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信托中受托人的特殊善管注意义务

消费信托利用信托的独特优势,创新性地连通了产业端和消费端,市场前景十分广阔.消费信托的核心在于实现消费权益,但在实践中这一信托目的并未得到有效保障,制约了消费信托的长远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消费信托中受托人的相关义务不明确.依据消费信托的交易结构和各方主体间的法律关系,实现和保障消费权益应当属于信托受托人的一项特殊善管注意义务,它具体包括事前的调查和甄选、事中的交付和监督以及事后的保障与维权三项内容,当信托受托人违反该项义务时,消费信托的受益人应当可以选择受托人继续履行或要求受托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信托受托人的分别管理义务之嬗变

分别管理义务是实现信托财产独立性最直观的体现,否则受托人在权力的使用上就会更加随意,导致管理职权的滥用,因此各国非常重视受托人分别管理义务的规范。但这种情形在现代信托法律中逐步产生了变化,分别管理义务中混同管理从绝对禁止向例外禁止的演进:与不同委托人信托财产混同的松动、与固有财产混同的松动、信托财产管理方式上由"物理"向"财务.     

目的信托研究：理论证成、制度建构与本土方案

我国《信托法》目前仅调整私益信托和公益信托,并未承认目的信托,存在立法漏洞。理论上,目的信托系介于私益信托和公益信托之间的客观存在,契合社会现实需要与信托价值取向,在受益人原则已事实突破的背景下,本着意思自治原则,目的信托应当得到法律承认。制度上,为防止目的信托制度被滥用,应当明确目的信托的适用范围、目的信托监察人和目的信托存续期限这三方面的规范。有鉴于此,应当重述我国《信托法》第2条之“特定目的”,使其射程包括非公益目的;相应地,应当增设“目的信托”一章,从正反两方面界定目的信托的适用范围,置备信托监察人的选任规则、权利和义务等规范,并合理规定目的信托存续的最长期限。     

基于信托财产的受托人利益冲突防止义务研究

信托是以信托财产为基础构建的三方法律关系,各方主体代表不同利益,在现代信托对效率要求不断提高以及自由扩张加剧的背景下,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明显。而受托人作为信托三方主体中具有直接支配、控制信托财产权利的关键一方,当其自身利益、其他利益同信托财产利益发生冲突时,如何高效、合理的解决冲突成为关键。本文在探讨信托法律关系实质的基础上分析受托人利益冲突防止义务的产生根源,以受托人为中心主体,探析其与委托人、受益人以及其他受托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平衡解决方式,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数据信托的渊源、价值与适用

数据信托是信托制度与互联网经济的融合产物,对数据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分析现实需求与法理基础的前提下,通过厘清数据信托的内涵和把握其价值的独特表现,发现数据信托在我国存有一定的适用空间。因此,数字化背景下可将信托原理融入数据保护,即在法律化信托标的、信托范围的基础上,以信义义务作为数据信托的逻辑核心,以数据主体和数据控制人为信托的共同受益人,重构双方权力结构失衡、举证责任错配的体系现状,从而达到数据保护与责任规则的对接目的。     

我国民事信托税负问题:法学视角的分析与应对

制度环境是影响经济持续发展和企业基业长青的重要因素。经过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发展,我国民营企业将迎来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传承浪潮,家族信托、慈善信托等民事信托是解决民营企业传承挑战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对于信托财产的设立和分配,在我国现行税法框架下,除参照证券投资基金进行部分税收问题的类比外,至今仍是直接套用交易性财产转移的征税原则,不仅造成信托税负畸重、信托财产类型受限,也限制了信托行业发展,不利于民营企业传承。本文通过法学视角下的实例解剖与论证分析,试就我国民事信托的税负问题提出应对方案。     

信托收据：银行面临的风险与防范

由于我国的信托法制还处于建设和完善的过程中，仅靠一部《信托法》是不足以全面有效地维护银行在信托收据项下的合法权益的，因此，银行有必要对其所带来的风险给予足够关注。     

论信托法中信托利益冲突与平衡——基于信托关系的内部利益冲突

信托的基本价值取向在于扩张自由并进而提升效率,信托这种极具扩张自由的倾向无疑会引发与其他价值目标的冲突与抵触,因此,必须将信托当事人以及围绕信托财产而产生的利益关系人之间的冲突--无限扩张自由的倾向--控制在适度范围内,从而合理地平衡与协调相互冲突的利益价值,特别是信托关系的内部利益的平衡与协调至关重要.     

商事信托的现代勃兴与监督困境

在18世纪的英国,设立公司需要得到议会的授权或者获得国王颁发的特许状,这对大多数试图设立公司的人来说是望尘莫及的事情。迫于无奈,为募集公众资本而自愿成立的未获授权的组织大量涌现,而这些早期的组织具有非公司性、自愿性、受托性的特点,根据当时的习惯称作信托。在现代社会,信托被广泛应用到资产管理与运作中,被称作"商     

我国人寿保险信托的模式选择与规则配置——兼论《保险法》第31条的修改北大核心

我国人寿保险信托发展不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目前的两种实践模式都存在效力问题。在分离模式中,投保人担任的信托委托人主体不适格,信托合同无效;在聚合模式中,信托受托人欠缺法定保险利益,保险合同无效。既往的理论研究与市场调适大多在适法框架内提出解决方案,最终仍然无法彻底消除效力障碍。事实上,聚合模式效力困局的成因——《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第31条对于保险利益主体范围的限定并非不可突破。法学理论讨论和比较法上保险利益从纯粹身份关系扩展到特定商事关系的立法实践均表明,保险利益主体扩展到人寿保险信托中的受托人具有合理性。为此,未来修法时有必要在现行《保险法》第31条之中增补人寿保险信托受托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的规定,同时在其信托与保险两端建构相应的配套规则。     

论公司慈善捐赠中董事的忠实与勤勉义务

妥当定位公司慈善捐赠中董事的行为规则,是解决公司慈善捐赠活动中各种利益冲突的关键.客观上公司慈善捐赠会增进社会公共利益,但董事决策公司慈善捐赠的行为目标却应该与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职责相一致,即促进公司利益最大化.公司慈善捐赠中董事需对公司承担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以公司利益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竭力通过捐赠促进公司长期与短期利益的最大化.     

预期收益与投资收益之间的距离——房地产信托热销背后的风险

我国信托业与房地产金融有着不解之缘。《信托法》实施以来，在信托公司发行的信托计划中房地产项目始终占有较大比重。尤其是国家加强房地产信贷监管政策出台后，房地产信托逐渐成为房地产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也成为信托公司的主要信托业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