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基因、金融发展与“法律家长主义”进和退(上)——功能视角下的“中国悖论”及求解

本文重新评述与论证了法律与金融发展之间的若干功能性机理以及在金融发展中,普通法基因的重要性,尤其反思了法律与金融理论中的“法系决定论’”之理论缺陷,论述了其他替代性“制度基因”在中国“新兴加转轨”的特殊环境下之适应性功能、角色以及公共政策含义,然后结合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与法律成长经验,反思了“法律与金融发展的中国悖论”之理论命题,指出中国的资本市场的初期发展,并非像主流法律与金融理论所强调的那样是源自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而更多地却是来自国家对投资者的“法律家长主义呵护”。中国在未来需要及时转变“家国基因”主导下资本市场发展与治理的“法律家长主义”作风,更多地以“园丁”身份并本着“生态主义精神”去着力维护“新型金融业态”的生态平衡,同时努力培植市场治理与司法治理相结合的普通法“制度基因”与精神,以增强中国金融法律适应市场演进的能力,促使中国金融市场成长为一个更加包容、开放而且能够自我扩展的内生秩序。而在此过程中,“金融法之艺术”或“金融治理的法律艺术”可能比法律起源对金融可持续发展更为重要。     

“想象”他者与“虚构”自我的学理表达——有关《法律东方主义》及其中国反响

《法律东方主义》一书是美国学者络德睦近年来的一部比较法论著,翻译成中文后引起了中国法学界的高度关注,此书将前人"东方主义"中国中心论"等理论应用于法律领域,提出了"法律东方主义"的概念,虽然理论的原创性不算太强,但也对不同文化比较中的自我与他者的认知进行了反思,这种反思对于西方人对世界的重新认知,尤其是对"东方"的重新认知具有很强的警醒作用,对于东方世界存在的"自我东方化"现象同样有警醒作用。然而这种作用不能夸大,更不能政治化,在特殊的社会情境中成为"政治消费品"。因此,对此书在中国的讨论和可能的"政治化"应该保持警惕。     

后金融危机下我国资信评级机构法律规制的完善

一度被奉为投资者利益的"守护神"和资本市场的"看门人"的资信评级机构,在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中推波助澜,引起了人们对其规制立法的重新思考.对于尚未成熟的中国评级行业,借鉴此次危机的教训,规范行业运行,保障我国金融健康稳定发展势在必行.应该把握我国资信评级机构的发展现实,秉持发展与监管并重以及评级公正、客观与独立的理念,梳理与制定相关法律,构建和完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监管模式与收费机制、信息披露与利益冲突规避机制以及法律责任机制等具体的序列化、层次化的制度设计.     

理性对待中国的无法、有法、反法与超法——“法律东方主义”的启示

关于中国法律的"东方主义"认知是一种对中国治理模式非常系统化的误读,一种根深蒂固的情绪化偏见。它提醒我们警惕这样一种长期以来存在、也将继续长期存在的现象:因为观察和研究的感情化,使得人们对于中国治理模式(包括中国法律体系)的了解和理解常常处在一种盲人摸象的褊狭状态,即简单化地用"无法"反法"或者"超法"来概括中国的法律制度实践,而无视"有法"才是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形态。法律的"东方主义"不仅仅在知识上让我们误读了中国,也在政策上误导了中外的政治家。本文呼吁理性对待中国法律制度实践中无法、有法、反法与超法四种现象共存的状态。     

金融危机背景下外资入股农村合作金融研究

本文认为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美欧等国际金融中心的震荡给世界金融投资者带来了恐慌,中国稳定的国内金融体系以及对"三农"政策的倾斜为外资进驻中国农村金融提供了良好契机。以农村合作金融的主体法律制度、社区化发展制度、风险转移补偿制度、系统与集中监管制度吸引国外资本入股农村合作金融,能够充分利用国外金融资本提升农村合作金融的行业信誉和管理水平,并改善其资产状况以实现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资本市场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

在资本市场中，投资者的利益在不同程度、不同方面受到伤害，导致投资者对市场，对政府失去信心。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是完善资本市场、发展资本市场的第一要务，也是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的重中之重。     

全流通背景下并购浪潮中的中小股东权益保护

中国资本市场“全流通”时代的到来,给上市公司兼并收购带来了百年机遇。企业并购行为涉及到资本市场多方利益主体,而中小股东居于弱势地位。大股东掠夺现象时有发生。为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应完善投资者法律保护制度和替代性投资者保护制度,以构建大股东掠夺的内外部制衡机制。     

资管行业卖方机构适当性义务的司法实践

我国初步构建了以包括金融产品发行人、销售者以及金融服务提供者在内的卖方机构适当性义务为核心的金融消费者司法保护制度。在资管市场告别过渡期,迈入全面严格监管的新时代之际,审视和反思这一制度的司法实践,将有助于完善个人投资者的法律保障机制,为我国的资管市场健康平稳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持。     

证券信用交易“让与担保”法律困境及对策

证券信用交易是海外资本市场颇受投资者欢迎的一种交易制度,但因其保证金的杠杆作用,也容易产生风险倍增的效应。为对证券信用交易进行风险控制,海外发达国家地区均设立了“让与担保”法律制度。而在中国证券信用交易“让与担保”制度的实施尚存在着法律障碍,为解决其困境,需对现存法律担保制度进行创新性思考及探索。     

补齐法律制度短板 健全现代金融体系

2019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证券法》的修改,这是中国资本市场乃至金融法律制度建设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将视角推广,可以欣喜地发现近年来中国金融法律制度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强化了现代金融体系的制度基础。面向未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也明确:“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顺利实现这一历史目标,还需要继续补齐金融法律制度短板,这既是制度层面供给侧改革的需要,也是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一个重点。在此背景下,本期封面专题邀请政策制定者、专家学者共同建言献策为完善金融业法律制度体系,推动金融业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可资借鉴的意见。     

新经济发展与我国资本市场投资创新

新经济的发展加速了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和全球化,推动了金融创新的快速发展,促进了资本市场发展的自由化,以政府对资本市场的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使资本市场上投机行为受到抑制,可能改写资本市场的运行规则。为促进我国新经济局长,需以资本市场制度创新为突破点。我国资本市场制度创新主要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适应金融制度混业化趋势,积极推进资本市场监管的市场化;建立并完善以买卖公平为基础的资本市场规则体系及维护制度;建立二板市场和场外市场,完善资本市场结构;加强金融工具创新研究,在实现投资工具多样化的基础上提高资本市场功能效率;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的投资者结构,大力发展高质量的机构投资者。     

以资本市场的法律变革推动民营企业再发展

民营企业再发展需要新的驱动力,自身发展是重要的内部驱动力,利用资本市场发展则是重要的外部驱动力。本文回顾了中国民营企业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对民营企业与资本市场现实困境给予合理的解释,指出亟待通过资本市场法律制度变革推动民营企业发展,以此为指导,通过构建包括法律支持体系、法律保障体系和监管与自律体系的资本市场法律制度体系,实现民营企业与资本市场有效对接、良性互动、同步发展的理想图景。     

金融衍生品的合规性与投资者适当性义务研究——基于“原油宝”事件的反思

银行的场外金融衍生品依赖银行的内部审查，缺乏监管部门的事前监管，缺乏事后救济的方式和法律依据。在此情况下，投资者适当性制度能加强资本市场风险管控，对投资者具有明显的保护作用。因此，投资者对金融衍生品投资时应当关注其风险变化，明确此类金融产品的投资风险，以免投资者适当性失效。文章通过对“原油宝”事件的反思，对金融衍生品的合规性与投资者适当性进行研究。     

法律制度对金融危机的解释及法与金融理论概述

本文从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出发,根据Johnson等人独辟蹊径从法律制度与公司治理角度解释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发掘其背后法与金融理论,简单阐述了法与金融的基本观点,概述了法与金融理论隐藏的假设与局限性.认为,法律制度与公司治理对于金融危机的爆发原因确实有较强的解释力,微观层面的制度设计对于宏观经济表现具有重要的作用,法与金融领域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仍然值得期待.     

我国证券账户管理改革的目标和路径选择

目前我国境内客户证券交易账户管理体系是在资本市场"新兴加转轨"背景下逐步形成的,随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资本市场国际化进程加快,现有管理体系难以适应迅速成长的多元化主体、分层次市场需要,制约着证券公司向全面财富管理方向转型。中国资本市场的未来发展,需要制度机制自我完善。本文探究沪深证券交易所客户账户功能链接的必要性和实施路径,通过制度设计和功能完善,规范证券账户管理、实现降低投资者成本和提升市场运行效率的目标。     

存托凭证：中国资本市场迈向国际化的重要一步

当前,中国资本市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全球金融市场。正如不久前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报告》所言,中国资本市场已经"逐步成长为一个在法律制度、交易规则、监管体系等     

当前应警惕“产业空心化”问题

目前,通货膨胀、生产成本上升、税负过重等压缩了实体企业利润空间,金融和房地产市场的高额利润,促使社会资本热衷于"脱实向虚、以钱炒钱",中国经济局部已经出现了"产业空心化"的苗头,主要体现在资本纷纷撤离实体经济、企业家实业精神缺失等方面。"产业空心化"现象的出现,既是经济全球化和资本逐利行为的结果,也与一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情况以及相关经济决策和制度有着密切关系。因此,遏制"产业空心化"需从金融、财政、市场管理、体制机制等方面进行调整。从金融政策看,需降低融资门槛。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更多金融领域,拓展     

上市公司大股东“掏空”路径及其制衡机制研究

本文运用公司治理的理论与研究方法,针对目前中国资本市场上存在的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侵占中小投资者权益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从资金占用、关联交易、股利政策、内幕交易等角度剖析上市公司大股东的掏空路径,并在此基础上,从内部治理与外部制衡两个角度构建针对上市公司大股东掏空问题的政策建议与相关制度安排.     

基于“过度自信”模型的中国证券市场投资者行为分析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不断深入,影响其发展的因素已经趋于多元化.文章从资本市场投资者的心理着手,通过分析目前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环境、投资者的结构状况,结合行为金融学经典理论建立“过度自信”模型,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角度来透析中国证券市场投资者的心理与行为之间的联系,从而为引导中国证券市场投资者理性投资提供理论支持.     

投资者适当性制度构建:国际经验与本土选择

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对投资者保护、完善券商内部治理、减少系统性金融风险、促进金融创新等方面都有重要作用。然而,实践中还存在着投资者分类保护与现实脱节、投资者权利救济难以实现等现实问题,投资者适当性制度仍具有讨论价值。投资者适当性制度起源于美国,美国证监会以"买者有责"为核心,形成了以代理理论、特殊情况理论和信义义务理论为内容的适当性理论基础,而我国投资者适当性的理论基础应当是在信赖利益理论的基础上对美国理论基础的延伸与发展。国外的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在客户适当性、投资者教育、投资者权利救济方面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规则体系。我国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在上述方面虽有一定发展,但在实践层面仍存在一定的问题。我国投资者适当性制度今后的发展重点应更多放在立法模式选择、投资者分类制度、投资者教育机制、投资者权利救济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