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提高企业ESG表现对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推动我国碳中和进程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作为一项企业战略决策,企业ESG表现与董事会治理效率息息相关。基于沪深两地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合法性视角和董事权威不平衡的治理效应视角,分析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影响企业ESG表现的内在机制;从公司决策传导机制视角出发,分析管理层能力发挥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ESG表现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管理层能力在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企业ESG表现之间起中介作用;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在权力大小不同、稳定性不同的管理团队中存在显著差异。通过对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影响企业决策行为的研究,丰富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作用及效果的内在机制的相关研究,对于进一步提升中国企业ESG表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公司违规

以2009—2017年间386家违规上市公司和386家未违规配对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Logistic回归方法,实证分析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同时考察环境不确定性以及董事长是否拥有最高非正式层级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公司违规行为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环境不确定性对两者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董事长是否拥有最高非正式层级对两者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进一步考察不同类型非正式层级的作用发现,相对于社会关联非正式层级,董事会公司关联非正式层级对公司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更显著。研究结论表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防范公司违规具有重要作用。     

董事会特征与企业风险承担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企业的稳健运行对宏观经济平稳向好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探究董事会特征与企业风险承担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本文以中国上市企业数据为研究对象,从理论和实证层面考察了董事会多样性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多样性的提高能够降低企业风险承担,且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增强其作用效果;董事会年龄多元化能降低企业风险承担,且这种效应随着董事会平均年龄的增大而增强。上述结论在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工具变量法重复检验仍稳健。研究结果支持企业董事会多元化;因此企业在选聘董事会成员时需结合自身的内部特征和外部环境,充分考虑董事会特征,为公司治理打下坚实的基础。     

高行政层级城市能否延长企业存续期?

从城市行政层级视角出发,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与279个城市数据的匹配数据,运用Cox风险模型分析集聚效应、市场规模效应和排序效应三种机制对本地企业存续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高行政层级城市的企业存续风险较低,高行政层级城市的集聚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显著降低了企业存续风险,城市行政层级的排序效应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作用较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在高行政层级城市的存续风险更低,存续期更长,且高行政层级城市并不排斥小型企业发展。上述研究为客观评估城市行政层级对企业存续的影响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     

高新技术企业多元化经营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高新技术企业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文章选取高新技术上市公司2014—2022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多元化经营战略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为企业微观层面的风险识别、防范及应对治理提供思路和方向。研究发现：多元化经营与企业风险承担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且多元化经营使得代理成本提高、企业绩效降低,导致企业风险承担加剧,但内部控制能够缓解这一现象。研究充实了多元化经营战略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对企业经营战略的选择和风险决策的实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差异化战略

文章基于风险承担与保险对冲视角，考察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差异化战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风险对冲效应有助于管理层实施差异化战略，在民企以及诉讼风险较高的企业中，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发挥更强的风险兜底作用；当采用高管海外经历作为工具变量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分析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主要通过“激励效应”而非“自利效应”影响管理层实施差异化战略，且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较高、战略进攻性较强以及研发创新较多（研发型专利和外观型专利）。文章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和企业差异化战略的相关文献，还有助于全面认知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公司治理效应，为董事高管责任的全面推广及企业战略决策的选择提供了经验证据。     

公司治理与公司风险承担

我国企业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需要结合转型经济的大环境,本文系统地理论分析了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能否促进公司风险承担。研究发现,优化公司治理机制能够增强上市公司的风险承担。因此,通过改善经理层治理结构、所有权结构和董事会治理机制,能够缓解管理层过度保守的经营行为,提高股东价值,有助于公司承担合理风险实现创新绩效。     

金字塔股权、地区制度环境与上市公司企业风险承担

金字塔股权结构下两权分离和终极控制人的存在导致股东和经理人及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已有文献发现金字塔股权结构对企业风险承担有一定的影响,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金字塔股权结构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也有所差异。本文研究发现：金字塔层级越高,企业的风险承担越高;相比制度环境较好的地区,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金字塔层级对上市公司风险承担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本研究结果有助于优化地区制度环境差异下的公司治理机制,对建立一个健康的市场监管体制有借鉴作用。     

实际控制人境外居留权与企业风险承担 ——来自A股上市民营公司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上市民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取得境外居留权的比例持续上升,得到广泛关注.其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存在正反两种可能性:境外居留权可能激化实际控制人与中小股东、债权人的代理冲突,提高实际控制人的风险承担意愿;也可能加剧融资约束和投资短视行为,加重实际控制人的风险规避程度.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支持了前一种理论预期.进一步研究验证了实际控制人风险承担的控制权私利动机、财富分散动机和资源优势假说,风险转移动机并未得到验证.法律环境会弱化境外居留权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实际控制人参与治理会加强该影响.境外居留权并未影响实际控制人的长期经营意愿.实际控制人境外居留权的风险承担行为会产生积极的价值促进效应,提升企业价值.本文完整地梳理了实际控制人境外居留权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理论逻辑,丰富了实际控制人特征与企业决策的研究文献,对我国公司治理实践具有重要启示.     

企业ESG表现对风险承担影响——基于投资者关注的调节效应研究

重视ESG信息披露工作、促进ESG理念与经营管理相融合、强化风险和责任主体意识,是上市公司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文章以2016—2021年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ESG表现对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对风险承担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即ESG表现的提高能降低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分样本回归分析发现企业的产权性质会改变企业ESG表现对风险承担的负面影响,投资者关注度会减轻企业ESG表现对风险承担的负面影响,这一结论在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研究结果既丰富了企业ESG实践对风险承担影响研究,又为投资者投资提供了新的启示。     

非控股股东网络权力与企业风险承担

本文以2014～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非控股股东网络权力这一外部治理机制对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非控股股东网络权力有助于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机制分析发现,网络权力通过嵌入效应和治理效应提升风险承担水平,其中,信息和资源的嵌入效应以及对控股股东掏空和管理层代理冲突的治理效应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企业治理水平不足;非控股股东网络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具体表现为提升了融资水平和投资效率以及研发投入增长的加快.本文对风险防范并规范企业治理体系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董事会资本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基于R&D投资的中介效应视角

以2011-2013年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从董事会治理视角,探讨董事会资本、R&D投资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董事会资本对企业绩效、R&D投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由于董事会资本对R&D投资战略的影响程度不同,进而导致R&D投资强度的不同,最终形成了不同的创新结果,直接作用于企业绩效,因此R&D投资对董事会资本与企业绩效具有中介效应.     

信用风险传染与企业风险承担——基于信用债违约的视角

近年来频发的债券违约事件不仅使投资者损失惨重,还会通过信用风险传染效应对其他市场主体造成影响。文章通过对信用债违约和企业风险承担的关系研究,发现当同行业发生信用债违约时,非违约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显著降低,证实了信用风险的传染性。异质性分析发现,信用债违约的传染风险对同行业非违约民企影响更大。机制分析发现,融资约束是信用债违约影响同行业非违约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渠道之一。信用债违约使得银行等金融主体降低了对同行业企业的融资额度,企业融资约束上升,风险承担水平降低。     

政治关联会影响企业风险承担吗?--来自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研究了政治关联以及政治关联层级对我国民营上市公司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政治关联降低了民营上市公司风险承担水平,且政治关联层级越高,民营上市公司风险承担水平越低。本文的研究深化了对民营企业政治关联所带来的经济后果的认识,同时对加快市场化进程和转变政府职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人民币汇率、政府补贴与企业风险承担

本文检验汇率变动如何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以及这种影响是否受到政府补贴的影响。我们使用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的匹配数据,系统地评估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表明,(1)人民币升值有利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高;(2)作用机制方面,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分析发现人民币汇率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出口传递效应为负,规模经济效应却显著为正,并且后者大于前者,总体效应为正;(3)人民币汇率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因企业规模、融资约束和所有制的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此外,政府补贴不仅直接显著提高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而且还有利于强化人民币汇率对企业风险承担的积极影响。本文不仅从人民币汇率的视角为风险承担提供了新的解释,同时为客观评估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提供了微观层面的依据。     

上市公司董事会特征对现金流量的影响

任何企业的正常运转都离不开现金的支持,现金流关乎一个企业兴衰,现金流量的管理作为财务管理的重要工作之一,对企业的日常管理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董事会是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董事会特征体现公司的经营战略、经营理念、风险等。本文主要是通过研究董事会特征对现金流量的影响从而完善上市公司现金流量的管理,提高企业经营效率。     

国有企业控制权转移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

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国有企业控制权转移对企业行为和绩效有着重要的影响.合理的风险承担对促进企业自身成长和宏观经济活力具有积极的意义.本文基于2003-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国有企业控制权转移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 发现,国有企业控制权转移显著抑制了企业风险承担;第二类代理问题越严重,国有企业控制权转移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抑制效应越明显,表明国有企业控制权转移通过控制权私利机制抑制了企业风险承担;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股权制衡程度和机构持股比例越高以及地区法治水平和市场化程度越高,国有企业控制权转移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抑制效应越弱.本文研究为理解国有企业控制权转移的经济效应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优化内外部公司治理环境可以缓解国有企业控制权转移后企业过度规避风险倾向,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     

父子共同决策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2008—2021年沪深A股上市家族企业作为研究样本,考察了父子共同决策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机制及效应。研究发现,父子共同决策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显著负相关。机制分析表明,父子共同决策通过缓解两类代理冲突降低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当公司信息透明度较低、外部监督水平较低时,父子共同决策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负向影响更显著。     

产权性质、风险承担水平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

非效率投资特别是过度投资,是现今很多企业的一个通病,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又对企业决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文章选取了2009-2018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企业风险承担和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风险承担和过度投资程度呈正向影响关系,即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高,越会加重企业的过度投资;进一步引入了产权性质,结果发现,产权性质对企业风险承担和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国有企业会削弱这一关系。     

政府补贴、资本结构与企业研发投入——基于农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随着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国家对农业企业的创新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本文以农业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固定效应模型验证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建立调节效应模型,探究资本结构对两者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政府对农业企业的研发支持力度越大,企业的创新能力越强;而资本结构会削弱政府补贴的促进作用,高举债的企业需要承担较高的资金压力和财务风险,甚至面临破产危机,使管理者对风险性、收益周期长的研发活动持谨慎态度且很有可能将支持研发的政府补贴用于其他获利更快的生产性活动,造成政府补贴在企业研发活动中的利用率大大降低的负面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