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于制度质量视角的经验研究

区位选择是企业OFDI战略决策的首要考虑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某项投资的风险与成败。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考察东道国制度质量因素等对一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并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研究样本,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东道国制度质量、制度质量各分项指标以及母国与东道国制度质量距离等因素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与东道国制度质量本身相比,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质量距离对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影响更大;不同维度制度质量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程度虽然有别,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同时具有低政治制度质量偏好和低法律制度质量偏好,而对高经济制度质量的偏好不显著;相比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质量本身,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质量距离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偏好的影响力更大。因此,我国应充分利用共建"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更为广阔的产业合作,并进一步推动"南-南"投资的发展,积极构建"南-南"合作组织、推动"南-南"合作机制形成。     

“一带一路”背景下OFDI对中国产业升级的影响分析

自从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中国已同74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对中国与沿线国家意义深远。以"一带一路"为背景,运用2007—2016年中国对沿线70个国家直接投资的数据,实证检验OFDI对中国产业升级的影响,并提出"一带一路"背景下,OFDI促进中国产业升级的相关建议。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第三国效应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方法

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面临的国际关系越来越复杂,不仅有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关系,还有东道国之间的关系,第三国在中国对东道国的OFDI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从空间视角出发,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运用2003-2014年42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对中国OFDI的第三国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存在显著的第三国效应,且具体表现为挤出效应。一方面,中国在第三国的OFDI对中国在东道国的OFDI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另一方面,第三国市场也会对中国在东道国的OFDI产生显著的挤出效应。本文还研究发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呈现出"一动机一导向"特征,即资源寻求动机和贸易导向特征。采取替换变量和更改方法两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结论。最后,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贸易效应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与贸易规模持续增加。为探究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与贸易之间的内在联系,运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利用60个沿线国家在2003-2018年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基准回归结果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呈正向关系,稳健性检验强化了这一结论;机制检验显示,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抑制了中国OFDI的贸易促进效应,而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与对外开放水平显著提升了中国OFDI的正向贸易效应。     

人口老龄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基于投资引力模型

本文基于投资引力模型,在中国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以东道国的老人抚养比衡量东道国工资成本,区分中国OFDI的四种动机:市场寻求、廉价劳动力寻求、自然资源寻求以及战略资源寻求。通过加入投资动机与中国老龄化的交互项的混合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分析了2007-2015年中国对其他国家的OFDI。研究发现:除了战略资源寻求动机以外,其他三种动机均会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而加强,并且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主要是受政治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投资动机受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不大。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企业OFDI:基于注意力配置视角的机制研究

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效应引起广泛关注,而较少研究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影响中国企业OFDI的机制机理。文章基于2011～2018年《全球企业绿地投资数据库》,以百度搜索指数作为管理者注意力配置指标,运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结论表明：首先,“一带一路”倡议助力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OFDI总量实现逆势增长,且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及使用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问题之后,结论仍然成立;其次,“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对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海上丝绸之路及与中国邻近沿线国家的投资增长;最后,“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增进管理者对沿线国家的注意力配置,进而促进中国企业OFDI。     

空间视角下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从空间视角,选取2003—2018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37个国家OFDI数据,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存在显著的第三国效应且呈现挤出效应,市场规模和贸易成本是影响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两大最重要因素.进一步分解空间效应后发现,不同解释变量带来的OFDI影响程度并不相同,地区、收入和政治风险的异质性分析结果为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和空间布局提供新的思考.鉴于此,本文提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相关结论和启示.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东道国制度环境因素

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30个国家2007—2015年10年间的面板数据,运用拓展引力模型就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市场规模、东道国人均收入水平以及东道国资源禀赋是影响中国企业对其投资的主要因素;其他变量技术禀赋、政治稳定性以及与东道国的距离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在子样本的检验中,子样本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存在差异,而且子样本的实证结果也各不相同,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差异较大。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理论与经验证据

文章通过构建投资便利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定量测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并基于拓展引力模型实证检验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建设能够显著促进中国OFDI增长,其中制度质量改善对中国OFDI的促进作用最大。异质性分析表明,亚非地区、中等收入水平、资源禀赋欠丰富、市场潜力大以及与中国投资合作信任度高的沿线国家通过推进投资便利化建设,对中国OFDI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沿线各国推进投资便利化建设,可以通过削减投资成本、提高投资效率以及降低投资风险等渠道对中国OFDI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最后聚焦行业差异的分析表明,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建设能显著促进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OFDI扩展边际的提高,且对后者的促进作用更大。     

基于空间视角的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

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是推动国际产能合作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一环。鉴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异质性特征和空间关联,本文运用2005—2015年中国对沿线48个国家直接投资的数据,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中国在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三国效应和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证实了第三国效应的三种来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第三国市场潜力和第三国不可测因素的显著影响。此外,东道国市场规模、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劳动力成本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显著,但这些因素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影响有所差异,劳动力成本过高是阻碍中国在沿线高收入国家开展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低收入国家的直接投资则更关注自然资源获得成本和基础设施的影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吸引中国直接投资的业绩指数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中美两国投资数据的对比研究

本文主要关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情况,探究"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吸引中国直接投资的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本文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在世界投资报告中提出的对外直接投资业绩指数构造了东道国吸收中国直接投资的业绩指数,并对"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的数据进行了测算和分析;之后探究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哪些方面特质会影响其对中国投资的吸收情况,利用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的国家竞争力指数各个维度指标作为衡量系统,进行了相关实证研究,同时与美国同期投资数据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充分体现了中美两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投资性质的差异。     

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OFDI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国家的实证研究

知识产权保护是各国关注的热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越发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直接影响,也是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选择时的重要考虑因素。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规模不断扩大,2019年当年实现"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186.9亿美元。中国在对"一带一路"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时,受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也愈加显著,因此研究"一带一路"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OFDI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文献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究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以对外直接投资为因变量,各国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为核心解释变量,再加入影响OFDI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发现东道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随机前沿分析

通过随机前沿方法研究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目前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模式为垂直型投资,虽然投资总额较大,但是投资效率偏低,投资规模仍有很大提升空间。中国应根据东道国经济发展情况,及时调整对外直接投资结构,并加强与东道国经济社会合作,为在东道国的投资营造良好的经济、政治环境。从而逐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过程中充分挖掘投资潜力,提高投资效率,开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新局面。     

“一带一路”倡议、东道国制度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基于动态面板数据GMM的经验考量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东道国的制度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产生的效应不同,本文运用GMM方法并基于扩展的引力模型,对世界187个国家(地区) 2003—2015年的跨国动态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发展中经济体的东道国制度因其不完善而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同时,欧洲地区将成为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并发挥应有效力的落脚点。鉴于此,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应选择"一带一路"沿线的欧洲发展中经济体,并借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资金支持沿线亚洲经济体的基础设施建设。     

“一带一路”倡议与非沿线国家OFDI:增量引致还是存量转换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动能,在促进中国企业向沿线国家对外投资上已经取得显著成效。那么,“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促进效应(BRIPE)是否会影响中国企业向非沿线国家的OFDI呢?本文基于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运用三重差分模型,探究BR-IPE对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上,BR-IPE对中国企业在非沿线国家的OFDI具有“增量引致”效应。动态效应上,在“一带一路”沿线倡议实施之后的前三个年度,BR-IPE对非沿线国家的OFDI表现出“存量转换”效应,即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挤出了企业对非沿线国家的OFDI;之后,BR-IPE的正向效应逐渐显现并增强,即对沿线国家的OFDI表现出显著的“增量引致”效应。异质性研究表明,BR-IPE对企业向非沿线国家OFDI的“增量引致”效应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企业、非沿线发达国家,而对国有企业、非沿线发展中国家则更多地表现为“存量转换”效应。进一步地,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和海外市场需求的扩张是BRIPE影响非沿线国家OFDI“增量引致”的重要机制。本研究对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高“一带一路...     

东道国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

东道国因素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OBOR)国家的投资(OFDI),本文利用中国对5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从2006—2014年的投资数据进行二阶最小二乘回归,得出结论:中国倾向于向经济发展水平高、腐败控制程度低、资源损耗低、基础设施完善的国家进行投资,这些东道国因素的作用都是显著的。本文建议中国加快基础建设援助,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营造良好环境,合理利用投资获取OBOR国家资源禀赋,同时重视投资过程中的风险控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环境与中国OFDI

本文以2008年~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30个国家为样本,研究东道国制度环境与中国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的相关性,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及相关改革政策对中国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1)总体来看,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OFDI与东道国制度环境显著负相关;(2)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这种负相关进一步加深;(3)包含节点城市的国家的制度环境与中国OFDI的关系较为复杂,从全时期来看显著负相关,但是分阶段来看的话,“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前后均无显著相关性。     

“一带一路”倡议下投资母国的监管义务与法律对策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全面、深入推进,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进入新时期。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环境复杂,中国企业面临社会责任风险以及沿线国腐败程度较高等新问题。现有国际规则无法有效处理东道国经济发展与这些问题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不仅威胁中国企业的经济安全,更影响"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实践中,东道国宽松的法律环境、负责任的主权和维护国家形象的需要为母国监管提供了现实基础。因此,中国应以"自我约束"和"规则导向"为前提,在充分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强化国内投资法律体系,从企业社会责任和海外反腐败两个方面积极承担投资母国的监管义务,主动规制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实现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良性互动。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中国应针对海外投资者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专项立法,提高中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标准,区分企业性质、承担不同的社会责任标准以及建立社会责任评估体系;在海外反腐败方面,中国应完善惩治海外投资腐败行为的立法并加大执法力度,同时增强"一带一路"沿线国的刑事司法协助以及提高惩治海外投资腐败活动的力度。     

“一带一路”东道国制度环境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绩效研究

利用2006—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560例OFDI事件为研究样本,实证探究了“一带一路”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企业OFDI绩效的影响,并基于竞争优势视角进一步考察了境外经贸合作区、母国特定优势以及企业年龄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一带一路”东道国制度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中国企业OFDI绩效的提升产生负面影响,境外经贸合作区、母国特定优势和企业年龄对上述负面效应具有弱化作用,竞争优势效应在国有与民营企业之间呈现出异质性。研究结论将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高质量海外投资提供参考借鉴。     

孔子学院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吗——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板数据的分析

从母国文化助推视角,本文考察了孔子学院对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2004-2014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区位选择Logit模型进行研究发现:第一,孔子学院对中国企业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第二,孔子学院有利于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播与交流,降低中国与东道国文化距离的负面影响;第三,孔子学院对中国企业在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孔子学院还通过影响留学生来华学习,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