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转和基于土地的用益物权担保融资创新:湖北实证研究

本文从研究我国土地流转法律和实践出发,以湖北为例,对农村金融市场基于土地的用益物权包括耕地、水面和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抵质押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了制约抵质押创新的因素所在,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难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在落实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基础上,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允许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2013年末,人民银行成都分行等部门决定在四川省乐山市井研县等9个县(市、区)开展农村土地流转收益保证贷款试点工作。井研县积极探索开展试点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试点工作措施     

土地用益物权作为企业出资时的问题探析

土地，因其特性而比其他资源更为人们所关注，我国直接涉及土地资源管理的法律有物权法、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管理法（以下称“土地承包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以下称“房地产管理法”）。间接涉及的法律法规则更多，难以一一列举。新近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又再次提出，要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一土地用益物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稳定土地承包关系视域下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的法理阐释与规范路径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身份性特征使得其继承与否无论在理论上、立法上还是实践上均未达成共识。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在立法上的落实,使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与否的问题转变成了土地承包权继承、土地经营权继承还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的新分歧。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与否、如何继承,应当从法理基础、规范进路综合分析,平衡政策与法律之间的张力。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土地承包权在法律属性上的同一性,决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等同于土地承包权继承。在继承规则构造上,坚持集体成员为权利主体,兼顾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身份性,限定其继承主体为本集体成员。在继承方式上以法定继承为主,赋予尚未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户内集体成员以优先性,遗产分割区分"分户"与"未分户"的情形,并予以变更登记。     

试析土地用益物权与“养护者受益权”之界分

物尽其用是用益物权创设的原初动机,养护者受益则是当代公地资源危机语境下的衍创新理念.土地用益物权与养护者受益权在权利主体、权利客体等方面存在相互交集的情形,然而二者在价值理念、目标动机、效果功用、成本管理等方面有着显著的界分.     

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法律问题初探——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方式类型化为视角

“入股”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方式之一,能够使农民既不束缚于土地又不会丧失土地所给予的保障,具有极大的应用空间和优势。针对我国目前相关立法原则性色彩较强、缺乏可操作性规定的问题,确保这一流转方式作用的发挥,必须进一步明晰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法律依据、性质、效力等在内的一系列相关法律问题。     

是无形资产还是有形资产--土地使用权价值评估中的困惑及其解析

文章认为作为用益物权的土地使用权,因其资产形态不清、界定不明给资产评估造成了困惑和不便.文章主张,土地使用权的价值应尽量使用市场法进行评估.在市场数据难以获取的情况下,选择收益法也不失为次优的解决方式.文章建议将土地使用权作进一步细致的划分,如划拨土地使用权、出让土地使用权、土地作价出资权(或入股权)、租赁权、一定程度的转让权和破产清算时处置土地的权利等,从而根据其权利内涵的不同,确定其评估价值.     

我国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问题的法律研究

虽然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土地管理法》对保障妇女的土地权益都有明确规定,其中,新修改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还延长了土地承包的期限,但是我国农村妇女相关的土地权益由于现实的原因仍然屡屡受到侵犯,比如说:出嫁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经常因为出嫁而丧失,离婚妇女、外出打工的妇女更是如此,同时农村的陋习、村规不但严重侵犯了妇女合法权益,更是违宪、违法,但在实践中却很难解决。现通过揭示上述问题,反映出我国农村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问题日益突出,故通过科学的分析来找出产生该问题的原因,以提出解决的办法。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模式述评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有其经济上和实践中的合理基础,必要性由此凸显。在实践中,各地都涌现除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模式。其中典型代表主要有安徽小岗村、山东兴宁县、福建三明市和重庆市。这些地方的土地承包经权流转模式不仅切合当地自身特色,而且卓有成效。对这些地方的流转模式进行分析考察可以从中得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所应遵循的一般规律。     

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地金融创新研究

本文在厘清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基础上,分析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基础性条件,深入分析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存在的问题。通过梳理总结省内外农地抵押的探索经验,提出进一步推动浙江农地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在国家层面适时修订相应法律法规;在省级层面将农地入股和土地信托作为农地金融创新的突破口,具体而言,要以确权赋权改革为基础,明确农民土地权力;建立有效的农村土地估价体系;建立财政配套政策体系;健全农业保障机制;搭建配套平台等。     

数字社会权力的来源:评分、算法与规范的再生产

我们似乎正处于一个大规模"评分社会"的初始阶段,本文试图为这一趋势的发生和演进给出一种法律社会学解释,即低成本的信息搜集和评价工具使经济和政治权力主体均有不同的动力和理由对大众日常行为进行评分:对商业力量而言,平台企业需要评分机制塑造私人化的市场基础设施,从而约束管理平台上发生的各类劳动和交易活动;对政府而言,需要依托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将既有官僚机制下的行政权力转化成能进一步适应更大流动性社会的平台。本文认为,尽管算法可能加剧了现有法律和其他规则的转变,但从商业和公共管理的逻辑出发,广泛采用评分机制是更好的策略,不仅可以帮助将更多细节行为纳入管理,还可以为进一步优化法律和平台成文规则提供数据支撑,为算法权力提供更多可应用的场景。     

Reflect on Promoting the Rural Social Management by the Rural Credit System Construction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对农村社会管理的影响来增进对社会管理的理解。如何对新形势下的农民进行有效的社会管理和引导,是当今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广东省郁南县的实践表明,以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为抓手,通过建立县级征信中心、创新信用评级制度等一系列配套措施,不断深化、拓展信用体系功能,可以探索出一条以信用体系建设为突破口,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新路子。     

央行履职视角下我国征信业管理热点问题分析

随着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等创新场景的不断涌现和市场对征信服务的需求日益高涨,征信市场出现的新业态、新形式、新需求对中国人民银行征信服务与管理职能的履行提出了新的挑战。挑战主要表现为企业征信机构违规经营、征信系统“曲线接入”并引发投诉、征信信息主体权益保护有待提升等。基于此,从履职视角提出如下建议:中国人民银行应继续强化“建立覆盖全社会征信系统”的目标定位,以信用立法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保征信机构评级活动的依法合规,强化征信业务活动的真实性监管,依法提高接入机构的广覆盖,以内控为抓手强化个人信息保护。     

完善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思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作为农业生产的核心要素,必须遵循市场规则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本文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为研究对象,以建立完善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为目标,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立法演进分析入手,揭示了当前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与制度性的障碍,进而从立法模式的选择、流转原则的厘清到相关制度的改革等方面提出建议,试图推进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完善,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货币的本质与未来

数字货币和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引发了关于货币的本质和未来发展趋势的激烈讨论。本文在梳理货币演变历程的基础上,提出货币的本质是由形式与功能组合形成的一般信用,并且通过货币体系实现信用的制度化。在此基础上,针对数字货币是否会改变货币本质的问题,本文从货币形式、主权信用、中心化、金融稳定、普惠金融和货币管理等六方面进行分析,提出数字货币并未脱离货币发展的一般规律,其在本质上依然需要依托稳固的信用制度作为基础,但是其在信用实现方式的创新也对货币发行、支付结算、金融稳定带来了全新的挑战。货币和金融管理部门应当在掌握数字货币技术创新的前提下,完善货币制度和金融管理体系,建立激励相容的机制,积极引导数字货币推动的良性货币竞争。     

关于我国社会信用制度建设目标模式的思考

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制度之一就是社会信用制度.社会信用制度由于其历史的沉积性,它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较为漫长和渐进的过程.鉴于历史、政治、经济发展等多方面的原因,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起步晚,信用基础薄弱,社会信用制度严重缺失.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及经济全球化速度的加快,我国在建立信用制度体系时必须考虑到与国际接轨.为此,本文在借鉴国外信用制度模式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探索我国社会信用制度建设的目标模式.     

浅议佳木斯市农村信用社资本管理

本文分析了辖区农村信用社资本结构以及资本管理现状,同时对资本管理现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资本管理的对策.     

The Changing Nature of Contracting and Trust in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The Case of Victorian PPP Prisons

This paper examines shifting constructions of contracting and trust that are manifest between pre‐2000 and post‐2000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PPPs) providing prison facilities and/or services in the Australian State of Victoria. As such, this paper is significant because it outlines longitudinal insights into the nature of changing practices sustaining these PPPs. The post‐2000 period examined reflects a change of government and the policy context. Our examination is based on a range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documents. The primary documents comprise three pre‐2000 Prison Services Agreements and two post‐2000 Facilities Services Agreements. A number of government and other reports constitute the secondary documents consulted. While there are many substantive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contracts, we find five main areas of changed contracting practices over the period examined. These relate to: first, the objectives of the PPP prisons; second, risk management practices; third, the approach to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and reporting; fourth, the structuring of incentive and payment mechanisms; and fifth, the emphasis on collaboration. Overall, we find that the post‐2000 contracts promote a more overt development of goodwill trust and relational contracting, building on presumptions of contractual and competence forms of trust. However, quite different outcomes have been achieved from particular contractual contexts. Our study suggests that in complex PPP contracts, the influences of both the transacting parties and the transaction environment have been insufficiently recognized in the literature on PPPs.     

农业保险与农村信贷互动机制研究

目前对于中国农业保险与农村信贷互动机制的研究还比较少见。本文通过农业保险与农村信贷互动的基础与机理分析,对实现农村信贷与农业保险的帕累托改进进行探索,以期加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