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投资视角下的慈善机制构建

在慈善机构机制的构建中,需要推动以社会为主体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社会主体力量的强大要求国家在制度变迁过程中逐步减少控制,把更多权力归还社会,同时国家也有责任激活个人和团体等社会主体进行制度创新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形成国家与非盈利组织和慈善组织为多元主体的制度创新和供给体系。制度变迁,尤其是交互式制度变迁实际上是制度主体:国家、市场、社会各力量之间经过反复多次博弈而达到的均衡选择,是一种利益调整和认同过程。在中国社会转型进入关键期和公民社会进入快速发展期这么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慈善组织等社会主体本身具有进行制度创新的内在动力与能力,在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中,辅以社会为主体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实现综合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种模型的交互式制度变迁。     

近代中外金融制度变迁比较

本文通过对近代中外金融制度变迁规律的比较，从中总结出两者的不同。作者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并加以引申和发展。文章认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是可能在一个国家的金融制度变迁过程中交替发生的，而对交替规律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借鉴价值。在近代中国和西方国家，对交替规律起关键影响作用的要素（诸如宪法秩序、产权制度、意识形态等）不同，这决定了强制性变迁是否以诱致性变迁的成果为基础，即正向交替，还是逆向交替，以及强制性变迁完成以后，是否能够再次引发诱致性变迁（第二次交替）。本文是以经济学理论运用于经济史研究的一次尝试。     

以客户为导向加强中资银行制度创新

林毅夫用＂需求—供给＂这一经典的理论构架把制度变迁方式划分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两种,＂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一群（个）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指的是南政府法令引起的变迁。计划经济时期,     

1978年以来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政策演变与路径分析

1978年以来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经历了以农业银行为主体、以农村信用社为基础、非正规金融为补充的金融体系初步形成和以农村信用社改革为主体、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相互分工、非正规金融受到压制、正规金融体系得以深化的两个阶段。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是政府主导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沿袭正规金融体系及机构,压制非正规金融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忽视金融机构的基本功能,具有显著的路径依赖特征。应结合两种变迁方式,逐渐转变到以诱致性变迁为主的路径。农村金融改革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多样化多层次的制度供给。     

WTO下我国外贸制度的变迁

制度因素在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中,一直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一历程中,发生重要作用的制度因素主要体现为一种国家的意志,即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而在对外贸易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则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变迁主体转换假说研究——一个探索性的制度逻辑框架

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往往采用不同的形式,其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方式较为普遍,即政府和微观主体轮流充当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变迁的第一集团。在综合原有制度变迁模式和社会实践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主体转换假说,并对影响主体转换的因素进行了详细分析,对转换时机的选择和转换失败的后果进行了理论性论述,这对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和演化具有指导意义。     

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现实表征及其制度变迁

我国城市化已经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并在城市化进程中呈现出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独有规律,如城市化滞后、农村工业化、农民工现象、城中村现象、强关系主导的就业模式等。现有的城市化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些特点,诱致性制度变迁能够消除强制性制度障碍对城市化进程的限制,形成中国特色的城市化进程,但容易造成路径依赖和路径锁定,不利于城市化质量的提高和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诱致性制度创新包括"隐性补贴"、"购物交换"、"城市村"等。     

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历史变迁与制度创新

考察中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历史变迁,是研究农村养老问题的学术起点。面对低效率的现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各地纷纷进行了制度创新,形成了一些新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模式。农村养老保险的制度创新是一个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相耦合的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商业信用制度的诱致性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商业信用制度的变迁是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但它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明显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那种完全自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这一诱致性制度变迁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商业信用制度的“外部收益”性，而政府确立面向市场化的改革后使商业信用制度的诱致性变迁成为可能，非政府主体自发恢复被政府剔除于制度供给之外的商业信用制度，进而影响政府的制度供给，迫使政府最终设立发展商业信用的制度装置，促成商业信用制度实现诱致性变迁。     

制度变迁与区域进出口贸易的关联:强制性抑或诱致性

基于1997～201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结果显示,不同类型的制度变迁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强制性制度变迁对我国对外贸易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诱致性制度变迁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为负。这表明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也是导致我国区域对外贸易差异乃至区域经济差距的重要因素。     

开发区兴起与发展的制度比较

中国开发区的发展可分为强制性制度变迁阶段、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并行阶段、诱致性制度变迁阶段,每个阶段都与中国经济转型的阶段对应叠合。开发区区域演进历程、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与中国经济转型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建立开发区就是利用新的获利机会诱致制度变迁,推动体制转换,是最典型的不触及存量结构的增量改革。     

西藏草场制度变迁的实证分析

和平解放后西藏草场制度发生了若干次大的变动,其中,有的是强制性制度变迁,有的是诱致性制度变迁,总体上看,诱致性制度变迁一般都取得了较优的绩效,如家庭草场承包经营责任制。但由于制度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表现出了一定的不足和缺陷。文章通过对西藏牧区草场制度变迁的回顾。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西藏草场制度变迁的动力和原因,为当前牧区草场制度的进一步创新和发展提供思路。     

农地产权制度变迁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在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作用下,农村劳动力转移受阻;而在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作用下,农村劳动力转移则充满着"活力",转移速度增快,转移规模增大。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以1978年为界,将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分为建国至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初期至现在两个阶段,在产权理论的框架下予以分析,并在比较的基础上提出几点结论性建议。     

论综合配套改革的特征、路径与目标

综合配套改革具备先行先试性、综合性和配套性三个特征。由于它是一种整体性的制度变迁,其路径既不能延续以往的政府强制性改革路径,更不能跨越到完全的诱致性改革而放弃政府的引导,而应该是政府引导下的诱致性改革。改革的目标是探索一个依托于内生制度创新的区域发展模式。     

从新中国会计史看会计制度的变迁方式——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

本文从介绍制度变迁的两种方式——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的基本理论出发,从一种新的经济史学的角度对我国建国以来的会计史进行了论述和研究。它注重制度在整个会计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最后得出作者的几点认识和结论。     

对我国市场化进程中制度变迁的思考

我国农村经济中以诱致性变迁为基础的制度变迁之所以取得较大成功,主要是因为农民对改革的预期收益较有把握和路径选择成本低。但面对家庭承包责任制向农村经济的高度市场化改革,诱致性变迁就缺乏条件。城市经济中的强制性变迁选择虽有充足理由,但由于没有充分考虑到市场经济制度环境的建设和城乡统一大市场的要求,其改革的成效并不显著。应当从建立全国城乡统一市场的要求出发,把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有效结合起来,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进程。     

借助强制性制度变迁发展广西民营经济

尽管广西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享有政策优势,但民营经济的发展仍然不尽人意。这主要是因为广西在体制改革、政策导向、思想观念等方面滞后,导致仅靠内生的、自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难以有效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因此,特别强调在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基础上必须借助强制性制度变迁来推动民营经济发展。     

潮涌现象与政府在产业结构变迁中的作用:以港台为例

本文根据政府是否主导产业结构变迁将其划分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并提出发展中经济更适于采取强制性变迁。这是因为发展中经济如果采取诱致性变迁,往往会导致"潮涌现象",而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变迁则能够顺利促进产业升级。港台两地二战以来的产业结构变迁为上述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温州民营企业的制度变迁探微：从交易费用出发

温州民营企业制度是在宏观特定经济体制下追求交易费用最小化的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选择,其过程呈现为诱致性的制度变迁：由于体制改革等所致的制度不均衡,经济主体从对交易费用和获利的可能性的权衡中,自发性的引导企业制度的变迁.本文运用交易费用分析范式,对温州民营企业的制度变迁的进行初探.     

我国农村承包地流转制度变迁解读——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分析

制度变迁的过程是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其目的是使外在的潜在利润内部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家庭承包责任制的边际效益和边际效率均逐渐递减,农民在潜在外部利润和获利机会下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承包地流转,实行诱致性制度变迁。但这种承包地流转制度极不规范,没有一定的制度规则可循。虽然制度变迁是制度主体为实现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社会博弈过程,但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时快速发展时期,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在承包地流转发展完善期间应居于主导地位,从农业发展和国民经济的整体目标决定制度供给的方向、形式、进程及战略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