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特质性分析

自从财政分权体制实施以来,随着地方与中央财权和事权的分开,地方政府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公共投资任务,在地区经济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通过对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特质性分析,说明了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症结所在,并提出解决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症结的有效措施,提高地方政府投资效率。     

失地农民权益流失的政府责任——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博弈分析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发展，农地非农化的速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强制性的政府征地行为，一方面有效保障了城市建设的土地供给；但另一方面也严重侵害了失地农民的权益。从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的角度，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征地过程中政府责任，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管，打破土地市场的政府垄断，以期为完善政府行为、保障失地农民合法权益提供一个有益的参考。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影响分析

财政分权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政分权特别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对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变异"的根源在于现行体制对地方政府的激励与约束.因此,规范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重点就是要调整完善地方政府的治理结构,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划清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府间的事权财权,做到财权与事权、权利与义务的对等.     

地方政府竞争策略选择的博弈分析

市场化条件下地方政府具有独立的特殊利益,地方政府竞争是实现其特殊利益的主要方式。现实中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往往陷入了地方保护的“囚犯困境”。通过建立“地方政府竞争策略选择的博弈模型”剖析了各地方政府的竞争策略选择过程,揭示了地方保护产生的内在机理。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利益与地方公共利益的差别是影响策略选择的关键,而中央政府的行为对于打破地方政府之间的“囚犯困境”至关重要。     

分税制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博弈分析

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重新进行了划分,在这种全新的财政体制格局中,产生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新一轮博弈关系。本文从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比重的变化来分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并且引入路径依赖理论分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博弈过程中相应的策略行为。     

空间视角下公共服务供给理论综述

本文从空间经济分析的角度对公共服务供给理论及其发展过程进行了梳理,进而认为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行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作用的研究是不充分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区域税收竞争为出发点的讨论,只能解释国家间或拥有独立税权的地方政府间的政府竞争,而很难深入讨论税权统一下的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二是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行为也是政府间竞争的重要内容,公共服务供给数量不仅仅是政府间税收竞争的结果.     

地方政府行为与地方金融发展关系的分析与探讨——海西州个案分析

地方政府行为与地方金融发展密不可分.地方政府的规范行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带动地方金融繁荣,地方金融的发展繁荣又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可靠的资金和服务保障.本文以海西州为例,分析了地方政府行为对地方金融的影响,力图探讨地方政府行为与地方金融发展的关系,并提出地方政府行为与地方金融发展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建议.     

中国地方政府行为企业化变迁的财政逻辑

地方政府行为企业化,是中国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在经济转轨时期直接参与或干预经济发展活动的特有现象。本文分析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地方政府企业化行为从经营企业到经营城市的变迁过程。文章以中国财政分权改革为背景,从地方政府企业财政和土地财政两大模式的视角,对地方政府行为企业化的变迁进行了解释。同时,也总结了地方政府行为企业化的得与失,并从财政改革的视角,对地方政府行为企业化的治理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财政压力、地方政府行为与环境污染

地方政府是生态环境治理的关键主体，财政压力以地方政府行为作为传导变量，对环境污染及其治理效果有深刻影响。实证检验地方政府行为的促污和治污效应对财政压力冲击的响应。结果表明：激励生产型地方政府行为促进污染增加，在财政压力下促进污染增加效应的激化，即压力越大越污染。环境治理型地方政府行为中的环境保护支出对污染治理有效，财政压力对其治污效应有提升作用；排污费征收不治污、反促污，财政高压使其促污效应强化。在财政增支减收、压力不断攀升的背景下，可从治理体制性财政压力诱因、强化对地方政府行为监督和约束以及优化治理工具提升环境治理绩效等方面来平抑财政压力通过地方政府行为引发的环境污染加剧。     

财政压力、地方政府行为与环境污染

地方政府是生态环境治理的关键主体,财政压力以地方政府行为作为传导变量,对环境污染及其治理效果有深刻影响。实证检验地方政府行为的促污和治污效应对财政压力冲击的响应。结果表明：激励生产型地方政府行为促进污染增加,在财政压力下促进污染增加效应的激化,即压力越大越污染。环境治理型地方政府行为中的环境保护支出对污染治理有效,财政压力对其治污效应有提升作用;排污费征收不治污、反促污,财政高压使其促污效应强化。在财政增支减收、压力不断攀升的背景下,可从治理体制性财政压力诱因、强化对地方政府行为监督和约束以及优化治理工具提升环境治理绩效等方面来平抑财政压力通过地方政府行为引发的环境污染加剧。     

政府行为与农民增收

本文建立了一个农民预期收入函数,通过分析政府行为对收入函数中的各解释因子的影响,认为农村基层组织过于庞大、城乡分治的管理体制及部分基层组织对农民产权的侵害是引起种种不利于农民增收的政府行为,要纠正目前不当政府行为和增加农民收入可通过取消户籍制度、对农村基层政府角色再定位和对产业结构调整来实现。     

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以广东省民营企业为例

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从企业内部的资源和能力、外部的政府行为两个角度出发来考察广东省民营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因素。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通过对273份有效问卷的实证分析,发现民营企业慈善捐赠行为与企业现金流的多寡没有显著关系,但企业形象、企业慈善决策机制、企业规模大小、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对民营企业是否进行慈善捐赠有显著影响。我国民营企业应结合其资源能力和外部环境,开展战略性慈善捐赠,这是关乎其健康持续成长的重要要素。     

中央与地方政府自主创新行为的博弈与合作

国家自主创新战略实施进度和效果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行为偏好和合作态度。通过对中央与地方政府就自主创新实施中动态博弈分析指出：分权化改革背景下形成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目标取向和行动上的差异加剧了政策博弈,结果给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造成了阻力。中央与地方政府自主创新行为的合作则必须协调、明确各级政府自主创新战略的具体职责;重塑地方政府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构建激励相容、利益均衡的合作机制。     

政府公共性考量探析

共性构成现代民主政府的基本属性和核心价值，它要求政府必须以公共利益作为政府的行为取向和衡量标准，评估政府公共性的考量主要在于：政府组织系统的开放度、公民权利质量、政府责任性、政府绩效水平，公职人员的职业主义精神。     

对公共管理中政府绩效考核的探析

随着政府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绩效考核作为一项有效的管理工具,在公共行政中受到广泛关注。政府绩效考核具有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监督政府行为、提高政府绩效、维护政府信誉和形象、发挥政府管理政治功能与管理功能等作用。但我国的政府绩效考核还存在着对政府绩效考核理论和实践研究不足、政府产出难以量化、政府绩效考核的规范化程度不高及政府绩效考核体制过于单一等问题。为了加强和改善我国政府绩效考核,我们应加强政府绩效考核立法,制定绩效目标和绩效计划,建立多重绩效考核体制,完善信息系统,发展电子政府,运用科学方法,将考核结果和奖惩制度联系起来等等。     

简论《唐律疏议》中有关经济欺诈的立法

唐代法律对经济活动中的欺诈行为有着严格的法律规定，唐律经济立法谨严，突出保护政府的财政和经济利益，强调国家干预，严格追究官员的法律责任。发掘和研究唐律的有关经济欺诈的条款，对制止今日经济欺诈行为，应对经济生活中严重的诚信危机有着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     

探索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地方政府短期行为和地方保护主义下社会福利损失的一个模型分析

运用古诺均衡中的先后定价与同时定价的方法进行研究,可以证明在政府短期行为和地方保护主义下,社会总福利会有很大损失。鉴于造成这一损失的根源是地方政府掌握了过多干预社会正常经济活动的权力,解决办法应该是政府退出竞争性领域,让市场发挥自动调节的功能。     

区域品牌形成中企业与政府行为的博弈分析

区域品牌的形成过程中需要相关企业和政府两方面的努力。但是单纯依靠区域内企业主动对区域品牌的建设是不够的，会出现不利于区域品牌形成的自私和违规行为。通过政府与企业的博弈行为分析，得出只有在政府的积极干预和管理下，企业违规的行为才会减少。政府的行为主要有主导区域品牌的建设和多渠道开展区域品牌营销活动，以及提供有效的共同物品。     

基于内部控制视角的政府审计强度研究

通过构建一个政府审计强度模型分析了审计人员和责任人的决策行为,以探讨政府审计强度的影响因素和其作用机理。主要结论如下:政府审计实质性测试水平平均数的增量与控制测试水平的增量之比等于控制测试与实质性测试边际成本之比,且该比值为负值;实质性测试水平随着责任人的违规收益、责任人为不诚实类型的先验概率的增加而增加,随着内部控制强度、责任人逾越控制成本的增加而减小;对于政府审计人员审计失败的法律责任的构建和追究会对责任人违规有震慑作用;当逾越内部控制的成本为正数,责任人始终不会选择最大强度的内部控制;我国内部控制不仅仅是方法和技术的问题,更是一个体制问题;内部控制体系作为社会或企业整个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职能可能会缺位,这应该是某些违规问题"屡审屡犯"的根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