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农村消费金融需求分析

本文对青海省辖属市(州)321户农村家庭进行了问卷调查,运用Logit离散选择模型,对影响农村家庭消费金融需求的内外部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家庭成员的生活环境、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家庭财产等农村家庭自身因素对农牧户消费金融需求选择具有显著影响,但农村家庭对费用、手续等消费金融产品特征相对不敏感。     

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与农户生产经营风险——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CHFS 2015年数据,运用Logit模型剖析农户参与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影响因素,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系统分析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对农户生产经营风险的化解效应。结果显示：农户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家庭人口规模、家庭人均收入等因素显著影响农户参与金融借贷;正规金融能够显著化解农户生产经营风险,且对35岁以上的农户、非贫困户、高收入家庭、西部地区农户等群体所起的作用更为显著;非正规金融在农户生产经营风险化解中发挥的作用有限。正规金融能够通过促进农户创业来化解农户生产经营风险。     

社会保险参与对农村家庭消费不平等的影响研究

论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2017年和2019年26246个受访者的家庭微观调研数据,测算社会保险参与状况,从参与广度和参与深度两个方面,运用多种计量方法估计了社会保险参与状况对农村家庭消费不平等的影响结果。研究发现：1.随着农村家庭社会养老保险和社会医疗保险参与广度和参与深度的增加,家庭消费不平等程度降低,有助于实现农村地区的消费均衡;2.社会养老保险参与会改善家庭收入结构和降低家庭生命周期储蓄水平进而降低家庭消费不平等,而医疗保险则会通过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进而降低家庭消费不平等;3.社会保险参与对家庭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受经济环境、生命周期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现象,表现为南北方地区差距较大,对青年家庭影响更大;4.养老保险参与广度和深度对生存型消费影响最大、对享受型消费影响次之、对发展型消费影响最小,而医疗保险参与广度和深度的影响效应正好与之相反。     

重庆市大学生金融投资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为了更好地了解大学生金融投资意愿及影响因素,本文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利用logit模型对影响重庆市大学生金融投资意愿的主要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的闲置资金、风险承受能力、对相关知识了解程度、受金融培训教育及家庭金融教育的影响是大学生金融投资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同时,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大学生投资行为的对策及建议,以提高大学生的金融投资能力。     

普惠金融供需影响因素及配给问题研究——基于调查问卷的经验证据

利用2015年新疆城乡居民的调查数据,结合次序logit模型,识别影响普惠金融供给 和需求因素,并用逐次回归法得到稳健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 规模、家庭收入和是否拥有房屋使用权为普惠金融的需求影响因素,收入主要来源、金融服务 距离和是否拥有房屋使用权为普惠金融供给影响因素。进一步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家庭收 入对普惠金融需求的影响较大,而婚姻状况影响较小。而在普惠金融供给影响方面,收入主要 来源、金融服务距离影响均一般,是否拥有房屋使用权影响较小。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规模 越大、保障性住房家庭应配给更多的金融服务,以优化资源配置效率,而无稳定收入来源、金融 服务距离更远的家庭需求更甚。为了改变资源错配问题,应向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提供金融服 务培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金融服务距离远的应适当增加网点数量和覆盖面,以满足需求。     

教育对农村地区反贫困的影响研究——基于湖北省13个市州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湖北省13个市州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教育年限、教育质量、教育结构等三个因素对农村贫困者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从教育年限和教育质量来看,与当前湖北省农村贫困地区最优减贫效果相匹配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1.98年,教育质量为10.525,现阶段湖北省农村贫困地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教育质量均没有达到最优值;从教育结构来看,初等教育人口数量与贫困者收入成反比,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人口数量与贫困者收入成正比,中、高等教育的普及和发展,有利于贫困减缓。因此应以发展中职教育为重点,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促进农村贫困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教育质量的双提升。同时,还要优化农村地区的创业环境,推动农业产业升级,让更多的高素质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省13个市州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王玺玮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3)3个市州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构等三个因素对农村贫困者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从教湖北省农村贫困地区最优减贫效果相匹配的平均受教育0.525,现阶段湖北省农村贫困地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教育结构来看,初等教育人口数量与贫困者收入成反比,与贫困者收入成正比,中、高等教育的普及和发展,有利于教育为重点,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促进农村贫困地区平均升。同时,还要优化农村地区的创业环境,推动农业产业进、留得住。量;教育结构;反贫困;固定效应模型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扶贫的任务异常艰巨,形势非常严峻。改革开赞叹的成绩,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贫困发生率显著降低。1978年农5%;到2015年,农村贫困人口规模下降到5575万,贫困发生率多人,年均减贫1930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了91.8个百分点。(1)在认识到,贫困问题依然是困扰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发展的难题,愈北省是我国中部崛起计划的战略支点,湖北扶贫攻坚战能否取得胜且关系到国家中部战略能否落地落实。湖北属于贫困发生率较高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3个(秦巴山、武陵山、大别山)、省级集中连片困人口数量、贫困户总量分别居中部六省第1位、第3位、第3位。人口、长期患病人口和劳动技能低下人口之中,他们最普遍的特点成人力资本的基本途径。深入研究教育能否提供持续的反贫困动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贫困农户的脱贫路径探讨——基于甘肃省农村社会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在进行了简单的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后,采用2016年西北师范大学商学院对甘肃省14个贫困农村地区1749户农村家庭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Logistic二分变量回归模型,进行了是否为非贫困农户和户主个人因素、家庭人口因素变量、农户家庭行为3类7个自变量指标的实证分析,结果得出,户主年龄、受教育年限、家庭劳动力、务工人数、市场参与程度都对农户脱贫有正向作用,而家庭人口总数、家庭学生数对脱贫有负向影响.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农户脱贫建议.     

金融素养能否降低家庭相对贫困风险？——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的实证分析

金融素养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家庭的金融决策能力与金融资源利用能力,家庭在金融素养上的相对差距是造成相对贫困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分析了金融素养如何影响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素养显著降低了家庭的相对贫困脆弱性,这一结果在考虑内生性、更换变量测度方式、更换样本与进行倾向得分匹配法之后依然稳健。作用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素养主要通过增加家庭财产性收入、金融市场参与、商业保险参与和创业行为这四个方面来降低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素养对人力资本较低家庭与农业户籍家庭的相对贫困脆弱性减缓作用更为显著。基于此,本文为进一步重视金融教育,加强普惠金融发展力度,完善金融服务机构体系,满足不同贫困群体的金融需求,从而降低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农户使用数字金融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分析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现状及影响因素有助于推动数字金融在农村地区的应用。论文基于对2019年调研数据的研究表明,当前阶段我国农村地区的数字金融使用主要以数字支付为主;阻碍农户使用数字金融的主要原因是对数字金融缺乏了解以及没有相应知识和技能;男性、年龄相对较小、受正规教育年限长、家庭年收入高、农业收入占比低、拥有非农社交圈、拥有自用汽车、风险承受能力强的农户更倾向于使用数字金融。其中,年龄在49～54岁、接受正规教育年限在9～12年的受访者对数字金融使用边际效应的影响作用最为明显;家庭年收入对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的边际效应呈"N"型曲线变动;家中有人当教师或医生、在县乡村当干部对农户使用数字金融具有积极影响,而在本地或外地企业长期就业对农户使用数字金融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研究结果可为农村地区数字金融政策制定以及针对不同农户群体数字金融使用的精准施策提供依据。     

江苏省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对江苏省城镇居民的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现状进行了分析,并采用tobit模型对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内部存在严重的失衡现象,储蓄占绝对比重;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结构受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风险偏好、金融发展作用和居民信任度的正向影响,房产对家庭金融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居民家庭投资没有呈现出生命周期效应。     

数字金融发展是否存在马太效应？——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的经验比较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存在马太效应,贫困户和非贫困户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是否会因此而加剧值得深入研究。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来考察数字金融发展是否存在马太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贫困户可借助数字金融平滑生存型消费和积累发展型要素,但效果并不显著,而非贫困户在有效利用数字金融功能防范风险、平滑消费、积累要素的同时,还能休闲娱乐,数字金融发展的马太效应明显;不同数字金融产品的马太效应具有显著差异,数字征信的效应最大,数字信贷、数字支付次之;数字金融发展对不同收入差距类型的影响具有显著异质性,对经营性收入差距的影响最为明显。本文为研究数字普惠金融提供了新的视角,可为未来数字金融缩小收入差距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益参考。     

自我信贷配给、农村家庭财务能力与非正规借贷——基于江苏省495户农村家庭的调查

通过建立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了自我信贷配给农村家庭财务能力水平与其非正规借贷规模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具有自我信贷配给特征的农村家庭,家庭财务能力与非正规借贷数量显著正相关;其中财务能力较低组农村家庭,其财务能力与借贷规模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财务能力中等组农村家庭,其借贷规模受到财务能力的正向影响;财务能力较高组农村家庭,其借贷规模受到财务能力的正向影响越大.从而验证了我国农村“越穷越借,越借越穷”与“量入为出,不愿负债”并存的现象.因此,加强农村金融知识培训与普及、引导农村居民形成理性财务思维,提高农村家庭财务能力将有助于农村家庭更好地通过使用非正规借贷优化家庭财务效用.     

Food prices,tax reforms and consumer Welfare in Tanzania 1991–2007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effect of observed food price changes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welfare) in Tanzania and from this simulates the welfare effect attributable to tax (tariffs and VAT) reforms. The three rounds of the Tanzania Household Budget Survey (1991/92, 2000/01 and 2007) are used to apply Deaton’s method based on median unit values (prices) and household budget shar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real price increases over 1991–2007 have reduced welfare of the average household by 20 per cent of 1991 income, and the loss was fairly evenly distributed between the 1990s and 2000s. The welfare loss was much greater for the poor, especially the rural poor (a 27 per cent reduction), compared to the non-poor (in particular the urban non-poor, who suffered a five per cent loss). Although we cannot establish explicit links between tax reforms and domestic commodity price changes, to assess the extent to which welfare changes can be explained by tax reforms we simulate the effects of tax changes on domestic price changes. The simulation shows that tax reforms (tariff reductions) offset the welfare losses for all household groups, especially in the 1990s; although the differences were small, the urban poor benefit more in relative terms from tax reforms whereas the rural poor benefit least (the effect on the non-poor was similar irrespective of location).     

农村金融机构经营效率测算及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分析——兼论农村金融机构改革

农村金融改革的目标之一在于提升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但相关研究较少考虑不良贷款约束,对农村金融机构经营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也很少涉及。基于此,本文以较具代表性的沿海地区G省为例,运用非径向EBM-Undesirable模型从多个视角测算分析了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并基于空间相关性检验和空间计量模型,对经营效率进行了空间效应分析与影响因素估计。结果显示:农村金融机构经营效率总体水平较高,但起伏较大;农商行效率高于农信社,但2015年后差距有所缩小;经营效率具有空间相关性,经济水平、产业结构、行业竞争、资产规模和盈利能力是驱动因素,隐形风险是阻碍因素。鉴此,本文提出了加快推进农商行治理能力建设和产品服务创新、将经营效率作为农信社改制的重要参考指标、监管部门和省联社给予针对性经营指导、深化邻近协同经营等政策建议。     

影响县域农村金融稳定的成因分析及措施思考

农村金融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农村金融稳定直接影响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关系到国家“三农”政策的落实。当前，随着县域农村经济发展的多元化，影响县域农村金融稳定的不利因素逐渐增加，须采取措施加以解决，以实现农村金融持续稳定地支持农村经济发展。     

影响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稳定因素分析——以贺州市为例

金融稳定关乎整个金融体系和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意义重大,尤其是在当前复杂多变的严峻形势下。农村金融稳定是金融稳定的薄弱环节,影响因素更多。本文以贺州市为实例,对影响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稳定的因素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调查分析,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新农村建设与农村金融创新研究

经过近多年的改革,我国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有所提高,但还存在着一些不和谐因素,主要是农村金融服务的覆盖面低、农民贷款难、小额信贷发展不足、邮政储蓄资金严重外流、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可持续性差、政策性金融不到位等,这些问题已经成为了制约新农村建设的瓶颈。我们认为,解决当前农村金融服务中存在的上述问题,必须以中央农村金融改革的方针为指导,进一步解放思想,开阔思路,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加快农村金融创新,构建一个多种形式并存、合理分工、功能互补、适度竞争、可持续发展的多元的、竞争性、开放性的农村金融体系,采取全方位的政策措施来构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强大金融基础。     

Overcoming spatial stratification of fintech inclusion: Inferences from across Chinese provinces to guide policy makers

Few studies have quantitatively analyzed the causes of the uneven development of fintech inclusion. We explor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China's fintech inclusion by focusing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spatiotemporal heterogeneity. Fuzzy best-worst,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and geographically tempor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methodologies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2011–2019. China's fintech inclusion has a higher persistent spatial imbalance in the east and a lower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Regarding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influencing factors, we find that the effec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financial supervision, transportation convenience,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education level show obvious east-west differences. Regarding temporal heterogeneity, we find over our period that the impac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inancial supervision on fintech inclusion changed from negative to positive, with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education level and population structure decreasing. We offer a framework for measuring regional fintech inclusion and practical policy suggestions for promot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非洲国家微型金融的发展

微型金融是为解决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落后和低收入人群难以获得金融服务问题而兴起的一种金融形式,其灵活的金融服务方式、广泛的金融服务触角,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金融发展与减贫战略实现。本文以非洲国家为对象,实际考察微型金融在非洲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以期从金融发展方面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些许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