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与消除长期贫困

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贫困的成因源自收入的差别,贫困人群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长期贫困者,长期贫困是指脱贫难、返贫率高的人群,它的主要特征是资本的缺乏和贫困特征的跨代传导。该文提出:国家的宏观经济目标和相应的经济政策,都和消除长期贫困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影响长期贫困的宏观政策中,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又是最重要的因素。在制定和执行宏观经济政策时,要处理好经济稳定与减贫目标、经济增长和消除不平等、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公共支出和治理能力、增加收入和可持续生计、增加收入和增加资产之间的协调。进而,提出了中国消除长期贫困的宏观经济政策建议。     

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与生计多样性的耦合关系——以安徽省阜南县为例

缓解多维相对贫困，因地制宜制定农村低收入家庭相对贫困防御机制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落脚点。研究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与生计多样性的耦合关系为世界减贫提供理论参考。以阜南县686户受访家庭为研究对象，运用多维相对贫困测度模型、生计多样性测度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以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测度不同生计农户的多维相对贫困程度，探究低收入群体生计多样性和生计可持续发展路径。结果表明：(1)不同生计类型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具有一定差异，外出务工型农户相对贫困程度最低，相反，政府兜底型农户相对贫困程度最高。(2)生计多样性测度结果显示，兼业型农户指数最高，农业主导型和外出务工型次之，政府兜底型农户生计多样性指数最低。(3)受访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与生计多样性耦合关系类型多属于过渡类。不同耦合协调类型农户的影响因素差异较大，是家庭因素、经济条件、地理区位和资源禀赋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的结果。     

世界银行的环境政策及其对环境法发展的启示——搭建环保与扶贫的桥梁

"先脱贫,再解决环境问题"抑或"先保护环境,再解决贫困问题"都是徒劳无功的假命题。如何搭建环境保护与扶贫之间的桥梁,关系到环境保护目的的真正实现,是民生法治观指导下环境法的发展方向。以消除世界贫困为终极目标的世界银行在扶贫实践的过程中意识到扶贫与环境保护的高度关联性以及环境政策及其实施对减缓贫困的积极作用,逐步将"环境保护"纳入其主流工作并实现了双赢。世界银行的环境政策为环境法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包括坚持"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观、开拓环境法的益贫功能以及设立重在"赋权"的制度体系等等,实现环保与扶贫之间的良性互助。     

生计策略选择对农户脱贫稳定性的影响——基于四川大小凉山地区1133个精准脱贫家庭的调查

基于对脱贫农户连续三年家庭人均收入的动态监测结果(2018—2020年收入是否稳定保持在贫困线1.5倍以上)以及扶贫小额贷款偿还能力调查状况来衡量脱贫稳定性。以家庭支柱成员从事生计活动的类型和时间作为农户生计策略的识别与度量指标，利用课题组在四川大小凉山地区实地调研所得的1 133户精准脱贫家庭数据，实证探究生计策略选择对农户脱贫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1)生计策略影响农户脱贫稳定性，相比自主型生计农户，政策依赖型生计农户家庭脱贫稳定性不足；在自主型生计农户中，相比纯农业经营生计，存在非农就业的多元生计策略更加有助于农户稳定脱贫。(2)生计策略的稳定脱贫效果受到家庭人口特征、建档立卡以及帮扶政策等因素调节，其中农户脱贫发展内生动力激发、政策帮扶推动的家庭经营组织化及产业链融入有助于抑制政策依赖型生计、纯农业经营生计的不稳定脱贫效应。(3)生计策略通过家庭收入结构与收入水平两个渠道对脱贫稳定性产生影响。     

基于生计恢复力的脱贫干预效果评估及其影响因素——以陇南山区为例

随着全面脱贫目标的实现,中国已进入一个以次生贫困与相对贫困为主的新阶段。科学评估脱贫干预政策措施效果并揭示其关键影响因素,可为探索符合新时期农村贫困特征的减贫政策提供借鉴。文章以陇南山区为例,构建农户生计恢复力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脱贫干预效果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脱贫干预对陇南山区农户的生计恢复力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脱贫农户的生计恢复力较对照组增加了4.27%。其中,不同地貌类型区农户的脱贫干预效果存在差异,川坝河谷区农户的脱贫干预效果高于高山区和半山区农户;早期脱贫农户的脱贫干预作用效果要优于近、中期脱贫户。(2)脱贫干预方式的多样化程度与干预效果呈正相关,但随着干预措施多样化程度的增加,其增长幅度有所减缓。(3)农户的市场关注度、未来生活期望、克服困难的信心、参与技能培训的积极性、扶贫政策了解程度以及政策干预多样化、产业扶贫、电商扶贫、旅游扶贫、生态补偿扶贫强度均对脱贫干预效果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最后,提出了优化脱贫干预措施的建议。     

农村扶贫开发面临的新形势与扶贫路径创新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工作面临着绝对贫困相对缓解,而相对贫困、发展贫困、贫困刚性、贫困波动性等特征凸显的新形势。为应对新挑战,必须围绕提升农村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这一核心,对扶贫目标、贫困标准、扶贫方针进行战略性调整,并创新扶贫开发路径,强化贫困人口稳定脱贫、持续发展的外部支持、产业支持、资金支持和项目支持。     

贵州省产业扶贫研究

以扶贫攻坚角度来看,贵州省是全国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脱贫攻坚任务最重的省份,也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其脱贫成效不仅关系本省经济发展和百姓生活,更关乎着全面小康之大局。因此说,扶贫工作是贵州省重中之重。文章以贵州省产业扶贫为主线,针对当前贵州农村贫困现状、产业扶贫现状及其中存在的问题、扶贫模式等问题,结合贵州实际情况,提出贵州产业扶贫新思考。     

产业扶贫对民族地区贫困农户生计策略和收入水平的影响

文章利用贵州省3个民族自治贫困县341户贫困农户调研数据,采用Probit计量分析模型和广义精确匹配方法研究产业扶贫对民族地区贫困农户生计策略和收入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扶贫使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参与特色农产品种植、特色畜禽养殖生计模式的占比分别提升了13%和15%,但产业扶贫对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外出从事非农务工和经商活动影响并不明显;与此同时,产业扶贫项目实施显著提升了民族地区贫困农户的特色农产品种植收入、特色畜禽养殖收入和总收入水平,降低了外出从事非农务工活动收入,但产业扶贫对经商活动收入和贫困农户人均收入影响并不明显。因此,产业扶贫项目实施在提升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增收能力,实现脱贫致富目标的效果较为明显,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在产业扶贫项目引导下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分配给特色农产品种植、特色畜禽养殖等农业生产活动,并降低外出从事非农务工活动的时间,实现民族地区贫困农户生计模式向特色农业生产转移。     

精准扶贫嵌入与全面脱贫的基层治理逻辑

全面脱贫是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应有之义.在经历了体制改革扶贫和开发式扶贫阶段后,精准扶贫战略成为完成全面脱贫任务的制度保障.精准扶贫战略的制度设计、政策运行契合了当前中国贫困人口结构现状,成为政府主导推动的制度化、组织化反贫困行动.通过驻村工作队的组织嵌入、扶贫资源对贫困户内生需求的嵌入,以及行政动员与社会动员的互嵌,实现了精准扶贫目标的靶向准确和国家扶贫意志的贯彻.在运动式贫困治理背景下,精准扶贫形塑出基层组织积极治理和精细化治理的逻辑,并重构了县乡村责任共同体,实现了外部扶贫组织体系与基层治理体系的有效结合.在政府组织、资源输入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基层组织贫困治理能力,建立群众广泛参与的反贫困机制,成为保障全面脱贫稳定实现和贫困群体长远脱贫的基础.     

易地扶贫搬迁目标农户的识别

易地扶贫搬迁的瞄准精度和识别的有效性对该项活动意义重大。本文基于陕西安康市1404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分别采用Probit、MLM和PMT模型检验了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目标识别的决定性因素、发生瞄准偏差的原因和提升瞄准效率的方法。结果表明:生计资本、生计环境均是影响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目标识别的重要因素;"应搬未搬"农户相较"搬不应搬"农户在家庭资产、信贷资本和社会资本方面表现出明显劣势;移民搬迁项目保持高遗漏率,非贫困农户渗漏的情况比较严重。政策错误识别的原因在于当前政策实践中的"收入贫困"与移民搬迁瞄准机制存在错位,瞄准对象涵盖了更为多样的贫困类型。代理家计调查法在识别和判断贫困农户方面适应性强,但对于非贫困农户的排除作用非常有限。据此,本文提出了解决贫困人口公平有序"搬得出"的政策建议。     

我国残疾人多维贫困状态测度

我国残疾人群规模庞大,而残疾人致贫、返贫可能性高和脱贫困难,因此应该给予更多关注。贫困的测度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确定贫困线,以识别贫困人群;二是构造贫困指标,以衡量贫困程度。多维贫困概念更有利于识别能力剖夺。仅仅采用收入与支出标准,会忽略贫困的脆弱性以及长期性,因为恰恰是能力贫困导致了贫困,个体贫困往往根源于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家庭收入情况等。目前,采用数个维度衡量贫困状态,已成为理论和实证研究的主流方向。     

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及对策建议

决胜全面小康、打赢脱贫攻坚战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面对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致贫原因复杂、发展能力弱、减贫成本高、脱贫难度大等严峻挑战,如何把握精准扶贫的内在悖论和执行偏差,找准当前脱贫攻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成因,并在借鉴其他地区有益经验的基础上,创新思路、完善机制、优化政策,是当下亟待破解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农村相对贫困家庭发展能力测度与异质性分析

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构建农村相对贫困家庭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对农村相对贫困家庭发展能力进行综合测度与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农村相对贫困家庭的综合发展能力远低于非贫困家庭，就业稳定性差、养老保险参保率低、社会支持不足等是造成农村相对贫困家庭发展能力低的主要原因。家庭发展能力的异质性分析发现，赡养型相对贫困家庭的综合发展能力最弱，生产型相对贫困家庭的凝聚能力最弱；东中西部农村相对贫困家庭发展能力与三个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并不一致，中部地区最强，西部地区最弱，东部地区农村相对贫困家庭虽然在人力资本、社会保险参与率等方面有明显优势，但其家庭凝聚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有待提升。基于此，建议拓宽农村相对贫困家庭就业渠道，增强就业稳定性，以赡养型家庭为着力点加大对农村老年相对贫困群体的政策支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构建文明和谐的家庭关系。     

甘南州合作市贫困人口内生性发展调查——基于可行能力的视角

传统意义上的贫困是指收入贫困,但是根据阿玛蒂亚·森指出"贫困主要是由于人的基本能力受到剥夺和机会的丧失而造成的,而并非单纯的是收入少"的观点.可行能力贫困思想有效弥补了传统收入贫困观的缺陷.因此精准扶贫首先应建立在贫困人口有脱贫能力基础上.本文站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角度,以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为例,研究当地贫困人口自主脱贫能力.     

中国低保制度与扶贫就业政策的关系对策分析

首先介绍中国低保制度与扶贫就业制度的历程,然后分析这些制度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设计新的政策,完善配套措施.结合不同的人群给出对策,政府政策帮扶与促进自我脱贫相结合,争取有条件的个人通过就业改变贫困,对于特殊困难帮扶也无法自主解决的,政府要重点扶持.低保政策和水平也要随着经济发展而变化.     

中国农村长期贫困程度、特征与影响因素

基于2002年的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调查数据,考察了中国农村的长期贫困与暂时性贫困。研究发现：中国农村更多呈现出暂时性消费贫困的特征,并且贫困家庭脱贫后进入高收入阶层的机会较小;离贫困线越远,其脱贫能力越低,离贫困线越近,其返贫的比例越高。远离区域经济中心、家庭负担较重、小孩老人较多的家庭容易陷入长期贫困。村支书的年轻化对于中下层贫困阶层摆脱长期贫困具有重要意义。社会政治资本、劳动力素质和居住条件是影响中等贫困家庭脱离长期贫困的重要因素。     

能力、机会与政府作为:对一个西部贫困县脱贫努力的解剖

贫困是困扰西部各省份的一个大难题.本文以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云南镇雄县)为研究对象,在分析该县致贫原因的基础上,主要从"能力培养"、"风险分担"与"机会创造"角度,分析政府在帮助贫困人群脱贫过程中所做出的各种努力.     

"因学返贫"的现状、原因及对策

返贫问题是近几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也是社会最为广泛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课题组在对河北省５个贫困县调查中发现，农民支付子女教育的高昂的学费是导致已脱贫农民返贫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称之为因学返贫，并由此形成因学返贫———因贫辍学，贫困———文盲，文盲———贫困的恶性循环。因此，要实现２１世纪初我国扶贫开发的战略目标，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和综合素质，逐步改变贫困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落后状态，为从根本上解决救济式扶贫和单一生产开发式扶贫所无法解决的脱贫状态下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弱的…     

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的减贫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采用环境方向距离函数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了2011—2016年江西省54个贫困县域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的特征及其对减贫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研究区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均呈现上升趋势，但贫困人口和发生率加速下降，且在片区和非片区、国家贫困县和非国家贫困县、生态功能区和农产品主产区之间形成明显的区域差异。(2)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的减贫效应显著正向，且非片区、非国家贫困县或农产品主产区的脱贫效应明显高于片区、国家贫困县或生态功能区。(3)农民人均收入在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的减贫效应中发挥直接和间接作用，以保障粮食安全的直接脱贫为主，通过提高农民收入的间接脱贫发挥重要作用。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共同富裕背景下，提高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对破解当前农业面源污染问题、保障粮食安全及巩固脱贫成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政策性排斥与中国农村长期贫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致力于农村的反贫困工作,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现在已进入扶贫“攻坚”阶段。按照世界银行在《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出的长期贫困这一概念(指有些人口长期处于贫困状态,至少持续5年以上,虽经扶助也难以脱贫)的界定,中国当前农村的贫困基本上属于长期贫困。返贫作为当前中国农村贫困中非常突出的现实,本文也将其归于长期贫困。这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1)脱贫者主要是依靠国家扶贫措施而脱贫,返贫者的脱贫时间很短,这一群体的大部分时间仍处于贫困之中;(2)从返贫者的人力资本存量等方面看,返贫者缺乏进一步的脱贫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