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的扩大降低了家庭消费吗?——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实证研究

运用分位数回归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08),考察了收入差距与家庭消费支出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收入差距对家庭消费支出的负向影响显著,收入差距对家庭消费的负向影响随着分位数增加逐渐减弱,但在高分位点上影响不显著。家庭收入对家庭消费支出产生重要影响,即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消费支出上升,但家庭边际消费倾向呈倒U型,即家庭消费支出水平的上升会导致家庭边际消费倾向先上升后下降。选择另外两个收入差距指标(泰尔指数和50%富裕人口所占收入份额)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分析结果与以基尼系数作为收入差距指标时一致。     

中国农村居民家庭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因素及弹性分析

文章基于QUAIDS模型,采用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截面数据,探讨农村居民家庭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因素及其需求弹性,并进一步分析不同收入农户医疗消费的价格弹性。结论显示,家庭规模、家庭收入对医疗消费支出有正向影响,家庭劳动力人数、地区差异对其有负向影响;医疗服务大体上仍属于生活必需品,但随着收入的增加,农户将增加对医疗服务的消费;对农户进行收入补偿,能够减少食品消费价格上升对医疗消费支出的负向影响;相对于高收入农户,其他消费品价格的提高对低收入农户医疗消费的影响较大。     

影响城乡消费二元化的显性与隐性因素研究——基于CHFS2011年数据的分位数回归和分解

将影响居民消费差异的因素分为由家庭特征代表的“显性因素”和由市场性因素及社会性因素代表的“隐性因素”,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CHFS）2011年全国调查数据,通过分位数回归模型测算各项影响因素在不同分位数水平下的城乡边际消费倾向,并采用Blinder-Oaxaca方法和分位数分解对城乡家庭消费差异及趋势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家庭消费对收入的弹性明显高于城镇家庭,分位数越高,收入对消费的促进作用越小;显性因素是城乡消费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且对不同消费水平城乡家庭的影响程度不同;城乡消费差异随分位数增加而减小,隐性因素作用的减弱是差异减小的主要原因。城乡消费二元化的形成,不仅仅是家庭特征代表的显性因素（收入、养老保障、年龄、受教育年限等）导致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所形成的隐性因素（偏好、习惯以及所处的发展阶段等）也是城乡消费二元化的重要原因和组成部分。     

重庆市农村居民收入影响消费的实证分析

以弗里德曼的持久性收入假说为理论基础,利用重庆统计数据,分析收入及收入结构对重庆市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研究表明,从整体层面分析,持久性收入及其边际消费倾向对农民消费影响最显著,提高持久性收入对农民的消费支出有正的影响;从收入结构分析,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对消费的影响非常显著,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会极大地刺激消费需求。因此,应大力提高农民的持久性收入水平,并不断提高农民的收入预期和边际消费倾向;同时要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家庭非农业收入的增长。     

中国城镇贫困估计及原因探索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城镇居民贫困问题往往具有隐蔽性,若不能正确认识,将会危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及社会稳定。通过扩展线性支出系统（ＥＬＥＳ模型）确定中国城镇贫困线标准,并据此估算城镇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发现中国城镇贫困问题日益严重。虽然收入分布曲线右移,城镇居民收入增加,但收入差异明显扩大,加上城镇居民维持基本生活消费的支出逐年增长,城镇贫困人口与贫困发生率逐年上升。同时,由于食品类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交通通信类消费和文教娱乐服务类消费的需求收入弹性均大于１,即消费需求的增长和消费价格指数的同步提高,使得收入的提高幅度不及消费支出上涨幅度,进而导致了城镇贫困问题。     

收入来源结构、边际消费倾向与农村居民消费

近年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来源结构变化发生较大变化,然而收入来源结构变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并未引起足够关注。本文按照"收入来源结构→边际消费倾向→收入分配政策调整"这一新的研究思路,通过建立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与各种性质收入的个体固定效应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以及采用GMM估计方法实证估计了农村居民各种性质收入的长期消费弹性,并进而计算出各种性质收入在1998-2010年期间的平均边际消费倾向,结果发现:一方面,作为农村居民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长期消费弹性相对较大,但其短期边际消费倾向却较小。另一方面,作为农村居民补充收入来源的财产性收入与转移性收入正好相反。即这两类收入的长期消费弹性较小,而短期边际消费倾向却相对较大。基于实证估计结果,本文认为在短期内可以通过收入结构调整增加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支出,从而较快提升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但在长期中,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最为根本的途径是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特别是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     

普及互联网使用有助于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吗？——来自CLDS村级数据的经验证据

由于互联网具有普惠性和亲贫性,个体使用互联网对其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在群体上表现为互联网使用普及的平均收入增长效应和收入差距缩小效应。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4年、2016年、2018年三期的数据,分析互联网使用普及对农村社区（村庄）平均家庭收入和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村庄内使用互联网家庭的占比提高不仅能显著提升平均家庭收入水平,而且会显著降低家庭收入基尼系数,验证了互联网的普惠性和亲贫性;当普及程度小于0.4时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著（具有随着互联网使用率提高由正转负的趋势）,当普及程度大于0.4后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互联网使用普及可以通过促进服务业发展、提升劳动力技能等群体改善效应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因此,应当加快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互联网使用在农村地区的普及,着重提高弱势群体对互联网使用的可及性,推动互联网与农村应用场景的深度耦合,充分发挥互联网的普惠性和亲贫性功效,有效促进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提升和收入差距缩小。     

住房及房价波动对家庭消费影响的再估计——基于条件分位数回归方法

基于CHFS2011数据,运用条件分位数回归方法分别估计了住房及房价对家庭居住性消费和非居住性消费的影响,发现对于有房家庭,房价上涨通过财富效应刺激了家庭的居住性消费和非居住消费,而对于无房家庭,房价上涨通过替代效应减少了家庭消费。具体地讲,在整个消费分布上,房价上涨对家庭居住性消费的正向影响随分位数的不断增加呈"U"型,而房价上涨对非居住性消费的正向影响随分位数的不断增加呈逐渐递减趋势。家庭收入、家庭人口、户主受教育水平及城乡分布等变量都是家庭居住性消费和非居住性消费的显著影响因素。     

我国收入分配对消费需求的影响

现阶段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具体表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劳资之间。通过对社会总消费函数和人均消费函数进行非线性回归分析可以发现,社会总消费函数的边际消费倾向大大低于人均消费函数的边际消费倾向。收入分配差距造成了社会总消费函数的边际消费倾向对人均消费函数的边际消费倾向的大幅偏离。因此,要提高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必须努力缩小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改善地区之间收入分配状况,加强收入再分配的调节作用。     

福建省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动态变迁分析

本文利用福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结构相关数据,以ELES模型（扩展线性支出系统）为理论基础,对2006年、2009年、2012年三年的居民消费支出结构做出定量分析比较,并从边际消费倾向、边际预算份额、基本需求支出、收入弹性与自价格弹性五个方面对福建省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动态变迁展开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并给出相关建议。     

数字经济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经验分析

数字经济正悄然改变着居民的消费行为,探讨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有助于扩大内需,助推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文章基于中国省级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和CHFS微观数据,站在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双重视角,分析数字经济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样本期内,数字经济对家庭消费总量、家庭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占比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效应,在采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依然稳健。第二,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在所有分位点上,数字经济对家庭消费总量以及家庭发展与享受型支出占比均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消费总量分位点较低、发展与享受型支出占比较低的家庭影响更大。第三,数字经济对家庭消费总量以及家庭发展与享受型支出占比的正向效应在城乡以及不同收入的家庭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对农村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正向效应更显著,存在明显的益贫效应。第四,网络购物是数字经济影响家庭消费总量以及家庭发展与享受型支出占比的内在影响机制。文末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实证分析

以ELES模型为基础对2003-2005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进行横截面数据的计量分析.计量结果表明:城镇居民的基本需求量增长慢于收入增长速度、基本需求量结构趋于稳定、低收入者的消费支出低于基本需求量水平;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受非收入因素的影响较大;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上升,各种商品的收入弹性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此外,由于在恩格尔系数测量中并没有将基本食品消费量和非基本食品消费量进行区分,因此恩格尔系数无法准确的反映非基本食品消费支出与居民生活水平之间的关系.     

财政民生支出、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城乡服务性消费

在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加快升级和财政支出民生化倾向日益突显的背景下,财政民生支出对居民服务性消费的效应及影响机制备受关注。基于2007-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联立方程模型和三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法（3SLS）的实证检验发现,财政民生支出总体对居民服务性消费具有显著挤入效应,居民可支配收入是财政民生支出影响居民服务性消费的重要中介变量,但中介效应的大小存在一定程度城乡差异。对于城镇居民而言,50.7%的挤入效应是通过居民可支配收入产生的,而对于农村居民来说,居民可支配收入对挤入效应的贡献率高达70.8%。因此,持续加大"农村倾向"的财政民生支出力度,充分发挥财政民生支出的收入分配功能,是促进居民服务性消费增长和缩小城乡居民服务性消费差距的有效途径。     

男性退休存在“退休-消费之谜”吗——基于家庭生活消费视角的CHFS新证据

利用CHFS 2015—2019年的追踪数据，构建家庭生活消费的分层指标，研究新时期男性退休对家庭生活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男性退休对家庭生活消费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对其一级维度指标物质生存消费和精神发展消费也存在显著正向效应。同时，男性退休显著增加了家庭食物、衣着、文娱和旅游消费支出，说明男性退休对家庭生活消费及其一级维度指标的显著影响具有特定经济意义。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当家庭收入/储蓄较高、家庭所处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以及家庭结构表现为丁克家庭时，男性退休对家庭生活消费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农村居民消费问题的研究

针对我国农村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层次的消费群体,我们把农村居民消费分别分为5个时期、东、中、西三个区域及低、中、高三个层次,然后利用分位数回归技术进行实证研究,其结论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对农村消费的影响趋于上升的趋势、东中部地区农村人均政府支出对消费的影响高于西部地区、进口商品支出对农村消费替代效应的影响是东中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     

计划生育政策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CFPS（2010）数据,实证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并利用Oaxaca-Blinder分解法和RIF回归分解法测度了计划生育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度。结果表明：（1）计划生育政策有利于子代收入的提高,且对城镇的收入边际效应大于农村;（2）政策允许家庭生育数量越多,越不利于农村家庭子代收入的提高,家庭一旦超生则会显著降低子代收入,而且相对于农村家庭子代而言,城镇家庭超生对子代收入的负向影响更大;（3）计划生育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力呈现出U型特征,对低、高收入群体的影响较大,而对中等收入人群的城乡收入差距贡献相对较小,其中政策允许生育胎数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此,计划生育政策应统筹全局、因地制宜、奖惩兼施,以提高农村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子女的教育质量,促使城乡居民生育率和人力资本水平趋同。     

陕西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实证分析

文章采用2005年陕西省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截面数据,利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LES）进行基本消费支出分析、边际消费倾向分析和弹性分析。发现其中存在恩格尔系数依然偏高、居民消费不畅、住房消费偏低、社会化消费比重偏低等问题,并提出了正确引导居民消费、增加城镇居民收入、调整产业结构、拓宽消费领域和建立积极的消费体制等促进消费结构合理化的对策和建议。     

农村外出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及打工形式对家庭年收入的影响——基于全国百村义务教育调查的相关数据分析

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收入在家庭年收入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对消费支出有着显著影响。在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中,受教育程度不同和夫妻是否共同外出打工会导致家庭收入的不同。用中国人民大学2008年全国百村义务教育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s回归分析方法,全面分析外出打工的因素及对家庭年收入的影响,可以看出,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收入高于从未外出者,夫妻双方都外出打工收入更高;教育程度对家庭收入有正面影响,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更能显著提高其家庭收入。     

收入差距与消费行为的城乡示范效应——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2000--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PMG面板误差修正方法对城乡收入差距与分项消费的示范效应进行了细致的计量分析,并由此得出结论：（1）农村总消费受到的来自城市的示范效应相当显著,在分项消费上示范效应存在于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其次是医疗保健支出、家庭设备及服务支出、交通和通讯支出,而食品支出以及衣着支出的城乡联动机制并不明显,居住支出的相关性甚至为负,并且在长短期效应上存在差异;（2）城乡收入差距对总消费水平的示范效应起反向作用,但是对食品、交通通讯支出具有微弱的正向作用。最后本文基于上述研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城乡居民收入性质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研究

针对中国城乡居民消费差距高位徘徊、消费结构二元并行格局的研究要突破收入数量视角,从收入性质视角予以深刻剖析。基于经典消费理论核心思想,引申出收入的暂时性、流动性、相对性、可预期性和跨期支配性等性质,并采用1991—2013年中国29个省份的相关数据,运用固定效应变系数面板模型实证分析收入性质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收入量既定的条件下,收入性质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显著;农村居民持久收入增长幅度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向上流动幅度大于城镇居民,才能使城乡消费差距缩小;农村居民对正向不确定收入的消费倾向于抑制,而对负向不确定收入的消费则存在棘轮效应;农村居民收入跨期支配性对城乡消费差距具有弥合效应。因此,在增加农民收入数量的同时,也应注重其收入性质的改善,才能有效缩小城乡消费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