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行政效率的主要途径

在我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的情况下,公众最关注的问题是政府如何提高行政效率。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当前应抓好以下八项工作：加大行政改革 力度,深入行政理论研究,健全行政法律法规,引入公共管理的市场模式,强化行政制衡机制,实行公务员激励机制,建立电子政府。     

治理视野中的政府规制改革

政府规制或管制,是政府部门依据有关法规直接对微观经济主体及其活动进行规范、约束和限制的行为。它包括对自然垄断的直接经济性规制和针对外部性、非价值物品、产品安全和质量的直接社会性规制,也包括以促进竞争为目的的间接司法规制等。它是政府为矫正市场失灵而对市场的一种替代,是一种政府对市场、国家对社会、公共权力对私人权力的单方面支配关系。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不断改革和调整政府规制的过程,这不仅体现在1980年代中央对地方管制的放松上,也表现为九十年代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政社分开。尤其是进入…     

打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瓶颈思路探究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日前已处于瓶颈状态。表现出了一些失误和问题,影响了改革的继续深入。要打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瓶颈,其思路在于：将设定行政审批事项的“设计权、议事权”交由政府、社会和市场共同决定;改变公务员职业管理方式,试行政府雇员制;强化政府绩效管理。     

论政府规制与中国的行业性行政垄断

中国的行业性行政垄断大多有着“法定垄断”的背景,这使得其改革进程困难重重。鉴于政府规制与行业性行政垄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首先对政府规制的基本概念、其存在的理论依据以及实践中的政府规制等问题进行了文献梳理;在对行政垄断的研究现状进行回顾并对其概念做出重新界定的基础上,对行政垄断行业的判定、行政垄断的合理性、行政垄断的形成机制以及改革思路等行业性行政垄断问题进行了政府规制角度的分析。     

试论生态学视角下的中国行政改革

本文着重关注生态学视角下的中国行政改革问题。通过引入行政生态学的有关原理与方法,借用其系统和动态的逻辑思维,本文以新的视角审视了我国政府所面临的全球性的及其独有的行政生态环境。通过指出新旧体制转型期我国政府机关所遭遇的社会政治结构的急剧变化、价值和文化观念的巨大落差等问题,本文提出：我国的行政改革要体现国际化趋势、要以社会化市场化为导向、要改革人事管理制度、提高公务员的整体素质及实现合理的分权。     

行政垄断规制与地区创业——来自《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准自然实验

破除行政垄断桎梏、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是以创新创业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在要求。文章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为准自然实验,收集全国工商企业注册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系统考察规制行政垄断对地区创业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规制行政垄断显著提升了地区创业水平,在金融市场化程度较低、政府干预能力较强、政策实施力度更大的地区,这种正向关系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规制行政垄断有助于降低进入壁垒、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改善地区法治水平,进而提升地区创业水平。文章不仅丰富了行政垄断规制与创业活动领域的研究,也为如何规制行政垄断、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中国邮政行业政府规制改革及规制有效性保障

随着邮政技术的发展和市场环境的变化,国家对邮政行业进行了市场化改革,这就需要相应的政府规制也要进行变革。从邮政行业政府规制的理论基础出发,探讨了邮政行业政府规制政策的选择,并提出了保障邮政行业规制政策有效性的建议,以期有利于我国邮政行业的改革和邮政行业政府规制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美国社会性规制政策演变给我们的启示

规制是指政府对私人经济活动所进行的某种直接的、行政性的规定和限制,一般可以分为经济性规制与社会性规制两种类型。西方规制理论的演进,大体上经历了规制公共利益理论、规制俘虏理论、规制经济理论、可竞争市场理论、激励规制理论五个阶段。西方规制理论的演进对于我国政府规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比如对规制的利益偏向和存在领域的揭示,对规制者的独立性要求、对规制者的专业水平要求,以及要求规制权力的法定赋予性等。     

政府社会性规制实践的问题及改革路径研究：公共行政学的视角

当前,政府社会性规制实践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加强,安全生产、食品卫生、环境保护等问题日益引起社会的关注。本文运用公共行政学的相关知识,分析了社会性规制的行政学意义,考察了我国政府在社会性规制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并初步提出了改革的路径。     

论生态环境规制改革

生态环境（产品）几乎都有外部性问题,生态环境领域是公共产权进入最为密集的领域,因此公共规制在生态领域具有巨大的潜在作用。在我国生态环境规制改革进程中,既要强化对生态规制者的规制、建立生态公共租金消散机制,又要放松规制与优化规制并举,实行政企分开的生态规制体制,对规制者和被规制者引入激励性规制,优化政府的生态规制手段和生态规制结构,克服市场失灵与规制失灵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