,本文没有发现儿子通过"养儿防老"渠道给父母带来更高幸福感的证据:分析显示女儿带给老年父母的幸福感也比儿子更高,这对于有养老保险的父母尤为显著;但发现了父母因为"助儿买房"而损失幸福感的证据:城市里更高房价让男孩父母的幸福感更低。     

关于我国义务教育中的收费与教育公平研究

一、对我国义务教育中“乱收费”的认识 义务教育是法律规定适龄儿童和青少年必须接受,国家、社会、家庭必须予以保证的国民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应当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义务教育也称为强迫教育、免费教育或普及义务教育。这里的“义务”是指国家、社会、家庭和学校都承担使全体国民受到的教育水平必须达到国家规定的教育标准的义务,即:父母有使其学龄子女就学的义务;     

家庭谈判能力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分析

本文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分析了夫妻家庭内部谈判能力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妻子家庭谈判能力从无或者很弱到有(可以在家庭决策中与丈夫共同商量)再到较强(在家庭决策中可以独自说了算)的过程中,子女人力资本投资增加的概率也随之提高。与丈夫获取更高家庭谈判能力相比,妻子谈判能力更高的家庭,其子女更有可能拥有自己的书桌、享有自己的房间、获得更多数量的课外书和面临更多的课外辅导机会;夫妻双方家庭谈判能力相当时,其子女拥有自己书桌、房间和参加课外辅导的概率将显著增加,子女没有课外书和拥有1-5本课外书的概率将显著减少,而子女拥有6-20本、20本以上课外书的概率则将显著增加。改善女性家庭谈判能力对于促进子女教育、特别是促进教育的性别平等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有三个方面可以改进：要加强女性教育投入,可以通过全日制、在岗培训、夜大学、岗前培训等多种形式提高已婚女性的受教育水平;通过多渠道促进女性就业,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增加具有女性倾向的财政性转移支付。     

罪犯未成年子女问题应引起重视

据统计，中国每年审判的案件约有40万件，罪犯人数在40万以上，其中已婚罪犯约占70％，也就是说，约有28万罪犯造成28万以上罪犯子女处于恶劣境况。由于父母犯罪，其子女成为人类最不幸的特殊群体，他们得不到烈士子女获得的尊重和照顾．也没有一般孤儿受到的救济和扶助。罪犯未成年子女问题越来越突出和受到社会的关注。他们或因父母服刑而无人监管，或因经济压力而面临失学，有的还步父母后尘，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对罪犯未成年子女问题的解决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对他们的保护，不仅是保障他们能够健康成长、避免受到任何歧视、预防其违法犯罪的基础和关键，同时也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现将较为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简要的探讨，希望能够引起人们对罪犯未成年子女保护问题保护的引起重视，共同关注罪犯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研究

在中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子承父业”模式一直是主流,但企业成长阶段的推进、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天的一些改变等因素,影响着中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培养对象逐步由家族企业主的子女向与其或其家庭有着业缘、地缘等关系的泛家族化,甚至向将来的非家族化延伸。家族企业的后继者不再仅限于企业主的“子,”而是由与家族企业有血缘关系的继承者和家族企业的非血缘关系继承者共同组成后继者群体。     

农村三代家庭中子女外出务工对老年人经济支持的影响研究

劳动力外流在积极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老年人的家庭养老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本文利用深圳市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从子女角度分析了中国农村子女外出务工三代家庭中老年人的经济支持.结果显示:首先,农村老年人与其外出务工子女三代家庭的代际支持符合合作群体模型:经济支持主要由子女流向老年父母,最有需要的老年父母获得更多的经济支持;众多老年父母给留守未成年孙子女提供了同住和生活照料帮助,老年父母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经济支持.其次,外出务工子女的城市化程度并没有影响其提供的经济支持.最后,文章指出了研究结果对完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和促进剩余劳动力外流的启示.     

从“德孝证明”说到官员的“道德资本”

河北魏县2008年以来,提出了“德孝治县”的施政理念,县委决定,干部升迁之前,在组织考察环节中,调查了解考察对象在孝敬双亲、夫妻关系、教育子女等方面情况,并由其父母、岳父母（公婆）、配偶等写出德孝方面证明材料,凡是德孝方面有问题的干部实行“一票否决”。     

居住安排与晚年孤独——基于CHARLS的实证分析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我国老年人的居住方式已从传统的"多代共居"模式分散为小家庭居住模式,不同居住安排方式对老年人孤独感会产生何种影响?文章在回顾国外有关研究后,通过对CHARLS数据分析发现我国老年人选择与配偶居住的比例最高(占比42.88%),其次为与配偶一起同子女居住(占比34.01%);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与配偶居住的老年人孤独感程度最低,除配偶以外其他人的加入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增加老年人高孤独感的风险;此外发现女性、农村地区、受教育水平低、社交活动少、养老金领取水平低的老年人容易感到孤独且较参照组孤独程度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