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倾销跨越动机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本文利用Stackelberg寡头垄断模型证实了反倾销导致企业贸易成本上升会触发企业反倾销跨越动机对外直接投资.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证实了中国企业反倾销跨越动机对外直接投资的存在,并且进一步发现东道国由于失业率上升而实施的反倾销会强化反倾销跨越投资动机,而经济衰退或贸易失衡引发的反倾销则有可能削弱反倾销跨越投资动机.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投资事业取得了较大发展,但从整体上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着投资总额少,企业规模小,集约化程度不高,对外投资行业和区位分布不合理,产业层次较低等问题.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应选择合理的区域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促进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投资行业的转型,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施规模经营战略和品牌战略,提高企业自身的素质和创新能力,增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分析

本文分析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探究企业是在何种能力条件下进行对外投资决策,总结归纳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找出影响跨过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的因素,提高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质量,同时也提高东道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能力。     

中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我国利用好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规避国外贸易壁垒。然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研究却比较有限,其中大部分还集中在中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这一方面上,为此本文首先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简述为出发点,着重分析了我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最后还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研究

随着我国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和"走出去"战略的逐步实施,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地。本文运用最新的经济统计数据,对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以此分析判断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未来趋势。结果表明:一方面,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相吻合;另一方面,我国现阶段的对外直接投资实际情况与理论预期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     

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投资动机的视角

本文基于2007—2014年中国对62个代表性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从投资动机的视角分析了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营商环境总体上对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正向影响;当出于不同的投资动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东道国的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各异;出于市场、自然资源寻求动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东道国的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负相关关系;而出于劳动力、战略资产寻求动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东道国的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正相关关系。本文考察营商环境的具体方面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发现开办企业、建筑许可等5个方面有利于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获得信贷则起到负向作用,而保护少数投资者、纳税和登记财产则不具有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会挤出国内投资吗

本文借助1999—2018年美国63个行业的面板数据,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影响。在剖析因果关系的同时,本文通过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方法,探讨对外直接投资作用于国内投资的生产路径、金融路径,梳理其内在作用机制。这既是使用最新数据对经典问题的再次探索,也是中美博弈背景下对现实问题的理论解读。本文得到如下结论：第一,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速对国内投资增速存在显著挤入效应;第二,对外直接投资通过生产路径对国内投资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倾向于水平分工的对外直接投资,其增速提高对美国国内投资增速的促进作用小于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第三,对外直接投资通过金融路径对国内投资产生正向影响,但影响强度和显著性水平均弱于生产路径。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及动机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很快。2010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当年全球流量的5.1%,名列全球第五位,超过了日本和英国,列发展中国家首位。中国也因此成为了在"中等收入水平"阶段对外直接投资超过500亿美元的国家。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快并非源于精巧的战略设计很多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研究者和民众往往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从战略角度加以解读,认为中国政府精巧的战略设计是重     

浅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对外直接投资也迎来了越来越多的机遇。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区位分布以及投资模式日益成熟,这些都为全面提升我国的对外开放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逐步增加,其存在的诸如并购整合能力欠缺等方面的问题也日渐突出,对此,我国制定了许多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健康稳定发展的战略。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制度障碍与先行贸易

本文基于2003—2014年《中国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的企业对外投资数据,利用截断泊松与零膨胀泊松回归模型,从制度障碍与先行贸易的视角考察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机制。基于不同类型制度距离与制度质量的分析表明,中国与东道国的管制性制度距离并不会成为企业进入的障碍;对规范性制度质量低于中国的国家,规范性制度距离也没有显著影响,只有在规范性制度质量优于中国的国家,规范性制度距离才会成为中国企业进入这些国家的障碍;通过与目标国家先进行贸易,可以降低这种制度形成的障碍,提高中国企业进入的概率。     

外国直接投资与我国对外贸易失衡

我国与美国、欧盟的贸易顺差增大,外汇储备激增,原因错综复杂,其中,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特殊的工业化进程中,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加速发展,世界产业结构大调整,外国直接投资持续增加才是根本原因。由于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贸易顺差存在着两种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影响,即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产生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同时又具有一定的贸易替代效应,间接增加了贸易顺差,从而加剧了我国的贸易失衡。本文运用协整检验,建立误差修正模型,验证了外国直接投资与我国贸易顺差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即正相关关系。只有从生产领域和外商投资的角度入手才能从根本上缓解贸易顺差的扩大。     

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规制的影响

本文利用PanelData模型和Granger因果关系模型对我国FDI与环境规制之间的关系作了实证分析。检验结果发现,环境规制确实对我国各个地区引进外资具有一定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呈现为负效应。当然,决定FDI的因素主要是经济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规制严格化对FDI流入的影响较小。但是,研究环境规制与FDI之间的相关关系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正确处理引进外资与环境保护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及前瞻性意义。     

劳动保护、用工成本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以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颁布为背景,基于企业异质性理论的分析框架,本文对劳动保护、用工成本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显著提升了我国企业开展对外投资的概率;异质性分析显示,这种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企业、非高新技术行业企业、生产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以及高生产率企业样本中更加显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可以通过增加企业的工资薪酬、固定用工成本以及提高企业所面临的劳动保护程度三个机制来提升我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升了企业绩效。     

东道国城镇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运用中国对158个国家(地区)2003-2013年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东道国城镇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城镇化水平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反向变动的关系,而东道国城镇化速度则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同向变动关系。进一步检验东道国城镇化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门槛效应,发现东道国城镇化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具有诺瑟姆三阶段的典型特征。据此,本文建议中国应针对东道国城镇化发展状况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Ireland'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Japa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is article addresses Ireland's record in attract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FDI has been identified as one of the key factors that has spurred the growth of the Celtic Tiger. An adaptation of Porter's Diamond is offered to explain the determinants of Ireland's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attracting FDI. The overall trends in FDI inflows to Ireland are considered. The study then focuses on Japanese FDI into Europe and Ireland in particular. The pattern of Japanese FDI flows into Ireland is analysed in the context of Ireland's determinants of FDI competitive advantage. Future considerations around Ireland's model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are addressed.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服务贸易的关系研究

本文研究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服务贸易进口、服务贸易出口分别与全国外商投资存量和服务业外商投资流量的互动关系和内在影响机制。根据1983-2007年的经济数据,分别在服务进口、服务出口、服务业外商投资流量以及服务进口、服务出口、外商投资存量之间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并进行相应的协整检验,研究服务业吸引外商投资与服务贸易是否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并基于研究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实证研究发现,虽然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和直接投资存量与服务贸易进口和出口均呈正相关关系,但从长期来看,外商投资与服务贸易出口之间的统计关系不显著。在服务外商投资流量、服务出口与服务进口的因果检验中,服务外商投资流量与服务进口、服务出口存在着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在外商投资存量、服务出口与服务进口的因果检验中,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仅与服务出口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汇率风险研究

本文着眼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本状况与人民币汇率制度演进,选取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大型上市公司为分析样本,采用Va R方法和GARCH(1,1)模型,通过计算日、周、月、季、年周期的美元、港币、欧元和澳元4种货币对数收益率观测值,研究汇率变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短期冲击与长期影响。通过分析,本文认为,由于澳元的汇率波动较大,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以澳元作为结算货币时面临较大的汇率风险;与走势相对平稳的美元相比,欧元的汇率风险同样较为明显;港币由于执行的是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度,汇率风险与美元相当。因此,综合而言,美元是全球最主要的避险货币。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在区位选择、币种选择和汇率风险规避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