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定:基于“第三方效应”的空间计量分析

目前大多数关于中国FDI区位决定的实证研究都是建立在双边框架上,考虑FDI的类型并从空间效应的角度进行的研究还比较少见。本文在"第三方效应"理论基础上,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对1998～2007年间中国31个省区FDI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流入中国的FDI以复合垂直型为主导,"第三方效应"显著影响了FDI的地区分布,一个省区所吸引的FDI会受到周边省区FDI流入以及其他不可测因素的影响。庞大的市场规模和便利的交通基础设施都有利于吸引FDI,高工资、低市场化程度和过多政府干预对FDI的进入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本文所尝试的人力资本变量与FDI流入之间没有发现统计上显著的联系。     

中国引进外资战略的反思与展望

一、中国利用外资的概况1.利用外资的三个阶段1992年以前,中国虽然在政策上制定了很多鼓励外资和华侨资本直接投资的政策,但真正进入中国市场的投资很少。1979―1991年,合计利用FDI才233.5亿美元,FDI占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也很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国内掀起了经济发展的新高潮,也吸引了大量的FDI进入。当年FDI比1991年增加一倍以上,超过了100亿美元。1996年,突破了400亿美元。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从2002年开始,FDI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突破了500亿美元,2003年也略有增长。2.FDI的地位和作用在发生巨大…     

我国环境管制与FDI区位密度分布研究

本文在对环境管制与FDI区位分布相关研究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利用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管制对FDI区位分布密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管制对FDI区位分布密度的提升具有相当大的显著的负的效应;同时,人均GDP与国有化程度对FDI的相对密度提升具有非常显著的负的效应,对外开放程度与工资水平对FDI的相对密度提升具有非常显著的正的效应。该研究结果表明各地区在提高环境管制标准的同时,要推进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形成加强环境保护与促进FD流入的良性互动。     

山东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促进山东省经济发展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自1984年以来，山东省利用外资总量增长迅速，外资已成为山东经济发展和对外经济交流的重要载体。文章在对外资流入影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选择了劳动力成本、劳动力质量、市场容量、开放程度、政策变量、累计FDI六个关键要素，运用山东省1984—2005年时序数据，对山东省FDI流入量与上述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劳动力成本和市场容量是影响山东省FDI流入的决定性因素，累计FDI和开放程度在山东省引进FDI过程中起着显著作用。     

FDI的流入必然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吗?

本文在理论分析FDI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基础上,基于1992～2007年间省级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显示:FDI的流入能够抑制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此外FDI还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内生性变量。在控制变量中,政府财政支出是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而经济增长和物质资本积累却能够显著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人力资本积累和对外开放程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却不显著。     

文化差异对中印吸引FDI影响的实证分析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分别于1978年、1991年实行改革开放。此后两国经济发展迅速,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日益成为当今国际直接投资的两个主要区域。中印国情相似,又是在吸引外资方面的重要竞争对手,对两国利用外资的现状分析,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扩大吸收外资有借鉴意义。本文从文化差异的视角对影响中印两国FDI流入的各因素进行分析,并通过计量分析得出结论,认为中印文化差异中的传统因素主要是儒家文化和宗教文化的差异,现代因素主要是高新技术文化的差异。     

人民币汇率水平对FDI流入的影响分析

汇率水平是影响FDI流动规模及方向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人民币汇率及我国利用外资政策调整的背景,分析了人民币汇率水平对FDI流入的竞争力效应、区位效应、部门效应及财富效应。分析表明,人民币汇率水平通过竞争力效应影响FDI流入;不同行业、不同区域来源的FDI对人民币汇率水平变化具有不同的效应。此外,汇率水平的调整还通过财富效应影响着FDI流入方式。这些结论对评估人民币汇率调整对外资流入的影响具有一定政策内涵。     

工业集聚对中国城市利用外资的影响——基于城镇化门槛模型的实证研究

文章在阐述各城镇化阶段工业集聚影响城市利用外资机制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含城镇化门槛效应的FDI区位选择模型,运用2003~2013年间中国283个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工业集聚影响城市外资的城镇化阶段性特征较为明显,且以估计的36%城镇化率为门槛值,该影响会呈现"倒U型"变化轨迹。分组回归结果表明,在较低城镇化阶段,由适度工业集聚产生的规模经济和技术溢出效应等正外部性对城市利用外资有着正向作用;而在较高城镇化阶段,由过度工业集聚产生的拥挤成本等负外部性则会对城市利用外资形成抑制作用。     

中国FDI流入的“内生性”出口贸易增长效应研究

本文通过建立FDI对出口贸易增长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将内生性分析引入出口贸易增长模型,并借助1990—2005年我国30个省市的出口贸易与FDI流入的统计数据,分三个阶段;1990—1997年、1998～2001年和2002～2005年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结论：我国省区FDI与出口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FDI流入形成内生出口贸易增长效应,结果支持“FDI的出口贸易促进论”,出口贸易对FDI流入起“示范”效应。     

中国FDI流入的决定因素：基于国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1992—2005年我国14个FDI主要来源国和地区的数据分析了FDI流入我国的原因。无论是在所有国家样本中还是在欧关发达国家样本中,资本来源国的市场规模和双边贸易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而资本来源国相对劳动成本的提高会增加亚洲国家对我国的直接投资,资本来源国贷款成本的相对降低会增加欧美发达国家对我国的直接投资。     

我国利用FDI的现状及对策分析

近10年来无论国际经济环境如何变化全球FDI外商直接投资总流量发生怎样波动中国所吸引的FDI一直稳步增长。据统计1993—2001年均流入中国的FDI为403.1亿美元。在此期间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吸引FDI方面出现了大幅波动。2001年在全球FDI流量下降51%的情况下中国吸纳的FDI比上年增长15%约占全球投资流量的6.4%。2002年全球FDI额约为5340亿美元比2001年下降27%而中国本年度吸纳外资比上年增长了12.6%占全球FDI流入总量的比例上升到9.98%。截止到2003年7月底我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已经达到44644家合同外资金额8872.31亿美元外商实…     

外商直接投资对宁波产业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面板数据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利用外资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本文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在宁波产业的分布特点,并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1996～2008年间外商直接投资对宁波三大产业的影响。结果表明,FDI的流入促进了宁波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但是FDI的流入对宁波三次产业的作用效果是不一样的,FDI与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存在明显的正向关系,与第一产业的发展存在明显的负向关系。     

我国东部三大经济带FDI区位选择差异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1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

我国的FDI主要分布在东部省份,但在东部三大经济带的分布又不尽相同,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对相应可能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差异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从整个东部地区看,市场规模、聚集效应、劳动力素质是影响FDI的三个最主要因素.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FDI区位选择因素的重要性各有不同,主要表现在：劳动力素质在环渤海地区的显著性高于其他两个地区;基础设施对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外资分布产生影响,但在环渤海地区不显著;劳动力成本在珠三角地区有显著负向影响,但在环渤海和长三角地区影响不显著.     

全球与区域FDI前景评估--基于对全球投资促进机构的调查

经历了1991年以来的稳定增长和1999-2000年大幅上升之后,国际直接投资流量在2001年发生逆转,全球流入量与流出量分别比上年下降了51%和55%.这是FDI流入量自1991年以来,FDI流出量自1992年以来的第一次下降,也是30年来最大的一次下降.2002年全球FDI流入量连续第2年减少,比上一年减少了五分之一,降至6510亿美元,是1998年以来的最低点.     

如何看待中国的外资利用？

中国利用外资的真正潮流起自1993年。在这一年,涌进中国的外资达到270亿美元,几乎等于过去十几年引进外资数量的一半。1994年,中国利用外资额又上一个新台阶。外资流入达到350亿美元,占当年世界流入发展中国家资金的25%。从80年代初到1992年,中国利用外资额总共才不到500亿美元,直接投资不过300亿美元。然而,自1993年后,两年之内中国吸引的外资     

南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能否促进FDI流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引资效应分析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发展中国家逐渐将吸引FDI作为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目标。本文以古诺数量竞争模型为基础构建了一个三国模型,指出区内贸易壁垒下降可以促进跳过关税型投资和重组性平台投资。通过对中国、东盟地区1992年——2004年FDI影响因素进行检验,指出市场规模、进口额、工资水平、对区内市场的开放程度等因素对FDI流入有影响。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通过影响上述因素而提高区位优势,促进区内FDI流入的整体水平,同时中国相对于东盟国家的优势可以使一体化条件下厂商增加在中国的重组性投资。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决定——基于地区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本文基于1992-2002年的中国各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了中国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区位决定。研究的结果表明,教育水平、基础设施、省市市场规模、FDI存量和优惠政策对FDI流入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劳动力成本是显著的负面影响;各省市周边市场潜力的影响不显著,这进一步证实了中国国内市场的分割性。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还发现各省市FDI之间是否为互补关系还不能确定。     

FDI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影响的差异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外国资本流入量与 日俱增,FDI对中国经济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但是,我国地域辽阔,中西部地区由于发展时间晚、发展基础弱,历来FDI吸收较少.而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完善,越来越多的外资得以流入.本文选取了1987年至2017年间30年的数据作为样本,分别探究FDI的流入对东、中和西...     

FDI对东、西部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实证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FDI）在我国区域分布上具有明显的二元性。本文利用1992—2002年间东、西部FDI与GDP的时间序列资料，测算了FDI对东，西部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FDI对东、西部经济差距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从东部的区位优势、竞争优势和国家政策方面分析FDI大多选择东部舍弃西部的原因。最后，就如何提高西部的招商引资能力，纠正FDI在地域上分布的非均衡性，避免东、西部发展差距日益增大提出了一些建议。     

服务业外商投资的增长效应:细分服务行业视角

本文基于细分服务行业视角,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服务业FDI的增长效应进行实证研究。模型估计结果显示FDI的增长效应在不同服务行业间存在较大差异,流入不同服务行业的FDI对行业增长具有截然不同的影响。服务业FDI增长效应的复杂性决定了对待服务业FDI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做法,为促进服务业的全面与协调发展,应该确定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战略次序,合理引导服务业FDI的行业流向,根据不同服务行业的特点采取差异化的利用外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