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区域经济差距变动趋势研究——来自30个省份的经验:1978年～2004年

文章基于1978年～2004年中国大陆地区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泰尔熵值法,测算出三大地带之间、三大地带内部(包括东部、中部、西部地带内部省际差距)和大陆地区整体差距的熵值,根据其变动趋势分析结果显示,1978年以来,中国大陆地区的整体差距趋势经历着“V”型变化,不存在显著的收敛趋势。三大地带内部总体差距程度呈现大幅持续下降特征,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带内部均呈现出显著的“俱乐部收敛”,但西部地带内部省际差距呈“V”型变化且不存在收敛趋势。三大地带之间的差距程度却呈现出大幅持续上升特征,而且对大陆区域整体差距的贡献率达73.55%,要缩小大陆区域整体差距,如何缩小三大地带之间的差距则是关键之处。     

金融发展规模、效率改善与经济增长

本文将金融体系效率纳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研究框架,运用基于松弛变量效率测度模型(SBM)对我国1995—2008年29个省市区金融体系效率进行测度,并利用面板协整检验考察了金融发展、金融体系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表明,我国金融体系效率整体上呈波动型上升趋势,且依次由东部、西部、中部递减,经济发展水平与金融体系效率呈近似倒U形关系;整体上我国金融发展的规模与效率改善对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但其促进作用在区域层面上具有门槛效应:东、中部地区金融发展与金融体系效率对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且在东部地区金融体系效率的经济增长效应更为显著,而西部地区其促进作用并不明显。     

基于Super-PEBM模型的中国省域物流业碳排放效率测度研究

对省域物流业碳排放效率的准确测度是各省制定物流业减排策略的基础。基于2010—2017年面板数据,结合环境DEA技术,构建Super-PEBM模型对我国省域物流业碳排放效率进行测度,并分析省物流业碳排放效率的时序变化和空间分布特征。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物流业碳排放效率总体偏低,呈缓慢上升趋势,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东部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的分布格局,东、西部物流业碳排放效率相差较大,但差距呈现缩小的趋势。     

数字经济、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韧性

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经济、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韧性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这一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主要表现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发展韧性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数字经济能够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升经济发展韧性,且这种影响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尤为显著。对此,需要通过加速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数字经济建设技术与政策投入力度、拓宽数字经济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提升经济发展韧性。     

中国软件产业效率的测度及时空动态演进

本文基于Global超效率DEA模型全面测度2009—2018年我国软件产业效率,并采用条件Kernel密度从静态和动态双重视角揭示中国软件产业效率的时空动态演进特征.研究发现,我国软件产业效率整体较低,东部、中部、西部地区间存在较大差距,并且该差距逐步扩大;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内部省份间软件产业效率差距呈现不同程度的缩小;整体上我国省份间软件产业效率不存在空间集聚;东部地区内部省份间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中部、西部地区内部省份间不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为实现我国软件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本文建议进一步增强软件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各地区继续挖掘优势并着力补齐短板,构建软件产业协同发展格局.     

国家高新区创新国际化的地区差距及其分布动态演进

采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与非参数估计方法实证考察了2011—2017年我国88个国家高新区创新国际化的地区差距及分布动态演进。研究发现:创新国际化的空间分布存在明显的地区差距,总体地区差距呈现扩大趋势;东部国家高新区创新国际化地区内差距最大,西部国家高新区地区内差距最小;东部国家高新区与西部国家高新区之间的地区间差距最大,中部国家高新区与西部国家高新区之间的地区间差距最小;地区内差距是总体地区差距的主要来源;东部国家高新区、中部国家高新区和西部国家高新区创新国际化均呈上升趋势,除东部国家高新区外,中部国家高新区、西部国家高新区创新国际化的多极分化趋势比较明显。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价研究

文章利用2008-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在构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中国各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与评价,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各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但是区域间存在差异,东部地区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显著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因此,要从加强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以新动能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加快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创新、推动制造业区域协同发展、培养适应市场需求的高端制造人才以及加快制造业绿色低碳升级等路径出发,提升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     

我国1990-2009年省域生态足迹测度与趋势分析

基于Rees和Wackernagel提出并完善的生态足迹模型,测度1990-2009年中国省级人均生态足迹。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省域人均生态足迹处于较高水平;中国区域间生态足迹差距较大,东部地区人均生态足迹较低,中部地区处于一般水平,西部地区人均生态足迹较高;从时间维度看,中国各省人均生态足迹指标大体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波动规律,且每次趋势变化都与国家政策调整密切相关。     

基于DEA的中国绿色经济效率地区差异与收敛分析

本文运用熵权法构造了各地区综合环境污染指数,将其引入效率测度DEA模型,测度了1995—2007年间我国29个省市区的绿色经济效率,并对各地区绿色经济效率增长差异进行了收敛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伴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整体上我国绿色经济效率呈波动型上升趋势,且由东部、西部、中部依次递减;由于各地区经济基础条件与特征不同,全国总体绿色经济效率不存在收敛趋势,但东部与中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表现出俱乐部收敛。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的影响研究

选取中国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业链韧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的促进作用在2016年后、盈利能力较强产业链、技术密集型产业链以及东部地区更为明显。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可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两条路径间接影响制造业产业链韧性。据此，应多措并举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制定制造业产业链针对性发展战略、打造制造业产业链韧性提升“直通道”。     

中国粮食生产韧性的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探索粮食生产韧性显得尤为重要。文章基于2004—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了粮食生产韧性综合指标，运用熵值法、标准差椭圆和地理探测器模型方法，分析了粮食生产韧性的空间格局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2004—2020年，中国粮食生产韧性整体呈下降趋势，粮食生产抗风险能力不足。其中，中部、东部地区韧性水平较高，西部地区韧性水平较低，但整体皆呈下降趋势，只有东北地区韧性水平较为稳定。(2)城镇化率、科技因素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变动为影响粮食生产韧性的主要因素，各影响因子两两之间交互关系主要为双因子增强和非线性增强。最后，从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与粮食生产，积极构建新型的现代粮食产业体系，加快构建粮食产业发展新格局等方面提出了增强中国粮食生产韧性水平的政策建议。     

基于泰尔系数的中国酒店业的区域差异特征分析

研究中国酒店业的区域差异特征,对于制定中国酒店业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运用泰尔(Theil)系数,对2001-2010年中国酒店业的总体差异、地带内差异及地带间差异的时间动态特征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中国酒店业总体差异、地带内差异和地带间差异均呈现出缩小的趋势.地带内差异是构成总体差异的主要因素,且中国酒店业地带内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与地带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之间的差距呈现出扩大的趋势;东部、中部、西部地区酒店业的地带内差异均呈现出缩小的趋势.从空间特征来分析,三大地区酒店业的地带内差异呈现出“东部高于西部,西部高于中部”空间格局.从三大地区酒店业的地带内差异的贡献率上来看,东部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最大,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小,并且东部和中西部的贡献率差距较大,中部和西部差距较小,东部地区酒店业地带内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和中西部地区的贡献率之间的差距呈现出扩大的趋势.     

中国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时空综合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北大核心

工业化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生态环境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寻求适合中国工业的绿色发展之路是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基于2005—2019年中国工业数据,结合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构建测度模型和指标体系,使用熵权-TOPSIS模型、空间自相关、空间杜宾模型(SDM)等分析方法,对中国工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时空综合测度以及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中国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但总体水平仍然较低,空间上呈现“东部>西部>中部”的发展格局。(2)中国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在空间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布特点,且表现出由东部地区向西北内陆地区不断递减的变化趋势。(3)能源使用效率、工业化水平、经济水平的提高和技术供给的增加,可以有效促进中国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     

中国东、中、西部地区财政收入差异计量研究

文章利用了中国大陆1993年～2003年省级数据,通过Cobb-Douglas函数和回归方法,分析了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在财政收入上的差异。文章发现西部地区财政总收入对第一产业的依赖程度较高;中部地区财政总收入对第二产业和国有经济的依赖程度较高;东部、中部地区财政总收入有自发增加的趋势,而西部地区则没有类似的趋势。     

中国区域金融结构矛盾及其化解

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区域之间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差距巨大。东部地区与中部、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资产存量水平上的差距较大,在股票市场的融资水平上也有较大差距,而金融资产内部的比例,如金融相关比率、贷存款比例却没有太大的差距,甚至西部地区在这些指标上略强于中部和东部地区。目前。我围区域经济金融呈现出非均衡发展的特征,并且这一特征有逐步扩大的趋势。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韧性：内在机制与实证检验

面对国内外多重超预期因素冲击,探究人工智能如何影响制造业韧性对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人工智能纳入提升制造业韧性分析框架,从抵抗力、恢复力、革新力三个维度构建制造业韧性指数,并利用2006—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人工智能对制造业韧性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人工智能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韧性提升,该结论经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人工智能对制造业韧性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的异质特征,在信息基础设施水平较高、对外开放程度较低和中部地区更为显著;(3)人工智能不仅可以直接增强制造业韧性,还能通过促进产业专业化集聚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方式间接对制造业韧性产生积极影响,而产业多样化集聚和模仿创新的传导路径还不明显;(4)人工智能对制造业韧性的影响具有正向边际效率递增的非线性动态演化特征,但这种网络效应主要体现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则表现出正向“N”型的门槛特征。本研究为新发展格局下政府和企业更好地释放人工智能赋能红利以及提升制造业发展韧性提供了重要启示。     

服务外包与产业链长度：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本文参考Antrs et al（2012）方法，利用中国1997年、2002年、2007年、2012年和2017年投入产出表测度30个省份17个细分行业的产业链长度，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服务外包对延伸产业链长度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第一，从整体上看，服务外包对我国产业链长度攀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服务外包每提高10%，可以促进我国产业链长度提升062%。第二，从细分类型的服务外包看，交通仓储外包对产业链长度延伸的促进作用最大。第三，分地区研究发现，服务外包对中部地区产业链长度提升最大，其次是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最小。第四，分行业后发现，服务外包对制造业和服务业产业链长度均有提升作用，但是对服务业促进作用是制造业的近2.7倍。     

服务外包与产业链长度：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本文参考Antrs et al（2012）方法，利用中国1997年、2002年、2007年、2012年和2017年投入产出表测度30个省份17个细分行业的产业链长度，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服务外包对延伸产业链长度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第一，从整体上看，服务外包对我国产业链长度攀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服务外包每提高10%，可以促进我国产业链长度提升062%。第二，从细分类型的服务外包看，交通仓储外包对产业链长度延伸的促进作用最大。第三，分地区研究发现，服务外包对中部地区产业链长度提升最大，其次是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最小。第四，分行业后发现，服务外包对制造业和服务业产业链长度均有提升作用，但是对服务业促进作用是制造业的近2.7倍。     

房地产价格对货币政策动态响应的区域异质性——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房地产市场是典型的区域性市场。文章通过建立PVAR(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使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法,测度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房地产市场价格动态影响的异同。实证结果表明:东、西部地区房地产价格受数量型工具冲击后向稳态收敛的速度慢于中部;数量型工具对西部地区房地产价格的累积效应最为显著,价格型工具对东部地区房地产价格的累积效应最大;东、中部地区房地产市场上主导型货币政策工具为M0,西部地区则以信贷为主导型政策工具。     

我国经济发展的时空演变分析

以全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除港、澳、台)为研究样本,运用综合指数法分析2003—2013年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并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分析经济发展效率的时空演变,再综合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效率两大方面的测度,全面分析我国经济发展的时空格局变化。研究发现:1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东部地区除河北与海南外,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中部地区有赶超东北地区的趋势;2经济发展平均综合效率一般,区域经济发展综合效率差距呈现出先减小后又扩大的趋势,经济发展的纯技术效率逐渐增强,经济发展的规模效率逐渐减弱,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已经由规模效率向技术效率转变;3我国经济发展类型以"低—无效型"为主,整体来看,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较高,经济发展效率也相对较高,广大的东北地区、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效率相对较低;天津、江苏、辽宁、重庆、内蒙古、湖北、湖南、安徽、四川、江西、贵州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效率上升态势明显,而河北、山西、黑龙江则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