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市“三生”空间演化及驱动力研究

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及土地利用转移矩阵等方法,分析扬州市2000年、2010年及2018年土地利用数据,对其国土空间进行“三生”空间划分和功能评分,以此研究其“三生”空间格局演变及其驱动力。研究表明：一是扬州市“三生”空间的演化在2000—2010年间速度较快,特征相对明显,在2010—2018年间的演化明显更加碎片化,并且整体演化速度放缓;二是扬州市在合适政策的指导下,城市的生产水平与生态水平均保持良好,生活水平持续上升;三是扬州市城镇发展的核心区域在沿江区域,城镇化的发展趋势非常明显;四是扬州受城镇化影响非常明显;在此期间出现的耕地占用等问题也较为突出。     

湖北省长江经济带沿岸地区“三区空间”演化特征及机制分析(2010—2017)

研究湖北省长江经济带沿岸地区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城镇空间的空间分布特征及时空演化规律,对于促进国土空间格局优化、实现沿江地区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时空维度对2010、2015及2017年湖北省长江经济带沿岸15 km内的土地利用及"三区空间"演化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10—2017年,城镇空间不断侵占生态空间和农业空间,农业空间同步占据生态空间,生态空间明显减少;生态空间转化为农业空间最为显著,农业空间、生态空间转变为城镇空间是空间交叉转换的主流趋势;地理基础条件决定了"三区空间"的总体分布特征,相关政策推进了生态环境保护和城镇产业模式调整,但在农业空间的功能提升、城镇空间的集约高效利用、底线控制等层面还存在政策短板和有效的落地机制,总人口和城镇人口规模的增加以及乡村人口规模的稳定,是城镇空间与农业空间增长的内在动力,"土地利用—空间结构—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耦合机制明显。     

江苏沿海地区“三生”功能空间演化及生态效应

江苏沿海地区正在承受高质量发展和资源约束的双重压力,综合测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分析“三生”功能空间演化的生态效应,能够为空间优化提供参考。结果表明：(1)2000—2020年,江苏沿海地区生产空间减少1 921.41 km²,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分别增加1 468.60 km²和452.81 km²。(2)2000—2020年,连云港、盐城两市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别增加1.02×10⁹元和4.33×10⁹元,南通市减少1.39×10⁹元,同期3市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变化值分别为0.008 8、0.006 1和-0.011 3。(3)2000—2020年,连云港和盐城“三生”功能空间转移的生态正效应大于负效应,南通则相反。生产空间转为生态空间是生态环境改善的驱动因素,生产空间转为生活空间是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江苏沿海地区在后续规划中应根据生态效应的驱动因素,适当调整“三生”功能空间,推动该地区高质量发展。     

“三生”空间理念下京津冀城市群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文章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对京津冀13个城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测算,并运用耦合研究探析城市间及各城市"三生"空间协调发展水平,结果表明:京津冀各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总体稳定;新型城镇化水平两极分化比较严重,优势城市对周边城市的带动作用不足;"三生"空间协调发展度偏低。因此,为实现"三生"空间协调发展,应加强城市间的互动联系,提升重点城市的带动作用,合理评估各城市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产业和人口承载水平。     

云南省粮食生产空间格局演化及其影响因素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以云南省县域为研究单元,选取1990-2019年县域粮食产量为研究指标,运用区位基尼系数、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空间回归方法分析云南省粮食生产空间格局演化及其影响因素.结果 表明:(1)云南省县域粮食生产集中分布趋势不断增强,粮食生产重心向滇东北移动;(2)粮食生产存在显著的全局空间相关性,高产区分布在滇东地区,低产区分布在滇西北地区;(3)粮食生产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滇东地区并向滇东北扩散,低-低集聚区分布在滇西北和滇中地区,滇中低-低集聚效应显著增强;(4)滇中、滇东和滇南某些县城粮食生产存在空间离散性;(5)第一产业产值、乡村从业人数、播种面积、土地面积、年均气温的差异是影响云南粮食生产空间格局变化的主要因素.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黄河流域三区空间演化特征及机制

以时空维度对2000、2010、2020年黄河流域438个县区的土地利用及“三区空间”演化特征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面向国土空间规划选取演化方向、演化规模和演化位置三个维度研究“三区空间”演化机制。结果表明：2000―2020年,黄河流域城镇空间不断侵占农业空间和生态空间,空间破碎化明显;农业空间在城镇空间和生态空间的双重侵占下规模锐减;生态空间在中游地区明显优化,但上游有所退化;黄河源区、“几字弯”地区、“潼关―入海口”沿线是“三区空间”交叉转换的密集区。“三区空间”演化结果由演化方向、演化规模和演化位置共同确定,三个维度同时受到文化、政策、经济、人口、地理区位和工程技术等多因子制约;不同类型空间的演化机制有所区别,各因子的作用强度在不同维度上存在差异。     

京津冀都市圈“三生”空间时空格局演变及其驱动力研究

基于“格局—过程—影响—可持续性”的研究思路,探究了2000—2018年京津冀都市圈内“三生”空间变化及其驱动力。研究表明:都市圈内“三生”空间变化显著,各用地类型间发生了复杂的土地利用转移,其复杂性体现在不同时期内地类主要的转化方向和速度不同,以及同一时期不同地点的转化方向不同;都市圈内生产空间减少,生态空间和生活空间增加,生产空间大量转为生活空间是土地利用转移的主要趋势;京津冀都市圈“三生”空间分布呈“双轴一主一副”格局且较为稳定;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得出,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效益低下是推动“三生”空间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制约“三生”空间可持续利用的主要问题分别为耕地严重流失和农村生活用地比重过大,应通过基本农田保护、农业技术革新以及土地整治等政策规划和技术的提升优化“三生”空间利用与布局。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产城融合”互动机制研究

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产城分离是我国经济均衡发展的重大隐患.在当前形势下,“产城融合”成为防止空城泛滥、产业园区竞争乏力等产城分离现象的最有效途径,如何推进“产城融合”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从劳动力结构、城乡一体化方面探讨了产业结构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内在机制,并在借鉴美国尔湾市“产城融合”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从产业定位、产业结构、产业集群、户籍制度、城镇规划、公共服务等方面,提出了促进我国“产城融合”的相关对策.     

基于“三生”空间的传统村落旅游适应性研究——以张谷英村为例

文章从“三生”空间视角构建了传统村落旅游适应性评价指标体系,以张谷英村为研究对象,测算了其旅游适应性水平,为传统村落旅游适应性研究提供了一个量化视角。结果显示：(1)“三生”空间旅游适应性反映土地利用显性形态和隐性形态面对旅游开发的适应特征和适应程度,具体表现在空间功能旅游化、空间营建有序化和空间属性提质化三个方面。(2)3个子系统中,适应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生态空间、生活空间、生产空间,除生产空间为一般适应,其余均为比较适应;子系统间得分差异较小,表明3类空间的旅游适应能力较均衡。(3)各空间类型对3类要素的适应程度上表现出内部差异,空间功能层面,生态空间景观功能发挥不足,生产空间旅游经济结构单一;在空间营建层面上,生活空间住宅建设无序、公共空间不足,生产空间耕地利用率低;空间属性层面总体适应良好,但生产空间在景点开发、环境承载方面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基于“三生”空间功能协调视角的乡村振兴规划探索——以天津市蓟州区段截庄为例

文章结合“三生”空间功能协调规划,为乡村发展提供科学用地保障,以助力实现乡村振兴。研究以天津市段截庄村为研究对象,开展基于“三生”空间协调发展的乡村振兴规划探索,根据所在村庄的影像数据、规划数据和自主调查等相关数据,对不同的空间要素按生产、生活和生态三种类型进行空间要素功能的识别与分类;然后,基于段截庄乡村空间载体的识别,建立以村庄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要素为对象的“空间适应性”评价体系;最后从“三生”协调融合的创新角度,提出村庄空间布局优化建议：北部区域,以生态空间为绝对主导;中部区域则以生活空间为主,生态空间为辅进行优化建设;南部区域以生产空间为主,生活空间为辅,并最终总结出其对乡村振兴的启发与思考。     

“一带一路”进程中人民币国际化影响因素研究

我国开启人民币国际化以来,期间经历了快速发展、深度回调以及触底反弹等一系列过程。"一带一路"倡议则为人民币区域化推广提供一个广阔载体。然而,2020年初以来新冠疫情的肆虐使得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均面临经济停滞和政局动荡风险。本文分析人民币国际化现状及中国对外经贸合作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总结当前国际化过程中存在的障碍,并给出政策建议。     

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优化与农民土地财产权益保障协调问题探讨——政治治理“元问题”的视角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生态文明战略,但鉴于农村土地的私人财产权属性与主权范围里的社会政治属性这双重属性,形成了国土空间开发的主体——国家(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紧张关系。长期以来,社会认识将国家(政府)对于土地的主权与农民行使土地财产权对立起来,认为公权大于私权,主权大于人权。受此意识影响,在征地拆迁以及土地规划的政策操作层面形成了公权权力过大、农民私人财产权被压制的不平衡权力关系,引发出社会不稳定因素,并且导致公权不受控制下的土地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实则国土空间格局的"恶化"。文章通过对政治治理的"元问题"追问,认为公权与私权之间可以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相协调,提出通过"二级多元确权"的机制设计形成公权私权两权制衡,达到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优化的对策建议。     

国家限制开发区“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优化——以湖北省五峰县为例

结合空间利用的效率观、质量观和融合观等相关理论,在科学界定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涵义的基础上,根据五峰县的具体情况,基于NPP的生态空间评估模型构建了"三生"空间区划的指标体系,运用地理信息系统、遥感和数理统计等现代技术方法,定量划定"三生"的空间范围。通过实地调研,结合各乡镇的发展规划体系,以村为单位对定量区划方案进行修正,最终形成了五峰县"三生"空间的划分方案。由于空间的稀缺性和五峰县"三生"空间发展面临的系列难题,加之国家对限制开发区"三生"空间优化的明确导向,拟构建合理的"三生"空间法律保障体系,健全生态考核机制;明确生态补偿规则,搭建生态补偿政策平台;同时以耕地红线、城乡规划线、生态红线为约束,旨在建设五峰县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从而实现其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最优发展。     

人文经济地理空间的“三非”现象及其认知途径

地理事物非整数维的空间存在形式、非均匀的空间组合方式、非理想态的演变状态（简称“三非”现象）,是人文经济地理空间存在与发展的常态,也是社会经济系统外在复杂性的重要体现。借鉴系统科学的研究成果,可较还原论、确定性理论更好地解释当前人文经济地理学所关注的这一空间复杂性。由此,文章梳理了自上世纪中期以来与人文经济地理研究相关的系统科学的发展历程,并以城乡过渡带为主分析了“三非”现象的内在机理、外在表象,探讨了当前中国人文经济地理学发展的局部理论困境及其解决途径。其目的就是要从非线性、系统整体性的视角,解释现实空间中看似“混乱”实则有一定规律可循的空间特征、演变态势、运行机制,进而为学界提供一个更科学、更贴近实际的认知途径。     

长三角地区创新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以“双创”机构为例

针对长三角地区"双创"投资机构和"双创"平台,以地级市为基本统计单元,进行了地理空间分布规律的研究。结果发现:①长三角地区两类"双创"机构分布较为集中,主要是布局在区域核心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并且以"上海—杭州"为核心形成了创新连绵区。②"双创"投资机构相对于"双创"平台而言,分布更加集中,体现了市场选择和政府推动两种运行机制在"双创"机构空间分布影响上的差异性。③两类"双创"机构的空间分布特征与经济发展水平最为密切相关。基于上述分析结果,研究认为长三角地区的"双创"发展需要进一步加强相关基础性影响要素的优化布局,并从差异化发展途径提升整体发展水平。     

中国“四纵四横”高铁对沿线站点城市可达性及其经济联系的影响

运用ArcGIS空间分析法、可达性模型及引力模型,探究中国"四纵四横"高铁的开通对沿线站点城市可达性及其经济联系空间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中国"四纵四横"高铁开通后,整体区域可达性得到优化,高铁沿线变化尤为显著,且促进高铁客运流的均衡分布。可达性水平呈现东中西地带性递减格局,这与我国地形分布表现出高度吻合,华北、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可达性最优,中西部山地、高原地区可达性较差。②中国"四纵"高铁沿线站点城市的经济联系总量高于"四横"高铁沿线站点城市。沿线站点城市经济联系总量差异显著,东部地区沿线站点城市经济联系总量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③中国"四纵四横"高铁的开通对二、三线站点城市经济联系改善程度较大,且经济联系隶属度较强的城市空间分布上呈现与中心城市相邻格局。     

上海大都市圈创新网络的演化特征及其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基于“蜂鸣—管道”视角

创新网络的建构与完善对推动区域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采用2010—2019年专利合作数据,以上海大都市圈为对象,借鉴“蜂鸣—管道”模型,构建区县单元间与区县单元内的创新网络,并分析蜂鸣与管道对都市圈内创新产出不均衡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1)上海大都市圈的创新网络呈现出本地蜂鸣与区域管道相互交织的格局;根据蜂鸣与管道的组合特征,不同区县可分为“网络型”“外向型”“孤岛型”和“内向型”4类。(2)蜂鸣与管道总体上会促进区县单元的创新产出,但过于紧密的蜂鸣和管道则与区县单元创新产出间存在倒“U”型关系。(3)中国的都市圈创新发展要综合考虑不同创新合作模式对创新产出的差异化影响,充分发挥本地与区域创新网络的正外部性,并避免过强蜂鸣与管道带来的负外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