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外来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及分摊

本文利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采用核算的方法测算了不同视角下江苏外来农民工市民化的费用。结果显示,江苏一个外来农民工市民化,需要支出12.3万元。其中,第一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成本约为11.2万元,新一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约为14.3万元。本文还发现,江苏三大区域之间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差异明显,苏南、苏中、苏北对应的成本分别为14.6万元、12.4万元和11万元。如果一次性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公共财政需要为每个农民工一生支付的成本为92.7万元。     

农民工家庭市民化成本研究——基于两个约束条件的选择

随着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放缓,有必要重新审视农民工市民化成本问题。以家庭为单位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综合考虑空间和人口转移数量及时间客观制约,是研究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更为现实的考量与选择。     

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文献述评、理论建构与政策建议

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因素的研究是农民工市民化研究的一个基础课题,对农民工市民化实践也有重要意义。现有研究未能全面建构相关因素及这些因素间的关系。本文从马克思的社会人思想出发,运用结构、过程与后果相统一的系统方法分析发现农民工市民化有7种影响因素,即城乡二元结构、经济现代化、国家政策、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与能力及城市的市民化容量与需求,其中前3种是历时性社会环境因素,决定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历史进程;后4种是共时性主体实践因素,形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践路径。这一发现,为理论上的农民工过程逻辑建构提供了前提,也在实践上提出了农民工市民化规划、政策、成本、农民工发展等系列政策创新建议。     

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效益分析

本文通过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特征分析和相关研究成果的理性解读,引入农民工市民化"效益"要素,以调查统计数据为依据,对劳动力供需矛盾发展趋势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进行分析认为,"成本"不应成为农民工市民化的决定因素;农民工市民化能够给社会、企业和农民工本身带来"效益";我国外可借鉴发达国家移民管理经验、内可参考浙江嘉兴新居民管理模式和广东农民工"积分入户"政策,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提升农民工市民化效益。     

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分类及分担机制探究

新型城镇化的瓶颈在于农民工市民化,虽然当前户籍制度改革的阻滞因素正在逐渐消解,但除了制度层面之外还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在巨大的成本压力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较为缓慢。因此,需要分析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分类,厘清政府、企业和农民工等三个成本分担主体的责任所在,进而建立合理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     

人力资本、地缘特征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本文从成本收益分析视角探究人力资本、地缘特征对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的影响机理。基于人力资本理论和人口迁移理论,构建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因素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运用江西省460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地缘特征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呈正向相关关系。增加人力资本积累越多、提升地缘特征的推拉力越具优势,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越强。应提升农民工、政府承担个人成本、社会成本的能力,从而建立合理分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分摊机制。     

农民工市民化的优先瞄准对象：基于市民化权能特征和公共投入约束的政策锚定

农民工群体的内部分异及其差别化的市民化权能状况和规模庞大的市民化公共成本,使得采用"优先瞄准"市民化权能较高者的"有序递进"策略成为稳步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个必然选择。在界定了市民化中政府投入责任边界和成本构成的前提下,采用维持既有市民福利水平不变的"福利剩余"帕累托改进准则,本文构建了一个核算特定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最优目标和优先瞄准对象锚定标准的评估技术体系,据此估计出武汉市2019—2023年公共财政投入承载范围内的市民化人口容量规模依次为4.28万、9.19万、9.49万、9.46万和9.02万。结合实地调查数据对该市农民工市民化权能分布进行估计,上述市民化目标相当于测算周期内该市市民化优先瞄准对象为市民化总权能得分值不低于0.74、0.69、0.65、0.63和0.61的农民工群体。研究表明,通过科学细致的成本核算和投入规划,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并不是难以想象的财政包袱,推动农民工市民化战略目标的实现也不是难以遂行的任务。     

市民化进程中农民工家庭迁移决策的静态分析——基于成本—收入的数理模型与实证检验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家庭式流动的趋势日趋明显。本文基于农民工家庭"成本—收入"预算约束构建静态家庭效用最大化模型,采用库恩—塔克条件和边际净收益分析得到农民工家庭迁移净收益,并进一步构建短期和长期农民工家庭迁移净收益条件模型。通过运用山东调查数据对该"成本—收入"数理模型的实证检验发现,处于迁移不同阶段的农民工家庭面临不同的"成本—收入"约束,其中定居城市决策阶段是农民工家庭向城市迁移过程中的最艰难阶段;农民工家庭迁移城市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使一个家庭完成其市民化过程至少需要一二十年的时间。     

农民工市民化成本要由政府和市场共同分担

如果不考虑远期养老保险支出，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短期支付的一次性成本绝对是长期打工的所在城市能够接受的。只要积极筹划，特别是做好未来的风险防范，政府完全有能力进一步加快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工也更好的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且，这种成本完全可以由各级政府承担起来，而不是由农民的土地来交换。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融合的法治路径研究

法治建设是城市治理的重要内容。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城镇化建设的主力军,在城乡一体化发展要求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融合有利于促进城乡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在新生代农民市民化融合过程中,如何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形成推动市民化融合的有效法治路径,对我国城镇化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融合的法治建设必要性出发,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法治意识与市民化融合法治进程存在的问题,探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融合的法治路径。     

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测度及空间分异研究——来自江西省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是否能够成功实现市民化,不但取决于其市民化意愿,还取决于其市民化能力,两者缺一不可。中国农民工在市民化方面表现出强市民化意愿与弱市民化能力的强烈反差,科学构建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测量评价,对明晰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现状,提升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及城市融合等3个方面构建了由3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和20个三级指标组成的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江西省1 056位农民工的实地调研数据,使用层次分析法(AHP),对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及其空间分异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总体偏低,不同维度的市民化能力发展不均衡,城市就业能力最强,土地退出补偿能力次之,城市融入能力最差,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月工资收入、交往对象、住房类型、土地流转数量和土地征用数量等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偏低的主要影响因素;各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水平大多处于中等水平,存在一定的空间分布差异,除九江、南昌、赣州和吉安等4个地级市达到平均水平外,其他7个地级市都在平均水平之下;大多数地区不同维度市民化能力都趋于一致,发展较为均衡。最后,分别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土地制度和空间分异的视角提出相关对策,认为要全面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总体市民化能力水平,实现地区均衡,就必须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改革城市就业制度,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就业能力;通过提升社会资本,降低城市融入成本,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能力;改革农村土地制度,盘活农村土地资产,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土地退出补偿能力。     

优化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策略分析——基于新型城镇化视角

现阶段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存在供给主体单一、供给对象受限、供给内容不当和供给标准不明等问题。户籍制度严重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但固化的二元户籍制度仅仅是影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的表象，而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成本收益不对等及不完善的分税制财税体制才是导致制度困局的关键。文章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出发，不在只停留在农民工市民化现象的本身，而是从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着眼，深入剖析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制度层面的原因，这对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提供了参考。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度量：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

本文从农民工市民化的两种内涵出发,从理论上提出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测量的方法及市民化进程变化规律.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实际度量中,强调主观意愿与能力两项关键要素,并建立起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指标体系;对市民化进程的实证分析发现农民工在整体上属于半市民化状态.文章提出国家应加快制度改革以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十二五”时期如何促进农民工市民化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申兵在《中国经济时报》撰文认为,“十二五”时期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在于综合考虑资源分配的可能性、农民工进城定居的需要,使农民工获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这可以大大降低农民工在城市定居的制度成本,从而提升其在城镇定居的能力和意愿。他提出,“十二五”时期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创新有以下三个方面。     

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问题是阶段性的

所谓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问题,既是如何让长期在城里的农民享受城市政府公共服务,也是基于如何＂安排＂农民进城并享受政府公共服务考虑提出来的。一些研究机构为此很认真地做了大量研究,如一个权威机构估计,一个农民工成为市民,需政府增加支出约8万元左右。有些学者甚至把农民工在城里的生活费用也作为市民化成本提出来。深入而言,关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实际是劳动力大量过剩时期的阶段性问题。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西安市的实证调查

农民工是我国庞大的劳动力群体,农民工市民化缓慢已成为城镇化进程中的突出问题。本文通过对前人研究的总结,结合西安市417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实证研究西安市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受到其生活满意度、个人背景、与城市居民差异和收入福利这4个因子的影响,其中生活满意度影响程度最强,而住房、收入和工作稳定度又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因此本文从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降低其寻找工作的成本提高工作稳定度等方面给出建议,帮助提高西安地区农民工市民化意愿。     

市民化中的农民与政府行为分析

本文从农民市民化的界定出发,初步考察了农民转化为市民的行为模式后,发现我国农民市民化的关键问题在于农民工转化为城市市民的动力不足.在对市民化过程博弈双方(农民与城市政府)的成本一收益分析的基础上,通过行为博弈方法分析认为当前我国市民化政策的博弈结果就是民工化.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改变当前博弈条件(政策)、加快农民市民化的相关政策建议.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公共成本测算及分担机制优化建议——基于江浙沪省域面板数据的横向比较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公共成本的有效分担是加快推进"以人为核心"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基于对江浙沪2014~2016年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测算,发现各样本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公共成本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并且已超出各地公共财政的合理承受区间。当前,各细分成本指标对流入地财政负担的影响程度并不均衡,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和随迁子女义务教育成本的当期约束十分明显,保障性住房成本和社会保障成本预期将成为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要素。建议从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创新社会保障供给制度、健全住房供应保障体系等层面进一步优化农民工市民化公共成本分担机制,通过消解财政支出压力带来的政策推行阻力,逐步破解外来人口机械增长与市民化融入程度偏低的"两难困境"。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成都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研究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键是构建由中央和地方政府、企业、农民工个人三方共同参与承担的成本分担机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主要分为保障住房成本、教育培训成本、社会保障成本、基础设施建设增加成本、私人增加的生活成本等5个部分,对其进行分类加总测算的结果显示,成都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总成本为285760.84元。其中,政府需要承担的部分超过总成本的一半,而企业和农民工个人分别需要承担的部分均少于成本总额的1/4。为进一步构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成都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应建立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中的各级政府分担机制、开拓和创新多样化的成都市财政筹资渠道及成都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渠道等。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未来20年中国有4到5亿农民需实现市民化

日前,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发布2012年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指出,2011年,中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53亿,其中外出农民工1.59亿,相当于城镇总人13的23．O％。今后20年内,中国将有4亿～5亿农民需要实现市民化,农民市民化尤其是农民工的市民化,将是中国实现向城市型社会转型面临的关键问题。按照人均成本10万元估算,4亿－5亿进城农民完全市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