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增加值出口规模测算与行业结构解析

增加值贸易核算以全球价值链为研究视角,考察一国或地区生产的增加值通过各种路径进入其他国家和地区最终消费品的状况。文章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测算的中国增加值出口规模呈上升趋势,1995~2011年的增加值出口比例变化显示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强度不断增大,出口行业结构变化是该比例变化的主要原因。中国应加强与新兴经济体的生产价值链合作,重视发展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出口,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以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全球价值链地位、出口劳动含量与技能构成

本文基于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测算增加值出口视角下的劳动要素含量,对KPWW方法下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标进行改进,并利用1995—2009年WIOD数据,验证全球价值链地位对单位增加值出口劳动含量及劳动技能构成的影响。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地位上升,导致单位增加值出口中的劳动要素含量下降,全球价值链地位主要通过禀赋效应影响单位增加值出口劳动含量;全球价值链地位越高,增加值出口中包含的低技能劳动比重越小;由技术进步引致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上升,扩大了全球价值链地位对出口低技能劳动含量的负效应;由资源型产品出口引致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提高,并不会使出口低技能劳动含量比重大幅下降。     

增加值贸易核算对于均衡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评估的影响作用分析

在全球价值链的背景下,增加值贸易核算更能将国际贸易的最新动态反映出来,增加贸易核算会通过物价指数和贸易权重对有效汇率的预算造成影响,进而对均衡汇率造成影响。目前,通过增加贸易核算测算的实际有效汇率有很大的升值幅度,人民币汇率很可能超过了均衡汇率水平,因此,要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提升价值链,提高我国出口竞争力等手段来控制人民币汇率升值。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贸易收益与竞争力分析 ——基于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

本文基于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利用1995~2011年WIOD数据库,测算了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所处地位和增值能力,并分析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贸易收益和竞争力。结果表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处于下游,"入世"的前几年由于加工贸易比重的提升,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下降了,而且增值能力也减弱了。随着企业竞争力的逐步增强,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中国后几年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和增值能力有所上升。随着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的深化,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贸易收益持续提高。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强于服务业,而且所获得的贸易收益也高于服务业。     

中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剖析——基于服务贸易增加值视角

在全球价值链这一新的国际经济特征下,一国生产过程实现的产品价值增值日益受到重视,这使得基于贸易增加值的服务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更具客观性与准确性.本文以我国服务贸易现状为基础,分析了目前我国服务贸易存在"大而不强"的特征,并基于此,从增加值视角着重考察了我国服务贸易当前的国际地位,尤其是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显示性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发现增加值核算方式下我国服务业贸易比较劣势被进一步放大,指出未来应优先发展国内附加值较高的服务细分行业,积极占据全球价值链中的高端位置;借助"一带一路"战略,拓展国际市场范围;遵循以产业转型升级为需求导向的服务业发展方向,探寻新的服务业贸易增长点.     

对中美双边贸易利益结构的测算与分析——基于WWZ方法的测算与实证研究

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贸易的发展，在增加值视角下重新测算与分析中美双边贸易的利益结构，对解释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应用双边/产业层面的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从前向生产联系和后向生产联系两个角度对中美双边贸易利益结构进行国家层面和产业层面的研究，并对中国增加值出口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主要结论有：增加值视角下的中美贸易顺差严重缩水，美方发布的贸易逆差数据严重失真；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落后于美国，导致贸易顺差在中国，但结构性收益在美国；中国服务业在中美贸易中的获利能力远不及制造业，2000—2014年中国主要的顺差产业未发生较大变化；参与全球价值链对我国制造业和非制造业增加值出口的影响不同，吸引外资对中国产业增加值出口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真实与名义贸易盈余的核算差距:针对亚太主要经济体的分析

基于WIOT世界投入产出表以及Wang等(2017)提出的增加值贸易分解框架,本文计算了中国与亚太主要经济体真实及名义贸易盈余值的核算差距。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对亚太主要经济体总体上存在持续的贸易顺差,且名义顺差规模一直高于真实值,样本期内名义顺差中平均约24%属于虚估成分;核算差距最大的贸易对象是美国、韩国与中国台湾,其中对美贸易的名义值显著高估了真实顺差,对韩国与中国台湾贸易的名义值则显著高估了真实逆差;从行业层面来看,核算差距主要源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较高的制造业,特别是计算机、电子及电气产品制造业;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中国高端服务业尽管存在名义逆差,但增加值贸易盈余却显示存在顺差且规模不断扩大。在全球价值链的背景下,真实与名义贸易盈余之间的核算差距已成为典型性事实。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贸易成本与增加值贸易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成为亚太乃至全球未来的发展方向,其不断深入导致全球价值链整体或部分环节数字化,对增加值贸易的影响日益凸显.基于此,文章通过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评价体系,实证检验贸易伙伴国数字经济发展和差异对增加值贸易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进出口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均对增加值贸易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对复杂价值链出口的影响更显著.在行业层面,出口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能有效增加其服务业国内增加值的出口,而进出口国数字经济均衡发展将有利于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提升.同时,中介效应检验表明,贸易双方综合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升能够通过"贸易成本效应"对增加值贸易产生影响.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新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中间品贸易导致的重复计算夸大了真实贸易的规模,使得实际有效汇率测算中的重要指标~贸易权重的准确性深受影响。本文在全球价值链框架下,通过引入增加值贸易核算体系,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进行重新测算,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影响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相关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基于增加值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Ti VAREER)与传统实际有效汇率(STDREER)的上升趋势总体一致,但在大多数时期内,人民币Ti VAREER的升值趋势较STDREER更加显著;Ti VAREER主要受国外价格水平和双边名义汇率的影响,全球价值链贸易权重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实际有效汇率的上升趋势,这意味着参与全球价值链有利于减缓人民币Ti VAREER的升值趋势。     

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参与区域价值链的重构效应

基于贸易增加值视角,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为对象,研究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参与区域价值链的重构效应。首先运用沃姆斯利(Walmsley)动态递归方法更新全球贸易分析模型的基准数据库,然后运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与库普曼(Koopman)等的贸易增加值分解模型的链接方法,分解中美加征关税对全球价值链和区域价值链的影响,从区域价值链视角出发评估贸易摩擦的经济效应。结果发现:从国家层面看,贸易摩擦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负面影响颇为严重,却深化了中国参与区域价值链的程度,主要归因于直接贸易规模性转移与间接产业分工格局调整两个方面;从产业层面看,贸易摩擦对中国不同行业部门参与区域价值链的影响存在较强的异质性。总体而言,对不同行业的区域价值链均呈现促进效应,但电子产业增长相对较高,其次是汽车业、纺织业,原因在于不同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截然不同。     

增加值贸易视角下我国制造业垂直专业化结构分析

随着新型国际分工的深化,传统贸易核算法已无力揭示一国的真实垂直专业化结构。通过增加值贸易核算视角,采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及WWZ(2015)提出的扩展分解模型对2001-2014年中国制造业各行业总出口进行分解,分解出我国制造业总体的增加值出口数据,并进行了研究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总体还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表明了传统贸易核算法下的结果对我国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存在过分夸大现象,而2014年情况出现明显改善。     

基于增加值核算的我国出口产业竞争力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为了揭示全球价值链分工下我国出口产业的综合竞争实力,更好地促进产业发展,文章利用OECD-WTO Ti VA数据库对我国产业的出口增加值进行统计,进而核算了我国出口产业的国内增值率,增加值修正的RCA指数、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和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结果显示,全球价值链环境下我国出口产业的国内增加值总量较大,但各行业的国内增值率不高,我国出口产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虽高,但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并不高,许多产业处于国际竞争劣势,综合竞争能力有限,迫切需要全面提升。     

全球贸易衰退、价值链重构及中国出口价值链升级研究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贸易和价值链分工位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发达经济体国内价值链出现收缩,发展中经济体国内价值链出现延伸,全球贸易一改之前的长期增长态势,转而出现了衰退。与此同时,新兴经济力量的崛起、贸易增加值分布格局的改变、微笑曲线的变化及全球价值链的本地化区域化收缩,都推动着全球价值链的重构。虽然全球贸易衰退会严重影响中国出口贸易转型升级,但全球价值链重构有助于中国企业打破低端锁定局面。在此背景下,应积极引导中国企业从低端锁定转向锁定高端,加快构建自贸区网络以推动中国贸易向边境内深化,并借助"一带一路"平台加快构建中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网络,从而实现中国出口价值链升级。     

全球价值链时代的中日贸易分析——基于增加值的视角

在全球价值链时代,中间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日益扩大,致使传统贸易核算方法无法准确评估一个国家或一个行业在国际贸易中的实际贡献。本文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WIOD),通过传统和增加值两种核算方法,对中日双边贸易收支情况,双边贸易重要性差异,出口结构变化以及优势产业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表明:增加值核算方法下的双边贸易更趋平衡;双边贸易重要性对中国而言在下降,对日本而言则在上升;双边中间品出口增长显著,产品内的国际分工在两国之间不断深化;传统贸易核算方法高估了中日贸易结构的优化程度,尤其是制造业贡献率;中日贸易互补性明显,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优势,而日本的优势则表现在资本密集型产品和知识密集型产品上。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我国出口规模的透视分析——基于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以关境为统计基础的传统贸易统计方法无法回答"谁为谁生产"的问题,而且夸大了我国的贸易情况。为此,本文基于OECD和WTO组织开发的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利用1995—2011年国际投入产出表,分别对我国货物与服务贸易的增加值进出口规模和各行业的增加值出口规模进行了测算,并与传统贸易统计方法计算的结果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传统的关境统计方法不仅在总量上高估了我国的出口规模,还严重扭曲了我国各行业的出口规模。     

制造业产品国内增加值、全球价值链长度与上游度——基于不同贸易方式的视角

通过区分不同贸易方式,利用OECD国家(地区)间投入产出表,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部门国内使用产品的国内增加值比例最高,其次是非加工贸易出口产品,加工贸易出口产品的国内增加值比例最低。1995-2011年国内使用产品和非加工贸易出口产品的国内增加值比例呈现下降趋势,而加工贸易出口产品的国内增加值比例得到提升;国内使用产品的全球价值链长度明显大于加工贸易出口产品和非加工贸易出口产品的全球价值链长度,非加工贸易出口产品的全球价值链长度要大于加工贸易出口产品。1995-2011年间各种贸易方式下的制造业部门产品的全球价值链长度都呈延长趋势;制造业部门国内使用产品的上游度水平最高,其次为非加工贸易出口产品,加工贸易出口产品的上游度水平最低。1995-2011年各种贸易方式下的制造业部门产品的上游度水平都有所提升。     

中国汽车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基于Koopman的地位指数和Fally的长度指数分析

全球价值链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全球商品和服务生产的组织形式,出现了一系列的"全球化产业",汽车产业就是其中的代表。本文以全球价值链理论和增加值贸易核算法为基础,基于WIOD数据库提供的国家间投入产出表,通过GVC地位指数和长度指数对中国汽车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中国汽车产业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程度逐年加深,汽车产业各环节的联系不断加强,产业分工不断细化;GVC地位指数有所提升,但世界排名变化不大,与排名靠前国家相比差距较大。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我国制造业生产长度与产业动态调整

伴随着世界贸易格局的多极化发展,尤其在制造业层面,自由与多样化分工的产业制造与要素资源的流动特性,正逐步取代传统贸易体系。在推行制造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制造业如何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下实现价值链地位的攀升,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基于全球价值链核算理论,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测算我国制造业生产长度,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整体在全球价值链中参与度持续增加;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生产长度要高于劳动密集型;从制造业生产所创造的增加值流向来看,技术密集型行业生产专业化程度有所提升,而劳动密集型行业则相对较弱。在数字化发展背景下,提出创新制造业技术,引领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等对策建议。     

区域贸易协定服务贸易条款深度对增加值贸易关联的影响

本文基于区域贸易协定数据库对涉及42个国家(地区) 2000—2014年的区域贸易协定服务贸易条款深度进行测度,并利用全球价值链指标数据库考察了RTA服务贸易条款深度对增加值贸易关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区域贸易协定服务贸易条款总深度对增加值贸易关联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服务章节引用《服务贸易协定》相关规则、包含国民待遇条款、允许无商业存在条件下提供贸易、允许自然人流动以及包含审议条款能够显著提高缔约国之间的增加值贸易关联。进一步研究发现:一方面,经济水平发展相似的国家深化服务贸易条款深度可以获得更高的增加值贸易关联水平;另一方面,服务贸易条款深度一体化可以通过削减双边国家的贸易成本提高企业出口预期信心,还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效应进一步吸收来自国外高效率的生产环节,提升双边国家的价值链嵌入水平。     

价值链长度、国内大循环与经济增长——基于我国制造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国际生产分工理论出发,分析价值链长度对经济增长的规模报酬效应和交易成本效应关系,发现后向联系的价值链受二效应的双重影响,其价值链长度与制造业增加值增长率存在非线性的U型关系。同时,由于要素稀缺性决定其传递长度,因而前向连接的价值链长度对制造业增加值增长率具有正向作用。通过将国内价值链长度作为国内大循环的代理变量,发现不管是基于前向连接还是后向连接的国内价值链长度,均对增加值增长率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全球价值链和传统最终品贸易价值链长度对增加值增长作用不显著。因而,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应加快要素市场改革,吸引高质量创新要素,充分发挥各区域比较优势,加强分工协作,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动力、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