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前向、后向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产业结构转型影响研究

随着国际分工的细化深化,越来越多的国家融入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本文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与社会经济核算表,采用1995-2009牟39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研究了农业前向、后向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一国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农业前向参与还是后向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都会促进一国产业结构转型,但后向参与对一国产业结构转...     

全球价值链与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外生风险

本文从全球价值链(GVC)的视角研究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的外生风险问题,分别从价值链的治理机制、产品附加值的分布及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在GVC中的分工地位等方面构建产业集群的风险分析框架,对GVC分工可能给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带来的风险因素及其防范措施进行了探索,以期为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IFDI是否促进了OFDI——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分析了利用外资(IFDI)对对外直接投资(OFDI)影响的理论机制,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含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价值链分工地位和价值链嵌入程度的联立方程组模型。运用2000~2014年世界42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3SLS估计,并对利用外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价值链渠道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利用外资提升了一国价值链分工地位并进而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利用外资在整体上提高了一国价值链嵌入程度,但未影响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地分析得出利用外资降低了一国价值链上游嵌入程度,同时提高了一国价值链下游嵌入程度。分样本分析可知,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均提高了一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并进而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但利用外资对发达国家分工地位的提升更加明显;在发达国家中,利用外资提高了价值链嵌入程度进而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国家中,利用外资提高了价值链嵌入程度,但使发展中国家陷入"低端锁定",反而抑制了对外直接投资。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GVC参与?

当前,新型基础设施能够产生各种积极的经济效应,虽然已被理论和实证研究广泛证实,但现有研究鲜有关注其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VC)参与的影响。在研究视角上,与现有文献关注于传统基础设施不同,本文着重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作用视角,探讨影响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因素,从而拓展和深化有关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影响因素的认识。在研究内容上,本文在理论和实证层面分析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可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角度,探寻促进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的更好对策建议。在研究方法上,尤其是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指标构建上,本文还尝试突破现有文献构建指标的不足,创新性地从企业层面构建能够更好地反映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科学指标。研究结果在中国制造业亟待进一步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进而迈向高水平开放的关键阶段,有着重要的政策启示作用。     

中国与日本、韩国的价值链互补性研究

通过测算GVC互补指数,研究中日、中韩的价值链互补性可以发现,中国和日韩大部分GVC的互补性较强,在价值链层面已形成梯度分工,与日韩的价值链分工逐渐向高端环节发展,并拥有主导区域和跨区域价值链的能力.在新冠疫情蔓延、全球价值链面临断裂风险的情况下,三国应进一步加强政治互信,实施协同创新驱动战略,积极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建设,促进价值链深度融合与提升,并加强以区域内外产业园区为中心的价值链合作,优化营商环境,增强产业合作基础.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

本文作者使用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测算了1995~2011年22个发展中国家的GVC分工地位指数,发现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呈"下降—上升—下降"的演化趋势,且GVC分工地位排名前列的发展中国家多为某些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利用面板数据和固定效应模型考察发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因素,发现研发投入、外商直接投资和自然资源丰裕度与制造业整体GVC分工地位显著正相关,制度通过利用自然资源促进分工地位提升;行业层面回归显示研发投入和FDI对发展中国家电子及光电行业分工地位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劳动收入份额——理论与实证北大核心

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是经济全球化的集中体现和重要进程,其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受到学界广泛关注。本文构建了“三阶段”理论框架,并利用1995—2018年38个国家(地区)的制造业数据,实证检验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研究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能够显著提升劳动收入份额,且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高,该正向效应有所减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提高均显著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但在发展中国家该效应更强;与购买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相比,生产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显著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全球价值链前向嵌入和后向嵌入均有助于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但后向嵌入的作用更强。机制检验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影响受到贸易规模、要素禀赋结构和技术进步的负向调节,且该调节效应在发展中国家、生产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前向嵌入模式中更强。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制造业国际贸易增加值

来源于国际国内宏观环境波动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在微观层面致使企业经营业绩下滑、在宏观层面降低国际贸易的潜在市场需求,影响微观企业主体的经营业绩,进而负向影响制造业国际贸易增加值。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国际贸易增加值具有抑制效应,且出口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贸易抑制效应大于进口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间品、复杂全球价值链贸易增加值的抑制效应分别大于传统最终品、简单全球价值链。此外,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制造业国际贸易增加值的关系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流向及跨国分工程度等因素影响,其中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发达国家出口到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国际贸易增加值的抑制效应最大,而跨国生产分工越深化的行业受到的影响越显著     

价值链分工下中国服务贸易利益研究

近年来,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不断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虽然说中国对外服务贸易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从中获取的实际利益却相对较少。本文在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定义和利益分配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导致中国服务贸易利益较低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服务贸易至今在全球价值链上仍旧处于低端位置,为改变这一局面,本文对中国服务贸易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所面临的困境进行剖析,进而从企业层面和政府层面两个角度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下我国服务贸易利益的战略选择进行了探讨。     

产业分工、国际贸易摩擦及我国的对策——基于价值链视角的研究

国际分工格局的改变引致国际贸易格局随之改变,发达国家为持续占领和控制国际分工的主动权,必然采取保护相关措施抑制发展中国家急速扩展的国际贸易业务,进而减弱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位置,这就必然导致国际贸易摩擦事件频发。基于经济学视角,为了顺利推进我国开放型发展战略的实施,减缓我国国际贸易摩擦的困扰,未来应从内部层面继续加快中国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创新对内对外的开放模式;从外部层面加速价值链升级工程建设,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地位,逐渐摆脱贸易摩擦的被动地位。     

中美高新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和竞争力研究

通过测算中美高新技术产业双边贸易规模及结构,探讨两国高新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与竞争力。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依附于全球价值链的加工和装配等低端环节,整体竞争力低于美国,但近年来有向价值链上游攀升的趋势;美国高新技术产业主导着全球价值链的研发和设计等高端环节。因此,应当继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搭建国际技术交流平台,完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政策,助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价值链升级。     

价值链的片断化及其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在过去20年里,随着运输成本特别是通信成本的下降以及设计和生产模块化程度的提高,生产过程呈现出片断化的趋势,跨国公司在片断化的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作用是能在全球范围内调配资源,操纵着价值链的引擎,获取高额利润。价值链的片断化对国际分工格局影响明显,增强发展中国家产业的脆弱性,同时也为其创造了产业升级的机会,对发达国家的影响是其表现出"产业空心化"的特征。     

价值链分工对我国制造业工业增加值的影响——基于1998～2005年Panel Data的分析

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现有价值链分工的利益分配决定因素。然后,基于1998~2005年我国制造业不同行业数据,采用Panel Data实证分析了价值链分工中的利益分配及其对工业增加值的影响。最后得出,价值链分工比规模经济更能提高行业生产率和工业增加值,使一国或某一行业获得更多利益。但是,不同行业在参与价值链分工中对工业增加值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资本密集型行业由于其资产专用性强,使得其在参与价值链分工过程中工业增加值提高的幅度较大。加工贸易作为我国介入全球供应链管理的主要方式,应该致力于提高要素资产专用性和优化要素结构,进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与增强产业竞争力。     

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工人工资的差异化影响

文章首先总结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制造业工人工资的影响机制,然后结合中国海关统计数据与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使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从个体微观层面实证检验了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制造业工人工资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加深会显著降低制造业工人工资。从多个角度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高技能工人、非生产性工人、外资企业工人以及中东部地区工人工资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上述发现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主要从事微利化的加工、组装环节,并且面临着被低端锁定的困局。     

大分散与小集聚：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产业空间布局效应

中国在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国内的产业空间分布格局。通过考察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制造业产业空间集聚的影响以及背后的作用机制,发现城市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显著促进了产业的集聚,而且对资本集聚的促进作用要高于工业产出集聚与就业人员集聚。机制检验表明,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主要通过国内垂直分工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来促进产业空间集聚。进一步分析发现：国内市场的内部开放或者统一大市场的构建也可以促进产业空间集聚,并且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国内市场内部开放程度在促进产业集聚上存在互补效应,但该互补效应主要发生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产业集聚的作用在金融危机之后由强变弱,而国内市场的内部开放在金融危机前后均对产业集聚具有促进作用,但在金融危机之后变得更强。这意味着金融危机发生后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力量在产业集聚过程中开始起主导作用。研究结论为中国当下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及产业空间的合理布局提供了新的依据,将有利于政府进行科学决策。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我国产业升级研究

随着新型国际贸易分工体系的形成,我国更多的产业地融入到全球价值链体系中。但是,我国企业缺乏核心业务和技术,知名品牌稀缺,企业只能嵌入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处于被动地位。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围绕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我国产业升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文分别从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地位、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方式,以及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面临的困难等方面归纳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下我国产业升级的现状,总结了我国产业升级的路径,并提出今后我国参与价值链分工的战略措施。     

国际研发合作对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基于吸收能力的门槛效应

基于知识吸收能力的视角,从理论和实证上考察国际研发合作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作用及其门槛变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基础上,国际研发合作能够显著地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进一步地,国际研发合作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还要受到经济体吸收能力的影响,要素禀赋、金融发展、人力资本、研发能力及制度环境等吸收能力分项维度对国际研发合作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门槛调节效应。在全球研发网络和全球产业价值链加速融合的背景下,研究结论对中国企业通过选择国际合作研发策略、嵌入全球研发创新网络、强化知识吸收能力以进一步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全球价值链中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的升级

全球价值链为分析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角,这种升级更可以具体化为价值链中产业集群的升级问题。本文从分析全球价值链的形成机制和发展趋向入手,在明确价值链内产业升级内涵的基础上,对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的升级提出了具体的对策。     

制造业服务化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实证研究制造业服务化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服务化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间存在“U”型关系。从异质性检验来看,制造业的分销服务化和物流服务化能够显著带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专业和商务服务化仅能促进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从影响机制来看,研发创新对制造业服务化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不具有调节作用;生产分割能够强化制造业服务化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的促进作用,电信和信息服务化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作用离不开生产分割的增加。     

产业创新全球化:问题、理论与区域整合

国际分工从产品分工向要素分工的转变导致国与国之间的比较优势更多地体现为价值链上某一特定环节的优势。价值链条的全球化带来产业创新的全球化。产业创新是产业由低技术水平、低附加价值状态向高技术高附加价值状态演变的过程。产业创新层次和前景与嵌入的全球价值链的不同类型有关,不同的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制造商(或供应商)有着不同的创新含义。在新的理论的指导下,以鼓励内生增长和自下而上自为发展的模式受到更多的关注和肯定,增强区域创新能力,推进知识的应用和分配成为政策关注的重大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