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贸易效率和潜力研究

数字经济的飞速崛起使得数字贸易作为新的贸易方式随即而生,并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文章基于2008—2020年数字贸易相关数据,测算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贸易规模并对沿线各国数字贸易结构进行简要分析,后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估计我国与沿线国家的数字贸易效率和潜力。结果表明,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贸易处于不平衡状态,与沿线国家的数字贸易以跨境电商为主,在数字服务贸易领域方面较为薄弱;我国与沿线国家数字贸易效率虽逐年递增但数字贸易效率普遍不高,并表现出国家和地区差异,沿线国家中2008—2020年平均数字贸易效率排名前三的国家为以色列、新加坡、爱沙尼亚;2020年,数字贸易潜力值排名前五的国家分别为马来西亚、新加坡、俄罗斯、波兰和罗马尼亚,将来中国应与这些国家开展更频繁的数字贸易。     

知识产权贸易对经济“双循环”发展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选取涵盖中国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49个国家2007—2021年面板数据,将“贸易—经济”关系研究视角拓展于知识产权贸易,探讨知识产权贸易对经济“双循环”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知识产权贸易对经济“双循环”发展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影响,且经由稳健性检验后该结果依旧成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知识产权贸易通过结构效应、规模效应与技术效应,深入作用于经济“双循环”发展。异质性分析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越深,知识产权贸易对经济“双循环”发展的影响越明显。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的研究*

本文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探讨了2008—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结构特征,测算沿线国家贸易网络中心位置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并对不同收入国家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贸易结构比较松散,意大利、土耳其、韩国、俄罗斯、中国和新加坡等国家（地区）位于网络核心,共有23个国家（地区）发挥“中介”或“桥梁”作用,影响着其余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联系;超过四成的沿线国家（地区）与非贸易伙伴国具有较强的间接贸易关系。贸易网络中心位置的提升能显著促进母国技术进步,间接贸易影响母国技术进步的边际效应大于直接贸易;中高等收入水平国家直接和间接贸易地位和贸易强度的提升均显著促进了技术进步,低等收入国家贸易强度的提升也能促进母国的技术进步。     

贸易便利化、空间溢出与增加值贸易网络地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社会网络与空间计量分析

本文基于UNCTAD-Eora增加值贸易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评价了2003—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贸易网络地位演变情况,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及其空间溢出对增加值贸易网络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沿线国家增加值贸易网络联系趋于紧密,已形成以新加坡、中国、马来西亚和俄罗斯为核心且结构稳定的“多极化”分布格局;沿线各国增加值贸易网络地位呈现少数高、多数低的非匀质分布,相对地位变动具有阶段性特征。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既会直接促进本国增加值贸易网络地位提升,也会通过空间溢出促成邻近国家贸易便利化,从而间接更强积极影响本国网络地位。进一步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贸易便利化直接与间接效应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段呈现明显异质性,其中相比于高网络地位国家,低网络地位国家贸易便利化直接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制度环境与海关环境便利化的直接与间接促进作用强于物理基础设施、商业规制和电子商务。     

“一带一路”绿色贸易的结构、潜力及影响因素

绿色贸易合作是中国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重点领域。通过分析中国与沿线国家绿色贸易的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特征,构建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测算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绿色贸易效率及扩展潜力,并采用一步法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绿色贸易集中在环保科技产品上和东南亚地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对沿线各地区绿色贸易效率整体提升、潜力持续扩张。双边环境贸易规则、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环境规制水平、科技创新活力和经济自由度是制约“一带一路”绿色贸易效率提升和潜力释放的重要因素。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网络结构特征

在分析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格局演变基础上,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究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网络结构特征。结果表明:①2010年以来,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整体呈现增长态势,德国、法国农产品贸易额始终处于第一位,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空间分异明显,印度是中国最大农产品贸易伙伴。②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网络密度整体较高,农产品贸易关系密切,农产品贸易网络密度呈现先降后升的波动特征。③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网络三个中心度指标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重要节点国家稳中有变,核心国家和中介能力强的国家存在差异。④国家个数最多的凝聚子群包含的国家相对稳定,国家个数较少的五个凝聚子群的组团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化很大,丝绸之路经济带农产品贸易网络呈现明显的"核心+半边缘+边缘"空间圈层结构特征。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跨境电商出口的影响效应研究

跨境电商出口作为数字经济时代重要的新型贸易出口方式,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注入新动能。本文运用2012—2021年世界银行数据库、UNCTAD数据库等构建多维面板数据,从直接和间接两个影响渠道分析和检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跨境电商出口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在直接影响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中国跨境电商出口,且其影响具有异质性。在间接影响方面,降低贸易成本是促进中国跨境电商出口的中介渠道,沿线国家制度质量是促进中国跨境电商出口的调节因素。进一步空间效应分析表明,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跨境电商出口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本文的研究为深入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和促进我国跨境电商出口提供了重要启示。     

互联网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北大核心SSCI

本文基于2007—2016年6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从整体、区域和时间维度上分析互联网的发展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互联网总体上显著地促进了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但在互联网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影响上存在着区域差异,而且互联网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具有动态性,2007—2011年期间影响不显著甚至有抑制效应,而2012--2016年期间则大多呈现出促进效应甚至趋强的态势。本文进一步探讨了相关的政策建议,以期为“互联网＋”行动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提供有益的思路。     

疫情背景下数字贸易体制对国际贸易稳定作用的比较——基于3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fsQCA分析

建构数字贸易体制是数字经济时代培育国际贸易新模式的基石。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外贸稳定形成了重大冲击,加大了国际合作共建数字贸易体制的紧迫性。文章基于对影响数字贸易体制因素的综合分析,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何通过数字贸易体制建构来稳定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对外贸易。通过对3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发现：数字贸易体制共建是疫情冲击下稳定外贸发展的重要保障;数字贸易体制越完善的国家,越能在疫情冲击下保持外贸稳定。数字贸易体制的构成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不同国家和区域存在异质性：东南亚国家建构了涵盖数字贸易关系、环境、基础、潜力与风险管控机制的完善体系,是其在疫情冲击下维持外贸稳定的保障;非洲国家的外贸稳定倚重良好的数字贸易环境;数字贸易的低风险因素在中东欧国家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研究不仅丰富了国内关于数字经济体制构建的理论探索,也为疫情冲击下稳定我国对外贸易提供了对策思路。     

“一带一路”倡议、“五通”质量与沿线国家贸易包容性增长——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GMM检验

本文基于2003—2017年间包括中国在内的63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贸易数据，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额、进口额、进出口总额的包容性增长状况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并从“五通”视角构建动态面板GMM模型对贸易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贸易差距逐渐缩小，其增长具有包容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额、进口额和进出口总额均存在绝对收敛、条件收敛和俱乐部收敛效应，呈现包容性增长态势；“五通”质量对贸易包容性增长存在重要影响，倡议发展成果惠及沿线各国，强力推动了各国贸易的包容性增长。研究成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普惠性提供了经验支持，也为中国优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贸易关系、提升贸易效率提供了决策依据。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研究北大核心SSCI

本文利用2007-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9个国家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的面板数据,分整体、区域和产品结构分别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影响总体上不显著,但是对不同收入国家的不同贸易结构影响效应不同,存在着创造和替代双重效应;同时互联网普及率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交互影响。文章进一步探讨了相关的政策建议,以期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提供有益的思路。     

论OFDI的出口贸易效应——基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数据的实证分析

<正>自“一带一路”建设开展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的经济面貌都有了改变。文章选取2006年至2019年的数据,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26个国家的经济贸易进行具体分析,研究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效应的因素。同时,文章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与中国向该国出口额之间呈负相关关系的结论,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     

“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国际贸易的共享效应分析

共建“一带一路”是实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的重要举措，旨在跨越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明，为世界各国提供一个互惠共赢、共享发展的合作机遇。本文基于“一带一路”倡议形成的贸易合作网络，在控制了“一带一路”倡议的直接影响下，详细论证了“一带一路”贸易网络带来的发展机遇是否为世界各国共享。通过利用2010—2018年的全球双边贸易数据，结合Borusyak et al.(2022)偏离份额方法的分析框架，本文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形成的贸易合作网络显著促进了各国的贸易出口。从理论机制来看，这种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降低各国的生产成本和提升各国的产品需求引致。与此同时，随着各国出口行为的转变，“一带一路”网络内部的贸易联系显著增强，各国分工模式趋于专精化，协调互补的合作模式提升了“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的活力，“一带一路”共谋发展、成果共享的初心使命得以实现。     

“一带一路”倡议与对外直接投资：“五通”作用机制分析

与以往西方发达国家推动的经济全球化不同,“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增长的特有机制应该是“五通”。文章以理论模型构建和分析为先导,在科学构建“五通”指标体系并进行有效测度的基础上,利用9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11-2017年的样本数据,采取中介效应模型对“五通”的作用机制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第一,“一带一路”倡议确实可以通过“五通”作用机制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的对外直接投资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从“五通”分指标层面的作用机制看,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可以起到及时的促进作用,但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的促进作用还未显著呈现。第三,从基于分类样本的异质性检验结果看,相比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五通”政策在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中的实践效果更强;相比于“一带一路”沿线的低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低收入国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的高收入国家和中等偏高收入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果更强;相比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其他洲,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的亚洲地区国家和地区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果更强;相比于非亚投行成员,中国对亚投行成员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果更强...     

大豆国际贸易格局演化与中国对策

文章运用复杂网络方法,对2001—2019年国际大豆贸易加权网络的格局演化和社区结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全球大豆贸易网络呈现规模先扩张、后收缩的特点,整体联系较弱,2016年后开始出现集聚发展的趋势;(2)呈现“两心分离”网络格局,网络中出口核心国家是巴西、美国,进口核心国家主要有中国以及西欧国家,核心“中介”国家是加拿大和西欧国家;(3)全球大豆贸易网络主要存在3个稳定的社区,社区分布具有明显地理特性,社区内部出口国家主导较多,“中介”国对社区规模具有显著影响,中美两国在社区中的地位变化具有不同特征。建议提高我国大豆自给率,分散大豆进口来源,扩大社区范围,紧抓收购权和定价权,进而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供给格局。     

语言与跨文化人才培养对“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影响的研究述评

“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举措之一,其中制度因素的影响已成为相关领域的研究重点。作为非正式制度的语言因素,在“一带一路”沿线语种多样的现实背景下,对中国与沿线各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阻碍作用明显,亟需扩大跨文化人才培养规模,通过弥合语言差异推进“一带一路”贸易畅通目标的实现。因此,从语言的经济效应、跨文化人才培养的语言差异弥合效应及“一带一路”沿线贸易的制度影响三方面分别梳理了现有文献,并在此基础之上展望未来研究可对有序开拓沿线市场、构建汉语国际传播新路径形成有效启示。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利益研究

文章基于2008-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等匹配数据,考察了“一带一路”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出口贸易利益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国家前、后向参与全球价值链对我国贸易利益的提升均存在正向影响,且后向参与的促进作用更大;机制分析发现,“一带一路”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可以通过影响中国的全要素...     

“一带一路”背景下数字通信领域跨国专利合作特征及网络演化研究

论文以“一带一路”背景下数字通信领域跨国专利合作网络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研究2000年至2019年期间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在数字通信领域的专利合作状况，分析数字通信领域的专利合作网络在网络地位、结构洞、小世界效应和“专利权人-热点技术”二模网络联系等方面的演化特征。结果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各板块专利合作地域分布不均衡性上升。网络集权程度下降，原核心国家新加坡的中心地位下降，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中心地位逐渐上升。专利合作网络具有小世界效应，但近年来小世界效应正在减弱，影响网络稳定性。中国和新加坡在网络中的中心度和结构洞指数下降，说明中国和新加坡对网络合作资源和合作关系的影响力在减弱。中国在热点技术领域能进行专利合作广泛布局的强势企业偏少，并且专利合作在热点技术领域的宽度和深度布局有待加强。研究成果为中国未来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数字通信跨国专利合作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沿线城市绿色创新“增量提质”吗？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平台,推动绿色发展是其题中之义。绿色发展的关键在于绿色创新,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DID）,以我国280个地级市2005—2019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从“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实证检验“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对我国沿线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作用机制及时空差异。研究发现：(1)“一带一路”倡议有效促进了中国沿线城市绿色创新的“增量提质”;(2)“一带一路”倡议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数字经济赋能效应和资源集聚效应促进中国沿线城市绿色创新的“增量提质”;(3)相较于东部和西部城市,“一带一路”倡议对中部城市的绿色创新具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4)“一带一路”倡议对非资源型城市和特大城市绿色创新“增量提质”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论对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运输设备贸易研究——基于比较优势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利用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及法国国际经济研究中心数据,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运输设备贸易的概况、竞争力、贸易潜力进行研究。对贸易数据的分析发现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贸易发展总体趋势向好。利用国际市场占有率和显示性比较优势两个指标进行的竞争力分析得出中国在运输设备贸易领域国际竞争力总体上较强。通过引力模型测算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潜力发现,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在运输设备上仍有较大的贸易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