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足迹、产业结构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以重庆为例

应用生态足迹模型测算了重庆1997年～2009年的生态足迹,应用发展能力公式对重庆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了评估,以及采用产业一生态和谐指数分析了产业结构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性。实证研究表明：1997年～2009年重庆人均生态足迹不断增加,人均生态赤字逐年扩大;可持续发展能力有所提高,但仍然具有潜在的不可持续性;产业一生态和谐指数逐步下降,产业发展超出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的势头逐步加强。在生态问题的背后,产业结构是影响重庆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对产业结构与生态环境关系的认识与解决程度有助于减少重庆生态赤字。推动重庆经济可持续发展。     

基于生态足迹的江苏省城镇居民消费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从生态需求与供给的角度着手,运用生态足迹模型对江苏省城镇居民的人均生态足迹和人均生态承载力进行时间序列的动态测度与比较分析,探讨了江苏省城镇居民消费的可持续发展情况。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过去的2000—2011年共12年里江苏省城镇居民的人均生态足迹持续增长,而人均生态承载力不断减小,生态赤字呈现不断扩大的态势。江苏省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超过了自然生态系统的供给能力,即人们的生活强度超过了该区域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生态环境已处于不安全状态,导致江苏省城镇居民可持续消费面临巨大挑战。     

河南省三大产业生态足迹的实证研究

依据生态足迹理论与方法,计算分析了河南省1989～2008年20年间产业生态足迹和生态占用强度的动态变化.结果发现:河南省人均总生态足迹呈上升趋势,耕地和能源在生态足迹中占主要份额;第一产业对生态资源占用的比例最大,生态占用强度最高,且一直大于产业平均生态占用强度;第二、三产业生态占用强度都处于明显的下降趋势,第二产业在1991年以后小于产业平均值;第三产业明显低于产业平均值,占用生态资源的强度较小.通过评估各产业自然资源的利用程度,可以为政府制定相应的经济政策,保持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我国经济增长、环境污染与可持续发展实证研究

一、引言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研究的实质就是对增长与环境、资源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初罗马俱乐部就提出了"增长极限说",认为经济增长会受到有限的自然资源制约而不可能长期持续增长。有些学者     

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增长代价

一切均需付代价。经济增长同样需付代价。然而,是以高代价换得短期的飞速增长的“高效经济”还是以低代价赢得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大问题。改革几十年我们为经济高速增长所付出的高昂代价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粗放型、速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其局限性;要实现真正的低代价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就要为其寻找真实的动力和坚实的基础,这真实的动力和坚实的基础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科技贡献率,提高管理效益,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国家经济质量,而这一切只能依靠科技、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发展和社会整体素质的提高。     

人力资本、工业化与经济增长——基于湖南省的实证研究

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出湖南省1988~2008年的人力资本存量。然后基于改进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两个模型,利用Johansen协整分析、Granger因果分析方法、VEC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比较分析了包含工业化程度和不包含工业化程度的条件下,湖南省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湖南省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但作用并不显著,而短期内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正效应;工业化程度影响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且推动了经济增长,但短期内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并不显著。     

基于生态足迹理论的京津冀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京津冀地缘相接,拥有着共同的生态环境,区域内每一个地区的生态环境都与其经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生态环境的恶化势必会为经济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为达到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必须开展跨区域横向生态补偿以及生态项目合作。本文通过引入生态足迹的概念及其分析方法,在京津冀地区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核算的基础上,计算了各省市2004～2013年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受力,设计了一套适合京津冀发展的横向生态补偿核算体系,并构建京津冀横向生态补偿新机制。     

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要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必须注重科学技术和教育的作用。本文提出科学技术和教育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及强化科技和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措施。     

政府干预、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地区层面的研究

政府干预因素是否与资源利用效率密切正相关,并进而导致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存在“资源之咒”现象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从理论上证明了政府干预低效率与“资源之咒”现象、经济增长率低下是密切相关的,在此基础上利用地区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控制住海港距离、政府干预等因素后,“资源之咒”的命题在中国并不明显;资源因素与政府干预因素在我国不是正相关关系,而是呈现负相关关系。     

经济增长在险水平、条件波动性与经济增长态势研究

经济增长在险水平（GaR）和条件标准差（CSD）能够有效地度量国家经济风险波动的单向性和双向性。利用动态时窗和条件异方差模型，我们发现我国国家经济风险与经济周期波动密切相关，目前的国家风险状态已经体现出明显的稳定性。利用协整关系检验，我们发现我国国家经济风险与经济增长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的长期均衡关系，因此采取积极经济政策的“反周期”干预，所诱发的适度经济波动将有且经济快速稳定增长。     

省级政府人力规模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实证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以湖南省为例,选取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政府人力规模等指标建立时间序列和一元线性回归方程,通过建立Logistic模型,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了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与省级政府人力规模的相关关系,并揭示了经济发展对湖南省政府人力规模增长的影响,提出了控制政府人力规模增长势头,使政府公务人员的总量增长维持在比较合理的增长幅度的对策建议。     

金融发展、分工与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证研究

金融系统与分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资源与动力,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采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以全国总体和分区域为样本,主要考察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分工进而影响经济增长,为金融分工体系构建与产业专业化水平提升提供经验证据。实证检验发现：金融发展与分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显著正效应,在考虑金融发展因素后,分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仍为正效应。分地区看,东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分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十分显著,且金融发展对分工具有正的溢出效应,其中,中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最低。而东北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明显,但分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效应十分重要。本文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产业分工水平的提升,进而对促进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     

徐州物流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根据徐州市在2000~2009年的GDP与货运量的数据,实证分析了徐州物流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数量依存关系,并定量测算了物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徐州物流业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物流业对城市经济增长也具有不同的阶段特征,2000~2007年,徐州城市经济增长速度快于物流业发展速度,物流业的发展拉动了经济的增长;2008~2009年,徐州城市经济增长速度慢于物流业发展速度,物流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够明显。最后,对徐州物流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提出了对策建议。     

金融发展、制度演进与经济增长

根据内生增长理论,确定经济增长的影响因子,然后着重考察制度因素,将其与金融发展的指标变量建立回归模型,以此深入分析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制度演进渠道。研究结果表明：无论在长期还是短期内．金融发展对制度演进的影响较大;并且金融中介对制度演进的作用明显要大于金融市场。     

新疆FDI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利用新疆1985-2010年时间序列数据,根据协整理论、VAR模型和方差分解等方法研究了FDI、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新疆FDI、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相互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进出口贸易的增长都将导致GDP的增长,但两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度不同,进口明显大于出口。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部分时期处于低迷状态,随着时间推移,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     

科学发展观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从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看,工业化从粗放型增长方式起步是一个共同现象.而“血拼”式竞争和政府直接参与的地区竞赛成为2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显著特点.从“十五”到“十一五”时期,最大的思想进步就是：认识到仅仅在一般的调节手段和政策设计上进行调整,是不足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改变的.必须进行发展观念上的深刻反思,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和指导经济和社会发展.因此,是否能通过树立科学发展观来改变社会价值观,改变竞争和商业文明的基本理念,就成为能否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十几亿人口参与的工业化对资源的大量消耗和对环境的巨大影响是一个极大的人类难题.转变增长方式,以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可持续方式推进中国工业化,才能实现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而能否真正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取决于能否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实现理论、技术、制度和管理的不断创新.     

人力资本产权效应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人力资本产权视角在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中纳入"第二类"人力资本变量修正了MRW模型,利用中国1978—2006年的宏观经济数据及1994—2006年280家样本上市公司的历年年报资料,分析了"两类"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将人力资本要素划分成两类后,对宏观经济增长的解释力变得更强;"第二类"人力资本具有显著的负外部性;在人力资本的产权效应中,真正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的是人力资本产权的权能因素,而权责因素对经济增长作用并不显著;"第一类"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经济增长并不构成"第一类"人力资本存量水平提高的Granger原因。     

中国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理论上系统地阐述了税制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和机理。并在此基础上,利用1994～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分析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在我国现行的税制下,直接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非常有限,而间接税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我国的税制改革及结构调整,应以转变政府职能理论及税收中性理论为指导,以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合理安排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重,使整个税收对市场的影响逐步转为中性,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陕西省纺织企业可持续增长与财政补贴关系研究

本文以陕西省12家纺织企业2009年的观测值为样本,对企业的可持续增长及其获得的财政补贴的相关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陕西省纺织企业的可持续增长率与财政补贴金额呈显著正相关。另外,企业规模、企业成立年限与财政补贴金额正相关,营业收入增长率与财政补贴金额负相关。     

区域高校经费投入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分析

利用1998—2006年中国各地区数据,得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区域高校经费投入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高校经费投入与经济发展正相关,且经济越落后,教育负担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