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性贸易壁垒对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影响效应研究

本文将限制性贸易壁垒引入异质性企业模型,并结合中国企业-目的国-产品层面出口数据和全球贸易壁垒数据库,深入分析探讨全球范围内各经济体采取的限制性贸易壁垒对我国企业出口产品范围以及企业出口产品转型升级的影响。主要结论是:限制性贸易壁垒在总体上会导致我国企业被迫缩减出口产品范围,进行资源重配,进而倒逼企业进行出口产品质量升级。通过对不同类型限制性贸易壁垒做比较分析后发现,直接贸易壁垒和本土化购买等壁垒均会导致企业出口范围的缩小,且这两类壁垒会导致企业提升产品质量;而当地政府补贴的影响则不显著。此外,本文运用中介效应对贸易壁垒倒逼企业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机制进行检验。文章结论对于我国政府有效应对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市场分割与中国企业的生存困境

基于2002-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本文考察了市场分割对企业生存风险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效果.研究发现,市场分割显著提升了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加剧了企业的生存风险,且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分割程度每提高1％,其生存风险将提升1.30％;市场需求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对市场分割影响企业生存风险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市场分割抑制了企业市场需求规模的持续扩张,降低了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和开展技术创新的积极性,阻碍了各类资源和要素的优化配置,从而提升了企业的生存风险;市场分割对企业生存风险的影响还存在"囚徒困境",来自周边地区的市场分割亦会提升本地区企业的生存风险.市场分割对企业生存风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中部和西部地区,且市场分割对非国有企业、中小型企业以及新成立企业生存风险的影响效应要大于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和非新成立企业.研究结论为进一步优化企业生存的外部环境、促进中国实体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有益启示.     

美国技术性贸易措施与中国企业的出口行为

本文基于2000—2015年中国海关出口数据和技术性贸易措施通报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美国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中国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技术性贸易措施会显著降低企业受冲击产品的出口额和出口数量。基于异质性的视角,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一般贸易企业和消费品负面影响较大。进一步的二元边际机制检验表明,美国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扩展边际,使得出口目的国市场的新进入、新增产品和退出企业数量都显著下降;对于单个企业,技术性贸易措施使得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提升,使新进入和新增产品企业进入市场的概率降低,而对存续企业的出口负面影响不显著。最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密集度和每年新增实际投资的提高能缓解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企业出口的负面冲击。本文较好地解决了贸易偏转效应和产品偏转效应对回归结果造成的估计偏误问题,考察了技术性贸易措施对出口企业的一般性影响,为中国企业预防出口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和冲击提供经验证据。     

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在构建贸易便利化影响企业附加值贸易的理论框架基础上，文章采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无论是采用贸易便利化综合指数，还是贸易便利化分领域指标，推进贸易便利化会显著提高企业出口DVAR。同时，相对于中西部企业、中低技术行业企业和本土企业而言，贸易便利化对东部企业、高技术行业企业和外资企业出口DVAR的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贸易便利化的相对价格渠道降低了企业出口DVAR，但通过成本加成渠道提高了企业出口DVAR，贸易便利化总体上对企业出口DVAR的净效应为正。上述结论意味着，推进贸易便利化改革对于提高企业出口DVAR和出口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中国微观数据的政府补贴与出口国企业增加值研究

政府补贴是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手段,常被政府用于干预企业的出口扩张。以出口国内增加值的理论分析框架为切入点,使用Tobit和动态面板的固定效应等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会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DVAR)产生影响,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非线性规律。异质性分析表明,较于加工贸易企业,政府补贴对一般贸易企业和混合贸易企业出口DVAR的作用更为显著;较于国有企业,政府补贴对非国有企业出口DVAR的作用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政府补贴通过技术创新渠道影响企业出口DVAR。研究结果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如何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具有政策参考价值。     

异质性服务企业、风险承担与开放经济下二元市场结构演变

本文将服务企业特性和风险承担因素引入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中,考察了发展中国家不同风险承担的服务企业在国内与国外二元市场结构上的演变机制及效应。结果表明:风险承担较高的服务企业呈现出由国内转向国外的二元市场结构演变效应,而风险承担较低的服务企业呈现出相反效应;演变机制是生产环节资本性支出的增加和营销环节贸易成本及风险的有效克服;与制造业企业的比较显示,由于外资型加工贸易企业和小型外贸企业的存在,使得不同风险承担的制造业企业在二元市场结构上的演变效应与服务企业截然相反,但演变机制与服务企业是一致的。本文研究为发展中国家促进服务业发展和扩大服务出口提供了企业风险承担视角下的政策启示。     

限制性贸易壁垒有助于促进产品出口目的地多样化吗——基于我国企业出口产品的目的地行为研究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兴起了新一轮针对中国的贸易壁垒。本文利用细分到HS6分位水平的全球贸易壁垒数据库、微观的企业出口数据以及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集中研究了我国出口产品遭到的限制性贸易壁垒对该产品目的地多样化的影响,并且从风险分担的角度对企业的目的地多样化行为进行了新的解释。主要结论有:第一,为了克服单个市场存在的风险,当我国企业在面临限制性贸易壁垒时,会进行产品目的地的多样化;第二,企业遭受壁垒产品新进入的市场不仅包括未对该产品施加壁垒的市场,还包括已经对该产品施加壁垒的市场;第三,第一、三类壁垒会显著地促进企业产品的目的地多样化,但第二类壁垒则不会;第四,企业遭受壁垒产品的出口目的地多样化行为在"一带一路"国家尤其显著,表明遭受壁垒产品在出口目的地多样化中更青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中国对韩国农产品出口贸易持续时间研究

贸易持续时间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并在微观层面探究贸易关系的动态变化。文章采用CEPII-BACI数据库1995—2016年中国出口到韩国HS6分位农产品出口贸易数据,运用生存分析的方法研究中国对韩国农产品出口贸易持续时间的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对韩国农产品出口持续时间普遍较短,均值生存时间是7.837年,中位生存时间是2年,贸易关系持续5年后失败的风险大大下降;不同的农产品分类贸易持续时间不同,不同初始贸易额的农产品持续时间不同;产品的出口额、产品竞争力、中韩FTA的建立有利于农产品贸易持续时间的延长;人民币升值和绿色贸易壁垒不利于降低农产品贸易中断的风险。     

产业协同集聚与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逐渐步入后工业化社会,其中,产业协同集聚的融合发展已经成为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作为依附于制造业并衍生于其内部的生产工序和环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好坏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具有重要影响。利用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系统研究了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产业协同集聚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产业协同集聚对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显著,对高能耗类型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程度高于中能耗和低能耗类型企业,对国有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并不显著,对混合贸易类型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正向作用要远远大于加工贸易企业与一般贸易企业。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产业协同集聚会通过提升成本加成率和促进企业研发创新的方式提高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研究还发现,法制环境和电子商务应用强化了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正向影响。     

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消极影响分析

技术性贸易壁垒已经成为中国农产品出口第一大非关税壁垒。本文应用国际经济学理论,全面分析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消极影响:短期消极影响和长期消极影响。根据影响效果的不同程度,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消极影响会有贸易限制、贸易禁止和贸易转移三种效应。分析表明,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消极影响是深刻而广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