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科技投入、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本文利用我国2009—2022年30个省际面板数据,构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系统地研究政府科技投入和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首先,政府科技投入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着显著的正向作用,而且不同省域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其次,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出“U”型影响关系,即初期有一定抑制效应,随后逐渐转变为促进效应。然而,政府科技投入和环境规制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正向影响,这表明政府科技投入能让环境规制的拐点提前到来。从空间效应来看,政府科技投入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且相邻地区的溢出效应更为显著;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也得到证实,但溢出效应并不显著。     

地方政府竞争、环境规制与就业效应——基于省际空间杜宾模型的分析

基于地方政府竞争的视角,利用2000～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考察我国环境规制、环境规制竞争对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加强环境规制抑制了就业增长.而分区域来看,环境规制的就业效应存在差异,东部地区加强环境规制对就业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中西部地区则存在负向影响;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存在策略性竞争行为,从全国层面来看,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以逐底竞争策略为主,而区域间则存在差异,东部地区环境规制体现为差异化竞争,而中西部地区则以逐底竞争为特征;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竞争对就业具有重要的影响,某一地区放松环境规制将对邻近地区的就业水平产生正向溢出效应.     

环境规制能实现“降污”和“增效”的双赢吗——来自环保重点城市“达标”与“非达标”准实验的证据

在面临稳增长和治污染双重压力的背景下,环境规制实现“降污”和“增效”的双赢至关重要.本文首次利用2003年国务院实施的空气质量“限期达标”制度这样一个自然实验,采用基于趋势评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方法,评估了环境规制的“双赢”效应及其制度异质性,稳健性检验证实了结论的可靠性.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会在短期降低污染和改善环境质量,却会降低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伴随着环境规制的其他经济社会效应凸显,对经济增长的不利效应将逐步被抵消,并由负转正,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环境规制的双赢效应既受制于其内生的制度结构安排,又受到所处制度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市场化因素和政府质量因素.研究结果揭示,环境规制的“减排降污”效应影响有利于“经济增长”效应实现,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放大环境规制的正向效应和减弱扭曲效应.     

外部效应内在化的制度途径分析

伴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经济增长的外部效应——环境污染已危及到当代人的健康和子孙后代的生存。当前我国环境污染问题备受国内外关注,这为系统的制度治理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基于外部效应的含义和存在的领域,提出应从政府的产业规制、技术工艺创新和制度引导相结合、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转变交易内容等方面来实现外部效应的内在化。     

中国式分权下的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均衡模型

基于政府规制利益集团理论的Stigler-Peltzman模型,结合中国式分权的制度背景,建立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均衡模型,以环境规制的制定均衡为基准着重考察了环境规制的执行均衡,分析了环境规制执行均衡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执行均衡与制定均衡的偏离可以作为一类环境规制失灵问题的理论依据,偏离程度代表了规制失灵的严重程度.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中经济增长指标的权重系数、环境指标的权重系数、企业利润对地方政府经济收益的影响系数以及污染削减技术进步等因素,都会对环境规制的执行均衡产生影响.缩小规制执行均衡与制定均衡的偏离,是促使地方政府高效执行环境规制的可能途径.     

环境规制能否促进出口——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我国对外贸易蓬勃发展,在2009年成为世界上贸易量最大的国家。出口是一国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增长。但是早期的粗放型经济的发展方式导致污染物过度排放,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降低环境污染、加强环境治理已成为如今社会的普遍共识。我国政府陆续出台了环境规制的相关政策,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必然会因此受到一定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将环境规制与出口贸易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利用2002—2017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考察环境规制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政策对我国出口存在着正向的创新促进效应和负向的成本增加效应。该政策对企业出口的总效应取决于两者的叠加,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出口的成本增加效应大于创新促进效应,最终减少了企业的出口额,缩小了企业出口产品种类的范围。结合我国目前的出口发展以及环境状况,本文得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政府应重视环境规制对出口贸易的倒逼机制,促进企业研发能力和产业结构提升;二是推行环保认证体系,加强绿色贸易体系建设;三是完善环境税制体系,更好地承担起保护环境的代际责任。     

食品安全规制主体行为博弈：基于政府网络的考量

文章针对食品安全规制中最重要的主体——政府,研究了在不同的激励约束条件下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与地方食品安全规制部门间的行为博弈。文章试图针对网络经济的整体趋势,将政府规制在政府网络的框架下进行分析,在确定政府规制网络架构的前提下,明确政府在食品安全规制方面的责任,分析政府的规制行为。结果表明：中央政府观测到地方政府进行食品安全规制行为的概率是影响地方政府行为及其规制有效性的重要因素;地方政府观测到地方规制部门进行食品安全规制行为的概率;以及地方规制部门加强食品安全规制的概率,这些是影响地方规制部门行为的最重要因素。最后,根据所得研究结论,文章针对政府规制部门提出了确保食品安全并提高规制有效性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促进出口高质量发展是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然而，关于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和潜在机制依然存在争议。本文利用中央政府“十二五”期间实施的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政策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2013年的企业层面数据，探索了环境规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有效约束了受规制企业的污染排放行为并促进了其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做出贡献的结论在考虑政策设计的非随机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同时期的其他环境事件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显示，环境规制对一般贸易和非国有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效应更明显，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力度可以强化环境规制与出口产品质量的正向关系;机制检验显示，由环境规制引发的技术创新是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核心驱动力。本文为政府制定科学的环境政策以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赢提供了经验支撑。     

环境规制对我国机电业出口竞争力影响简析

为了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政府相继出台了各种环境规制政策。作为我国第一大类出口产业的机电制造业,其污染排放是我国环境污染重要来源。本文定性分析了环境规制对我国机电产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并提出了机电制造企业应对环境规制的具体措施。     

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能否“利当前”并“惠长远”

本文将环境规制、污染累积与经济增长纳入统一的理论框架中,分析了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强度环境规制政策作用下的污染治理效应与经济增长特征.结论认为,污染治理方面,高强度环境规制通过增加污染排放的边际成本约束了污染型企业的排放行为,低强度环境规制未能抑制污染排放对环境的边际损害,随着污染的累积,低强度环境规制在污染治理中的作用会逐渐失效.经济增长方面,高强度的环境规制能够激发污染型企业的“创新补偿”效应,使得经济增长中的环境规制效应由“短期损失”向“长期收益”转化,而低强度或较弱的环境规制难以刺激污染型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不能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在治理环境污染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符合“利当前”并“惠长远”的目标.     

环境规制、FDI与出口贸易结构升级

通过分析环境规制、FDI对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本文探讨了从环境规制和FDI的角度优化出口贸易结构问题。从环境政策来看,环境规制会削弱各种出口产品的竞争力;由于FDI流入产生的资本补缺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的存在对出口贸易产生了促进作用,"环境规制的创新贸易效应"也发挥了作用,政府应在大力引进外资的同时实行较严格且合理的环境政策,以促使贸易结构升级。     

中国环境规制的出口效应及其行业差异

文章基于环境规制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机理,运用半对数固定效应变系数Panel Data模型,以中国14个工业行业为例,从行业异质性视角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的出口效应。回归估计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变化可以较好地解释中国出口规模变动,环境规制效率、环境规制强度、人民币平均汇率、资本劳动比、成本费用利润率等因素的交互作用驱动了出口增长,但各个变量对不同行业出口的影响程度及其显著性水平存在明显差异;环境规制效率、环境规制强度对大多数行业出口存在显著正效应,但在汇率、产业结构、成本加成能力等控制因素作用下,其影响程度及其显著性有所削弱,不确定性有所增强。同时,文章基于实证结论就如何完善我国环境规制与促进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     

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效应的理论分析

环境规制作为政府解决生产行为外部性的一种措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对工业绿色增长的测量指标。环境规制在实施过程势必对工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造成一定影响,因此本文通过理论分析说明了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效应可以解释为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     

环境规制的“灰边”效应

本文基于“中心—外围”经济空间结构框架,在理论层面演绎了城市间环境规制强度级差对污染企业区位选择策略的影响,并基于2005—2012年京津冀地区微观企业具体的选址设厂地理信息,以北京市行政区划边界为断点对污染企业二氧化硫排放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理论演绎表明,在环境规制离心力和成本节约、市场需求潜力向心力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污染企业最终将聚集在环境规制强度级差边界选址设厂,从而形成环中心城市的污染“灰边”。通过对6000余家污染企业共计18000余个有效观测值的回归研究发现,环北京市行政区划边界50公里范围内为污染物高排放带,改变估计参数、更换代理变量、删除特殊样本等一系列检验均证明了“灰边”效应稳健存在。北京市东部地区“灰边”效应的表现最为明显,非国有性质污染企业的高度聚集是形成环北京市污染物高排放带的主要原因。2008年北京奥运会及之后的一段时间,“灰边”效应曾随着外围城市污染企业关停力度的加大暂时消失,但2010年之后环北京市的污染“灰边”再度出现。本文将环境规制因素纳入区位选择理论分析框架,为“中心—外围”城市间联防联控进行污染治理的必要性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和实证依据。     

双边议价框架内主导零售商买方势力及政府规制取向

在双边议价框架内,外部选择价值决定纵向关系中交易双方各自的议价势力。规模以及作为产品进入市场的"守门人"角色是主导零售商自身所具备的影响外部选择价值的因素,是主导零售商买方势力的主要来源。在对称性寡头竞争的零售市场,主导零售商的买方势力产生有益的"抵消效应",而在非对称性寡头竞争的零售市场,主导零售商的买方势力可能产生有害的"水床效应"。"水床效应"既可能会加剧零售市场垄断化趋势,又可能损害消费者福利。因此,政府规制应高度关注主导零售商的市场兼并行为,高度关注主导零售商剥削中小供应商的行为,高度关注主导零售商过度低价促销行为。     

汽车废气排放的成因、危害与对策

汽车在大量消耗资源的同时，其排放的尾气会严重地影响人类的健康。随着国家一系列强制性法规的出台，更多人开始关注汽车的尾气问题。阐述了汽车排放污染物的主要成分、汽油车尾气排放的成因及危害和柴油车排放碳烟的生成机理；指出了废气污染物的生成及其影响因素，同时提出了内燃机排放的采样方法及防止汽车尾气超标的对策。     

政府规制的供求均衡及其有效性

文章构建了一个政府规制的供求均衡模型,其基本思想是:政府规制的规范性目标是弥补由于自然垄断等造成的社会福利的损失,理想的规制供给和需求的均衡点由规范性目标决定.但是政府行为、产业行为、成本约束等因素使实际的均衡点往往偏离理想的均衡点,从而造成政府规制的低效.同时,由于自然垄断性等是变化的,理想均衡点也呈现变动的趋势.即如果政府规制的供给不能随规制需求的变动而及时调整,也会降低规制的有效性.该模型使公共利益理论和部门利益理论成为本模型的特例,模型的动态化解释了加强规制和放松规制的影响因素和条件.该模型为寻求提高政府规制有效性的途经提供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民营资本进入航空业政府规制的博弈分析

处于政府规制之下的航空业被国有企业高度垄断,民营资本要进入航空业需要政府放松规制。本文运用博弈论分析民营资本进入航空业各利益参与方的博弈行为,研究政府规制对民营资本进入航空业的影响及其社会福利效应。结论认为航空业市场博弈均衡的达到取决于不同利益主体在博弈时的市场竞争环境、利益主体的预期及偏好。     

论制度创新对南京非公有制企业的影响

本文分析了现阶段南京非公有制企业的现状、影响南京非公有制企业发展的内部和外部因素,论述了企业层面的制度创新和政府层面的制度创新。     

中国制造企业绿色转型的自愿性环境规制路径——以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作用与局限性为例

在经济与环境矛盾日益突出的当前，兼顾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的绿色转型对中国制造至关重要。本文从自愿性环境规制的绿色声誉和组织学习双重效应入手，构建理论模型考察其对中国制造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机理，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从国家认监委网站获得的企业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参与自愿性环境规制在显著降低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同时，也能有效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分析表明，以ISO14001认证为代表的自愿性环境规制通过绿色声誉的需求引导和组织学习的效率提升共同促进了中国制造企业绿色转型。本文的拓展讨论部分显示，自愿性环境规制的绿色转型效应在需要大量技术投入才能减排的重污染行业较弱，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此外，企业的“漂绿”行为和所面临的融资约束都会抑制自愿性环境规制的绿色转型效应。为充分发挥自愿性环境规制对制造企业的绿色转型作用，除应降低参与成本、提高企业参与自愿性环境规制的积极性外，政府还应从强化监管和发展绿色金融等方面来克服自愿性环境规制当前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