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虚假诉讼治理思路的再思考——基于实证视角的分析与研究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于虚假诉讼的规制以案外人权利保护为核心。在规则实施过程中暴露了权利保护滞后、手段单一、成本高、难度大等方面的问题。欲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转换思路,统一民、刑对于虚假诉讼范围的界定,将"虚假行为"主观故意"与"妨害司法秩序"作为虚假诉讼的构成要件,对于"单方实施的虚假诉讼"与"串通实施的虚假诉讼"采取不同的治理方法与程序。同时注意虚假诉讼的民刑衔接程序的设计。     

浅析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诉讼时效问题的处理

关于时效问题的处理模式世界主要有两种立法例:法院依职权主动审查和由当事人主张,世界上普遍采取的是后一种做法,但我国目前采用的是法院主动审查并作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这个做法和民事诉讼中的很多理念、制度是相悖的,本文试图从诉讼时效的处理方式与诉讼要件、权利保护要件审查方式的冲突,与辩论主义与程序保障制度的冲突,与既判力理论的冲突三方面进行分析。     

新《证券法》下证券欺诈集体诉讼的司法审查——以美国《联邦民事诉讼法》第23条为范本

全面实行发行注册制容易引发虚假陈述、操纵市场等证券群体性纠纷。2020年新《证券法》第95条规定了普通代表人诉讼和特别代表人诉讼并驾齐驱的“双轨制”诉讼，克服了集体行动难题和公共执法不足的两大流弊。然而，作为我国首例适用特别代表人诉讼的康美药业案，并未提及“双轨制”诉讼程序转换的司法审查要求，无疑会产生诉讼选择困惑、审判实务疑难、法律规范难以预期等结构性矛盾。对此，我国亟须以美国《联邦民事诉讼法》第23条为借鉴，完善中国式证券欺诈集体诉讼的默示要件、先决要件和维持要件。其中，对于先决要件的实质审查，法院应重点关注众多性中的非数量要素、聚焦“定性而非定量”的共同性问题、把握典型性中的诉请本身是否利益一致、判断充分性是否嵌入正当程序之中。同时，法院也要对投资者的声明退出加以审查，避免道德风险引发“诉讼失灵”。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银行债权的拯救

《民法》中的诉讼时效又称诉讼时效期问,简称时效,是保障权利人运用诉讼程序实现其请求权利的时间效力。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权利人享有请求法院依法定程序强制义务人履行其义务的权利。在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权利人即丧失了胜诉杈。权利人提起诉讼,诉讼时效期问确已届满的,法院应当依法驳回权利人的诉讼请求。诉讼时效期问届满后的债权,不再受国家强制力保护。     

论虚假诉讼受害人的救济:兼探讨第三人撤销之诉适用

虚假诉讼可能侵害的主体包括诉讼参加人和案外人。在我国当前民事诉讼程序和制度设计中,分别有再审、执行异议、执行异议之诉、另行起诉和第三人撤销之诉等多种救济方式,对不同救济方式不仅要从制度与程序对接与协调层面予以梳理,更需要从有效救济的角度对比分析何种途径更利于救济虚假诉讼受害人。再审救济的主体最全面,但在启动时往往需要公权力的介入及推动;而执行异议之诉、另行起诉所能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相比之下,第三人撤销之诉既可以弥补以上程序带来的救济不足,也回应了其在设立之初就被设定为规制虚假诉讼的立法目的。在初步可以证明存在虚假诉讼的情况下,应尽可能放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资格,甚至可以将第三人撤销之诉作为启动虚假诉讼受害人救济之门。     

向虚假诉讼“亮剑”

这一切,其实是当事人通过虚假诉讼把本来子虚乌有的债务关系通过法律程序确定下来,以达到侵占别人利益的目的,让不少"富翁"变成了"负翁"。原本想与人合伙创办公司赚钱,没想到钱没有赚到不说,还莫名其妙地背上巨额债务;感情破裂的夫妻俩准备离婚,却意外得知另一方欠着别人一大笔钱,作为婚内债务需要两人共同负担,到法院打官司,又因为合伙人或者夫妻一方的全盘承认而被判偿付……这一切,其实是当事人通过虚假诉讼把本来子虚乌有的债务关系通过法律程序确定下来,以达到侵占别人     

一起银行诉讼追透案件被驳回引发的启示

近年来,少数法院以持卡人恶意透支,案件不属于法院管辖为由,驳回了发卡银行的追透诉讼,折射出法院和银行对此类案件的不同认识。本文通过一个典型案件,结合2009年12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试就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并就银行应注意的问题作出提示。     

浅析民事诉讼中的“部分请求”

部分请求诉讼在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都有学者做过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在其立法上也有所规定。但在大陆,部分请求诉讼在立法上没有规定,在民事诉讼理论学界有较少有学者关注,司法实践中也是比较混乱。本文视图通过对部分请求与重复起诉等相关概念的比较,界定其内涵。并从诉讼标的理论和诉讼价值取向分析了学者所持的不同观点,对部分请求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浅析和探讨,并对部分请求问题的处理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国际投行为何青睐我银行不良资产?

2004年10月下旬以来，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KTH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KTH)与国际知名投行摩根士丹利(下称摩根)的法律纠纷渐渐有了分晓：10月21日，香港高等法院驳回摩根对KTH的控告，同时要求摩根承担被告方因此诉讼而产生的所有费用；11月4日，摩根提出的关于开曼群岛法院对案件无管辖权的诉讼，也被驳回。     

论恶意诉讼产生的原因及防范

民事诉讼活动本应是民事主体借助人民法院的审判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达到社会公平正义的纠纷解决方式。然而近年来,少数当事人却通过伪造各种假象的手段提起诉讼,骗取法院对自己有利裁判,利用国家审判权＂合法＂侵犯他人权益,并且这种虚假、恶意的民事诉讼行为在司法实践中有日渐增多的趋势。     

主体论视域下涉案企业合规有效性审查的三种模式

刑事诉讼全流程合规改革围绕合规有效性审查主体逐渐呈现出第三方组织审查、检察机关审查、法院审查三种模式。但三种审查模式在制度设计、程序衔接、标准统一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问题,不利于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工作的推进。第三方组织审查应将合规计划审查与合规整改评估一体化考量,前者秉持以“定性分析”为主的逻辑,后者秉持以“定量分析”为主的逻辑,并量化审查、评估标准,优化配套措施。在检察机关审查模式中,应当合理区分“范式合规”和“简式合规”,明确检察机关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的合规考察报告审查模式,以区别于第三方组织审查模式。在法院审查模式中,应通过检察听证会、第三方管委会预备审查等方式强化对合规整改有效性的审查,以实现对检察裁量权的合理限制,并以检法协同的模式,在审理阶段共同推动合规案件的办理。     

理性思考我国小额诉讼程序之价值与定位

正新《民事诉讼法》将小额诉讼程序纳入我国民事诉讼程序中,本文在对湖北省与广东省五个试点法院实践调研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小额诉讼程序本身的价值取向,其与我国目前"案多人少""案件分流"等热点问题的作用关系,以及该程序在实践中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认为小额诉讼程序所能实现的功能低于人们的期望,而其可能引发的问题更应当慎重对待。     

法院审理保险合同案件的两种解释方法比较

目前保险合同诉讼案件日趋增多,为探究当事人订立合同时的真正意图,不少法院采用了语境解释,当事人为证实自己的主张不断地举证,法院慎重地审查当事人提出的证据,但法院仍然存在错判的风险,而当事人诉讼成本的增加则是确定的。有时法院采用文本解释,即仅根据保险合同本身也能正确地判案,但诉讼成本大大降低。本文比较了这两种解释方法对法院判决保险合同案件准确性以及当事人花费诉讼成本的影响,指出文本解释优于语境解释。     

国家治理视野下检察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功能省思——以环境公共利益救济为例

当下检察机关对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进行了大量制度创新,凸显了诉前程序的独立价值,并逐渐演变为由检察机关深度参与的一种新型社会治理机制。实践的突破对既有诉前程序理论与规范的冲击也随之而来,反映出检察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一体化的制度设计造成法律监督范围、管辖规则以及公共利益救济等方面的诸多矛盾,根源在于传统的诉讼思维遮蔽了诉前程序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独特价值。厘清诉前程序的功能价值,应将其从诉讼场域转向治理场域,实现从司法审查到协同治理、从程序警示到实质性救济、从事后救济到风险预防的三重转变,并从磋商程序的适用规则、检察机关一体化管辖以及协同功能的保障措施与限制措施等方面完善当下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相关制度。     

美国政府采购中的公益代位诉讼制度及其启示

公益代位诉讼,是美国联邦《防制不实请求法》中所引用的独特机制。本文通过对美国联邦《防制不实请求法》中的规范对象、诉讼程序和公益代位诉讼制度成效的介绍,建议我国应借鉴美国联邦《防制不实请求法》的一些做法,对完善我国政府采购制度将有重要意义。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吊销后银行如何诉讼

有这么一个案例：某行为保全债权，依法对借款人和保证人提起了诉讼。诉讼过程中，保证人以借款人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为由，要求驳回该行起诉或追加变更被告。对类似案件，法院以前往往以债务人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为由驳回起诉或者要求追加清算义务人作为被告。一般情况下，法院这样做能够起到充分保护银行债权的作用，但在银行急于行使对担保人的担保权利的情况下(如担保人担保能力非常强)，则无疑延长了诉讼时间，造成了不必要的……     

证券民事赔偿的司法难题及其解决思路

不久前，亿安科技、银广夏事件的最终受害——投资提出请求赔偿的诉讼，因法院认为尚缺乏受理条件而通知暂停。法律界人士普遍认为，我国确实存在相关法律规范不完善或缺乏操作性的问题，如证券欺诈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损失数额的计算确认、诉讼主体的确定及诉讼方式、赔偿的实现等。要实施证券民事赔偿，存在诸多司法难题亟待克服，我们主张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先行解决其中若干问题。     

浅论我国当前诉讼调解制度的缺陷及其建构

由于现行诉讼调解制度本身的设计缺陷,法官以裁判者的身份参与调解会使其角色错位,加之法院和法官对诉讼调解享有过重的程序利益因而热衷追求调解率,使得各类隐性的强迫调解难以禁绝。而且调解程序中的利益博弈往往使诉讼调解呈现权利人单向让步的倾向。当前诉讼调解名义上是当事人自主,自决的活动,而实质上是法官起主导、决定作用,就必然会发生有权利无救济的失衡现象。不讲公平、不辨是非、强加于当事人的调解并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相反,它背离了法治、公平、自愿的原则,与谋求增强司法能力的努力南辕北辙。文章拟从我国现行的诉讼调解制度入手,深入剖析其存在的缺陷及其原因,并对如何建构我国的诉讼调解制度提出了设想。     

监督行政对权利的影响——以《行政诉讼法》第1条为基础的解释学展开

从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角度来考察,不难发现脱离诉讼请求的合法性审查,理论上无法构建体系化的诉讼模式,实务上也充斥着程序空转的“陪跑”悖论。昔时掺杂浓厚司法与行政两权对抗的司法审查技术,可以尝试以请求权基础来构建一套较为统一与温和的行政诉讼法体系,即对以《行政诉讼法》第1条为起始的诉讼目的进行全新的解释学阐微。相对弱化而非否定合法性审查作为诉讼要件的地位,将诉讼请求作为一独立的诉讼标的予以分析,可消解监督行政异化为权力衡平之术的质变,亦定分止争而尘埃落定。与第1条休戚相关的第2条与第12条也应做出相应解读,前述两条中的“认为”句式表征了此处应一致解释为原告的诉讼理由,或者是第49条所指明的拥有具体诉讼请求的表现。而第6条可限缩解释为与诉讼请求有关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诉讼请求框定了案件审理范围,是诉讼类型化的依据,对行政行为的审查根源于此、受制于此,而不是来自监督行政的需要。以请求权基础为核心的纠纷解决模式可容纳司法审查的裁判模式来直面争议,促进实现案结事了的诉讼新格局。     

刑事再审请求审的证据审查模式

当事人申诉为启动再审审判的一种方式,再审请求审的审查是开启再审审判的关键。再审请求审与再审审判是再审程序两个不同的阶段。再审请求审的核心内容为司法机关通过审查案件中的证据发现是否存在再审理由。再审请求审在本质上不属于一种正式的审判程序,审查的内容不涉及案件的实体问题,故在证据审查模式上有其独特性。再审请求审阶段的证据审查,一方面要明确新证据的范围,另一方面要对新证据和旧证据予以合理评价。除此之外,再审请求审的证据审查模式不仅要符合再审的基本理念,还要权衡法的安定性与实体公正性之间的价值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