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区农户生计转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滇西南为例

基于滇西南山区农户调查数据,考察山区农户生计转型状况,研究发现:近十年来,随着种植结构和劳动力配置结构的改变,山区农户生计行为从"生存型"生计转变成"发展型"生计。进一步构建OLS和FGLS模型,分析山区农户生计转型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家庭规模、参加培训有助于农户调整种植业结构,增加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比重,亦有助于农户调整劳动力配置结构,提高劳动力从事非农活动的比例;同时,台地面积少、健康水平高、参与合作社、现金或存款金额较大、海拔较低也有助于农户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比重,而劳动力比重大、现金或存款金额少则有助于农户提高从事非农活动的劳动力比例,由此促进山区农户生计转型。     

古浪县生态移民可持续生计资本变迁问题研究

"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对"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贫困群众实施易地扶贫搬迁,2011年武威市为从根本上解决山区贫困人口的贫困问题提出"下山入川"生态移民工程。文章立足于武威市生态移民点,通过实地访谈和调查问卷的方法对生态移民农户家庭的生计资本进行调查,得到关于生态移民农户生计资本的一手资料,运用可持续生计框架理论对生态移民农户的生计资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并对统计结果进行说明,通过数据统计分析得出,武威市生态移民农户家庭生计资本均有所提高,其中物质资本的增长尤为显著。     

生计策略下黄河流域农户生计韧性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以河南省为例

文章以河南省为例,从缓冲能力、学习能力和自组织能力3个维度建立生计韧性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2014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综合指数法与多元线性回归比较分析了不同时期、不同生计策略条件下农户生计韧性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14—2018年生计策略选择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其中纯农型、务工主导型和工资经营型农户是河南省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和发展的主要方向。(2)农户生计韧性整体处于中低水平,增长速度慢且增幅小,表现为生计资本越稳定,生计韧性指数越高。随着时间的变化,生计韧性指数呈现上升趋势,内部维度层能力失衡。(3)交通便捷程度、政府扶持、邻里关系、家庭劳动力占比、信息获取、户主受教育程度、教育投入等核心因素对不同类型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强度各不相同。生计策略的选择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优化农户生计方式对生计韧性的提升具有显著效应。     

基于生计资本的农户生态保护行为研究

农户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主体,农户行为直接影响到生物多样性保护效果。本研究建立了生计资本和农户生态保护行为评估指标,利用湖北省、江西省、云南省14个保护区周边社区抽样调查的594份有效农户问卷,评估了不同生计资本对农户保护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研究区域农户在保护区中的参与度和积极性并不高,参与过保护区管理活动的比重占到41%,参与野生动物救助的农户占到12%。(2)人力资本变量中,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同资源利用行为成反比,同保护参与行为呈正比;物质资本变量中,住宅面积较大,通讯设备较多的农户其生产投入越小;社会资本变量中,村干部家庭更少地采集山野菜,更多地参与保护区的管理活动;金融资本变量中,人均年收入同农户保护参与行为成正比。     

生态脆弱区乡村建设水平对农户生计恢复力的影响——以黄土高原佳县为例

以黄土高原佳县乡村和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乡村建设理论和生计恢复力理论框架，定量刻画61个村域单元1990—2020年乡村建设水平变化对农户家庭生计恢复力的影响，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识别并分析关键乡村建设要素及其空间效应差异。结果表明：(1)1990年以来乡村建设水平由较低提升至较高等级，农户生计恢复力由弱增强至中等级，县域空间格局基本一致，呈“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特征。(2)农户生计恢复力与其所处村庄的乡村建设水平具有较强的关联性，乡村建设要素中道路交通条件、基层治理能力、集贸市场建设和中小学校布局对生计恢复力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3)各要素的强作用区域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应分区分类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基层治理水平以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农户生计可持续。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木材林产品采集的影响

退耕还林对农户生计有着重要影响,其主要途径是改变农户生计资本组合及其配置;非木材林产品是山区农户的生计资本之一,目前鲜有针对这类活动影响的具体研究.本文遵循可持续生计分析思路,利用来自陕西秦岭山区农户的调查数据,关注不完全市场条件下,政策对不同农户影响的差异性.结果表明对不受非农市场约束的农户,这一政策能够减少非木材林产品采集的依赖度和发生率;而对于受约束农户,这种作用并不显著.     

农地转出行为对农民家庭的生计资本有何影响？——来自CFPS数据的验证

农地流转对农民收入的提升起着关键性作用,量化分析农地转出与生计资本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揭示现有土地流转政策的实际扶贫效果.在合理筛选控制变量和对农户生计资本水平进行测算基础上,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两期全国整合样本的面板数据,运用倍差法(DID)及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实证检验了农地转出行为对农户生计资本所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地转出对农户的自然和社会资本产生了显著负向影响,但却对其物质、金融和人力资本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各项生计资本的变化并非全部源于农地转出这一因素,还受到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规模及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等其他变量的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农地转出规模越大,农户的物质和金融资本水平就会越高,其自然和社会资本水平下降得也越明显.农地转出家庭的生计发展在土地流转后尚存在一个适应的过程,还需要得到多方面的帮助以进一步提升家庭福利水平.基于上述发现,提出了培育、加强农地转出户生计资本,降低农户生计脆弱性,促进其生计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劳动力外流背景下西部贫困山区农户生计状况分析——基于陕西秦岭的调查

本研究将劳动力流动的视角引入到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了用于分析劳动力迁移背景下农户生计状况的框架,并利用在陕西秦岭地区的农户专项调查数据对外出务工农户和非外出务工农户的生计状况做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在西部贫困山区,外出务工改善了农户的生计状况,并降低了对环境的依赖,打工户的生计状况总体好于非打工户.与非打工户相比,打工户有着较好的生计资产,打工户的平均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和抗击风险的能力均优于非打工户,打工户陷入贫困的概率、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和对环境的破坏要低于非打工户.本文的分析将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启示.     

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与生计多样性的耦合关系——以安徽省阜南县为例

缓解多维相对贫困，因地制宜制定农村低收入家庭相对贫困防御机制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落脚点。研究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与生计多样性的耦合关系为世界减贫提供理论参考。以阜南县686户受访家庭为研究对象，运用多维相对贫困测度模型、生计多样性测度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以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测度不同生计农户的多维相对贫困程度，探究低收入群体生计多样性和生计可持续发展路径。结果表明：(1)不同生计类型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具有一定差异，外出务工型农户相对贫困程度最低，相反，政府兜底型农户相对贫困程度最高。(2)生计多样性测度结果显示，兼业型农户指数最高，农业主导型和外出务工型次之，政府兜底型农户生计多样性指数最低。(3)受访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与生计多样性耦合关系类型多属于过渡类。不同耦合协调类型农户的影响因素差异较大，是家庭因素、经济条件、地理区位和资源禀赋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的结果。     

民族旅游乡村农户生计恢复力评价及障碍因子分析——以湘鄂武陵山片区10个村为例

生计恢复力能够评估农户应对乡村旅游等外部冲击时的适应能力,是当前乡村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研究的热点之一。文章基于缓冲能力、适应能力和转型能力3个维度构建了民族旅游乡村农户生计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以湘鄂武陵山片区10个民族旅游乡村480户农户为研究对象,划分其生计恢复力类型,定量评价生计恢复力指数,并分析生计恢复力障碍因子。结果表明：(1)农户生计恢复力可分为文化传承型、生计多样型、政策扶持型和传统生计型4种类型。(2)4种类型农户的生计恢复力指数分别为0.4562、0.3865、0.2022和0.1964,文化传承型农户的缓冲能力、适应能力和转型能力均最高,生计多样型次之,政策扶持型的转型能力最低,传统生计型农户的缓冲能力和适应能力均最低。(3)家庭成员参与旅游人数、获得专业技能培训机会、家庭核心成员受教育程度、家庭能够获得救助补贴种类等4项指标是不同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的最主要障碍因子。     

后续扶持政策、资源禀赋与易地搬迁农户生计风险——来自陕西省的经验证据

基于陕西省两地区最新的搬迁户调查数据,通过构建易地搬迁农户生计风险指标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定量评估易地搬迁户生计风险水平,比较不同搬迁异质性因素下农户生计风险水平及其各维度的差异,实证分析后续扶持政策、家庭资源禀赋对易地搬迁农户生计风险的影响。结果显示：(1)易地搬迁农户健康风险、环境风险、社会风险水平较高,各维度风险水平在搬迁户内部分化明显,且不同搬迁特征下搬迁户的生计风险水平存在显著差异。(2)政府的经济补贴对搬迁户生计风险有显著负向作用,但技能培训和产业帮扶仅能够显著降低搬迁户的信息风险,对其生计风险总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3)家庭资源禀赋中的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能够显著降低搬迁户的生计风险。结合研究结论,进一步提出完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措施、防范农户生计风险的政策建议。     

基于生态补偿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居民可持续生计影响研究

在对可持续生计的理论机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将熵值法和极差标准化法相结合,确定各指标权重并进行标准化,得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居民生计资本、生态补偿政策以及可持续生计能力的量化值,并利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五种生计资本对居民的可持续生计具有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的排序为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生态补偿政策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居民可持续生计能力也具有正向影响,说明生态补偿政策有利于改善当地收入状况,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最后,生态补偿政策还可通过与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的交互作用,促进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居民可持续生计能力的提高。     

外出务工对流出地家庭生计策略的影响——来自西部山区的证据

本文首先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引入劳动力迁移的视角,之后改进农户模型以分析劳动力外出务工对流出地家庭生计策略的影响机理,并利用陕西秦岭北麓地区1074户的调查数据进行验证。结果发现:外地打工虽然有利于家庭的资本积累,但会阻碍流出地非农生计活动的参与和劳动力供给;本地打工在促进资本积累的同时,对参与林(经济)作物种植、养殖和自营等生计活动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过多的劳动力外出务工仍然会减少本地其它活动的收入水平。     

生计策略选择对农户脱贫稳定性的影响——基于四川大小凉山地区1133个精准脱贫家庭的调查

基于对脱贫农户连续三年家庭人均收入的动态监测结果(2018—2020年收入是否稳定保持在贫困线1.5倍以上)以及扶贫小额贷款偿还能力调查状况来衡量脱贫稳定性。以家庭支柱成员从事生计活动的类型和时间作为农户生计策略的识别与度量指标，利用课题组在四川大小凉山地区实地调研所得的1 133户精准脱贫家庭数据，实证探究生计策略选择对农户脱贫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1)生计策略影响农户脱贫稳定性，相比自主型生计农户，政策依赖型生计农户家庭脱贫稳定性不足；在自主型生计农户中，相比纯农业经营生计，存在非农就业的多元生计策略更加有助于农户稳定脱贫。(2)生计策略的稳定脱贫效果受到家庭人口特征、建档立卡以及帮扶政策等因素调节，其中农户脱贫发展内生动力激发、政策帮扶推动的家庭经营组织化及产业链融入有助于抑制政策依赖型生计、纯农业经营生计的不稳定脱贫效应。(3)生计策略通过家庭收入结构与收入水平两个渠道对脱贫稳定性产生影响。     

福建省“造福工程”成效探讨——基于搬迁农户生计资本的视角

福建省“造福工程”是为实现高山和偏远山区贫困人口移民的一项扶贫策略.本文采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建立搬迁农户可持续生计评价指标体系对福建省“造福工程”成效进行探讨.研究发现:搬迁农户在物质资本增加和金融资本的减少上最为明显,搬迁农户家庭平均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家庭成员技能培训过少,生活来源基本依靠农业生产,生计策略单一.政府应在加强农村教育和培训,提供更多非农就业机会等方面为搬迁农户服务.     

退牧还草区农牧民家庭收入结构转型效益

农户家庭收入结构转型效益的研究对于揭示政策影响下农户家庭经济收入增长的内在本质具有重要意义。从不同退牧还草模式的角度,采用半结构访谈的数据采集方法与分位回归模型,分析了不同生态功能区农牧民家庭收入结构的转型效益。结果表明:生态补偿方式与收入转型需求错位,生态功能区农牧民家庭收益普遍降低,补偿性收入所占比重较大;受农牧民家庭经济特征影响,各种收入来源对农牧民家庭的收入效益贡献不一;资源禀赋和社会经济的地区差异,以及当地传统生产生活习惯与退牧还草政策的影响,各生态功能区农牧民家庭收入结构转型效益存在差异。退牧还草生态工程体系缺乏完善,尤其替代生计补偿缺乏针对性,有碍于农牧民家庭收入结构的有效转型。     

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对农户林种选择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福建省477户农户调查数据

研究以福建省为调研区域,数据来源于福建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监测调查。根据农户收入来源不同,将农户生计策略类型划分为纯林型、兼业型和非林型,通过构建多元无序Logit模型,实证分析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对农户林种选择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从纯林型向非林型转变时,呈现出家庭耕地面积、家庭林地块数、家庭林地面积、家庭林业生产经营支出、家庭林业收入逐渐减少的趋势和家庭非林生产经营支出、家庭非林收入逐渐增加的趋势。以农户种植竹林意愿为参照,与非林型相比,纯林型和兼业型对农户用材林和经济林选择意愿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用材林选择意愿受户主年龄、是否签订林地承包合同的影响,经济林选择意愿受户主是否为村干部、是否有林权证、是否加入农民林业专业合作社、是否拿到过林业补贴、林业单位面积投入的影响。研究结论有助于农户根据不同生计策略选择不同林种,进而提升农户收入水平,缓解农户生计问题。     

农户生计资本脆弱性分析

通过对农户生计资本脆弱性的界定,笔者构建了农户可持续生计资本衡量指标,并在5省10县(市)422户农户生计资本状况调查的基础上,利用因子分析,对农户生计资本的脆弱性作出评价.结果显示,农户生计资本的脆弱性不仅在空间格局上存在差异,且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上;影响农户生计资本脆弱性的主要因素是农户家庭可用资金数量、劳动力的就业及教育和职业培训状况.据此,笔者从发展农村小额信贷、开展住房贷款,以及制定职业培训规划、以就业促进人力资本提升两个方面提出了规避农户生计资本脆弱性的建议.     

乡村旅游业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分析——以山西三个景区为例

从乡村旅游和农户生计的概念出发,以山西的后沟古村、乔家大院、晋祠三个景区为例,详细分析了乡村旅游业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从不同方面对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储量和质量产生不同的影响,同时各大资本之间也不断地相互转化与组合,共同促进农户生计的发展.分析表明,乡村旅游有利于农户生计资本的积累和提升,但要进一步改善景区农户的生计还需要获得多方面的外部干预.     

干旱环境胁迫下民勤绿洲农户生计脆弱性与适应模式

通过问卷调查及访谈获取研究数据,按照调整的VSD脆弱性评估框架构建指标体系,测算农户生计脆弱性,应用障碍度模型识别生计脆弱性形成的主要促成因子,并对研究区农户生计适应方式及适应模式进行探究。结果表明:①农户生计脆弱性与生计暴露度—敏感性指数整体呈现随农户生计非农化水平增加而减小的特征,适应能力呈现出兼业型(农兼户和兼农户)农户高于专营型(纯农户和非农户)农户的特征;②不同农户的生计脆弱性在各维度主要促成因子具有趋同性,种植业收入比重、人均水资源配给量、饮水质量、人均劣质耕地量、人均非农收入、农技培训应用情况、住房情况与大牲畜资本量等分别从不同维度促进了生计脆弱性的形成;③根据生计脆弱性促成因子与适应行为选择,可将研究区生计适应总结为"节水技术+设施农业适应模式""种植结构调整+节水技术适应模式"以及"种植规模削减+劳动力转移适应模式"等三种适应模式,对农户生计脆弱性具有积极的缓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