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的选择——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

按照污染排放强度,本文将中国28个制造业部门分为重度污染产业、中度污染产业和轻度污染产业三大类,在测算1999—2009年三大产业部门环境规制强度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检验,力图从促进生产率的角度找出不同产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的拐点。研究结果表明:重度污染产业当前环境规制强度相对合理,能够促进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技术创新和效率改进;中度污染产业环境规制强度较弱,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和技术效率的关系呈"U"型,相对于生产率和技术创新而言技术效率可以更早地突破"U"型拐点;轻度污染产业环境规制强度与三者的关系也呈"U"型,相对于生产率和技术效率而言,技术创新能够更早突破"U"型拐点。在制定适当的环境规制强度同时,政府应推进环境规制政策从控制型向激励型转变,诱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实现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双赢。     

环境规制与区域工业经济增长——规模和效率的门槛效应

环境规制与工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 本文基于 2004～2015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 环境规制与工业增长规模间存在 “U” 型的非线性关系, 与综合效率、 盈利效率和劳动效率间存在横向的 “S” 型关系, 与经营效率间存在镜像的 “S” 型关系; 环境规制政策存在帕累托改进空间, 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既有利于环境保护, 又不会对工业经济增长规模和效率产生负面作用; 环境规制效应具有区域差异性, 通过权衡三大分解效率可在短期内确定区域最优的环境规制政策。 最后, 根据实证分析提出应突破 “先污染后治理” 的发展思路, 推进差异化的环境管制政策, 提高环境规制强度,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中国工业碳排放影响因素与CKC重组效应——基于STIRPAT模型的分行业动态面板数据实证研究

新世纪以来中国工业转型特征明显,行业CO2排放强度呈波动下降走势,但2003年工业再度重型化和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排放强度明显上升。基于改进的STIRPAT模型,本文利用动态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工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并详细考察了中国工业CO2库兹涅茨曲线(CKC)的类型及成因。主要结论是:中国工业CKC呈"N型"走势,而非传统的"倒U型",即CO2排放与经济增长在倒U型走势之后又形成拐点,出现"重组"现象;投资规模与排放显著正相关,研发强度不是影响排放的主要因素,CO2排放是个动态调整过程,存在明显的滞后效应;政府节能减排政策有助于降低排放,减排治理政策应从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宏观经济环境以及环境规制等多方面综合考虑。     

出口行为如何影响企业环境绩效

本文首次采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层面的能源消耗和产出微观数据,利用细分能源类型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换算得到微观企业环境绩效指标,即单位产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并试图以企业劳动生产率为桥梁,结合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悖论现象”,研究中国企业出口行为对其环境绩效的影响机制。本文基于企业生产函数框架构建计量模型,实证结果表明:①出口造成中国企业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显著增大,同时,排放强度随着企业出口密度的提高不断增长,出口并没有显著提升企业环境绩效,考虑不同生产函数形式后结论均较为稳健。②传统的“污染避难所问题”并不是造成中国出口企业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更高的主要原因。③中国出口企业生产效率更低,进而导致更高的碳排放强度。④出口企业的低效率和低加成率(低利润率)进一步拖累了企业技术升级和环保投资,这是出口造成企业更为污染的重要原因。本文的研究弥补了贸易与中国微观企业层面环境绩效关系研究的缺口,从微观层面给予污染治理与减排策略以政策参考,证实了在国际贸易进程中不仅应制定宏观目标,还应直接着眼于微观企业,特别是促使出口企业提高自身的生产率,从而推动经济与环境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中国环境规制对FDI行业份额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20个污染密集型行业的面板数据分析

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是当前的研究热点,但从行业角度的研究较少,本文运用面板数据从行业的角度实证研究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并得出结论:环境规制对20个污染密集型行业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行业份额没有影响,这意味着中国行业层面的环境规制对投资于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没有起到约束的作用,环境规制政策的效率不高,这一结论为行业环境规制政策的改进方向提供了理论依据。     

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扩展STIRPAT模型

本文选择 2001 ～2016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 计算了狭义和广义的环境规制强度,并基于SYS－GMM 方法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视角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 考察期内, 虽然狭义环境规制强度整体呈现下降趋势, 但广义环境规制强度提升显著; 整体而言, 狭义和广义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 U 型关系, 现阶段的“倒逼减排” 效应更加明显, 中国的环境规制能够有效抑制碳排放; 东部和中部地区狭义和广义环境规制都呈现出显著的“ 倒逼减排” 效应,但西部地区只有狭义环境规制存在“倒逼减排” 效应, 广义环境规制并不存在。最后针对本文结论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中国火电行业的效率提升

基于效率的视角,本文对2004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火电行业的环境规制进行分析。首先利用三阶段DEA模型排除经营环境与统计噪音对中国火电行业效率的影响,然后从非规制、弱规制、强规制三个层次分析环境规制程度与中国火电行业效率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可以提升中国火电行业整体的效率水平,总体上存在技术创新激励效应,但并非适用各个地区。最后本文根据环境规制与技术效率的关系,将中国各地区火电行业的发展模式划分为内力驱动环境友好型、环境弱友好型和外力推动环境友好型三种,并给出各自适应的规制建议。     

基于行业数据的新型工业节能减排效率与技术创新研究

本文构建一种基于生产率的新型节能减排指数,测度2007～2013年我国36个工业行业的节能减排效率,并重点分析企业自主创新、国内创新溢出和国外技术引进对工业节能减排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节能减排效率普遍较高,资源、资本、劳动密集型行业节能减排效率普遍较低;企业自主创新对高效率行业作用更明显,国外技术引进对低效率行业影响更突出,国内创新溢出对各行业效率的影响力度基本一致;环境规制、行业企业规模等也是影响节能减排效率的因素之一。     

煤化工行业节能减排问题的探讨

煤炭是中国主要能源之一,它不仅能产生合成甲醇、电石、二甲醚等化工原料,还是工业的主要能量来源。近年来,煤化工行业发展迅猛,但由于受到传统煤化工业产能过剩、生产结构不合理、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影响而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基于此,文章针对煤化工行业节能减排问题展开探讨和研究,提出相关节能减排措施,以此降低煤化工行业能源消耗、污染物排放以及环境的污染,希望引起相关行业人士的关注与重视。     

企业自愿环境规制的动因分析

自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市场激励性环境规制之后,自愿型环境规制应运而生。企业自愿环境规制的动因主要来自于外部的国际环境规制体系、本国政府、行业和社区相关利益团体的压力与来自于企业自身的基于财务、客户、内部流程和员工学习与成长等绩效层面的考虑。     

中国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碳排放量的实证研究——基于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分析

我国面临着经济发展和节能减排的双重困扰,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采用协整模型检验了1994~2009年中国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碳排放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了Granger因果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的环境规制强度、技术创新能力与碳排放量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关联关系。环境规制强度是技术创新的Granger原因,环境规制强度是碳排放量的Granger原因,技术创新是碳排放量的Granger原因。环境规制的合理安排和有效执行能够充分实现资源效率和环境质量的双赢,技术创新是节能减排的技术基础。     

基于SBM的我国省级环境—经济效率研究

运用改进的SBM模型对我国各省市区环境经济效率及其环境规制带来的经济影响测算的结果表明,各省市区环境与经济效率整体较低且趋于下降,环境规制带来的经济损失则在上升,说明我国工业和经济发展方式仍然粗放。应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循环经济,实行有区别的环境规制政策和减排目标,适当提高能源使用的成本。     

环境约束下的工业结构优化调整研究

本文在分析中国工业经济发展及环境污染物排放趋势的基础上,选取工业废水排放强度、工业废气排放强度及工业固体废物排放强度,采用灰色关联方法对工业各行业环境污染物排放强度进行综合评价。根据综合评价结果,将工业各行业划分为优先发展、重点扶持、引导发展、结构整合以及限制发展等不同类型,从而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对工业内部各行业结构进行优化调整。     

最终需求侧中国工业环境效率测算及影响因素分解

本文基于WIOD数据库的数据,引入投入产出法测算了中国工业行业最终需求侧环境效率以及中 国分行业对工业总体环境效率变动的贡献度,对分行业环境效率变动进行了增加值系数效应 、中间需求效应、排放强度效应3种影响因素的SDA分解。得出结论：中国环境效率较低,改 善环境质量刻不容缓;食品、饮料和烟草制造业等5个行业环境效率相对较低;对整体效率 贡献率大的行业,有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 运输设备制造业;1995～2009年环境效率变动中排放强度贡献率最大,增加值系数和中间需 求贡献较小甚至为负。最后从行业层面提出了改善环境效率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碳绩效影响的门槛效应分析

环境规制解决“温室效应”的关键在于其能否实现经济增长和碳减排之间的共赢。因此,寻求一条提升碳绩效的持续发展道路是当前政府环境规制之要务。本文从竞争均衡模型的构建深入探讨环境规制对碳绩效的作用效应,证实了环境规制与碳绩效之间呈现广义上的U型曲线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门槛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2000～2014年30个省市的环境规制对碳绩效的门槛效应,基于区域异质性假定证实了环境规制与碳绩效的双门槛效应及最优规制水平的存在,以期为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正确执行提供必要的参考依据。     

促进还是抑制：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

以制度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本文基于2010—2017年中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政府研发补助对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和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并分析了环境规制和管理者环境关注度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研发补助对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但政府研发补助和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和管理者环境关注度均对政府研发补助与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而对政府研发补助和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本文通过探究政府研发补助对两种不同类型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解释了现有研究中关于政府研发补助和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认识存在的不一致，同时通过对企业内外部治理因素的调节效应的探究，丰富了有关政府研发补助实施效果的情境因素的研究。本文的研究发现为政府制定相关环境政策以及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启示。     

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

面对资源和环境的约束, 考虑空间因素研究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 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视角, 本文构建3种空间权重下的空间面板模型, 选取 2007～2016 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 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 （1） 中国绿色经济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2） 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 当前尚未达到倒“U” 型曲线的拐点, 即对绿色经济绩效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3） 产业结构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政府干预和对外开放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作用以抑制为主, 而要素禀赋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实证结果表明, 适当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对提升绿色经济绩效具有重要意义。     

政策调控发力,行业“低成本时代”行将结束

<正>2010年,是中国氯碱工业经历了金融海啸后内外环境均极为复杂的一年。在全球宏观经济逐渐复苏、金融市场流动性持续恢复的大背景下,原油、煤炭等大宗能源产品的价格呈现单边上涨的走势,包括氯碱在内的众多基础工业的原材料采购成本快速上涨。同时,国内产业政策对"两高"类行业发展的调控和限制措施日趋严格,以节能减排措施为先导,包括落后产能淘汰、清洁生产以及极具针对性的电价调整等一系列政策,宣告了整个行业发展"低政策成本"时代的结束。     

数字

7683万千瓦：五年关停小火电 根据环境保护部数据,为实现减排目标,我国建立了严格的环境准入制度,提高了火电、钢铁、水泥等高污染、高排放行业环境准入门槛。五年来,累计关停小火电装机容量7683万千瓦,淘汰落后炼铁产能1．2亿吨、炼钢产能0．72亿吨、水泥产能3．7亿吨,有力地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降低了工业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强度。     

长江经济带工业环境规制效率时序及空间分异研究

本文将工业环境规制的非期望产出和长江经济带工业发展现阶段的生态环境问题以及工业 污染特征等纳入分析框架， 运用 SE－SBM 模型测算出 2008～ 2017 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工业环境规制效率。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 长江经济带整体及上中下游的工业环境规制效率在 2008～2017年间整体呈现出“U型” 的变化趋势， 上中下游差异较为明显；（2）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工业环境规制效率存在较明显差异，其大致分布态势与各省市的经济基础和综合发展实力基本吻合；（3）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工业环境规制效率在具体指标上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提升空间， 需要在政策投入、 流域新污染治理等方面进一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