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集聚的空间经济模型与实证检验

利用2006-2011年中国28个区域的Moran’s I指数对文化产业空间集聚模式进行有效测度。计算结果显示,我国文化产业空间集聚现象日益明显,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依赖性和空间溢出效应显著。文化产业的本质特征是文化创新,经济基础对于文化产业空间集聚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对外开放初期对文化产业空间集聚具有一定促进作用,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对文化产业空间集聚产生抑制作用;当期人力资本水平对文化产业空间集聚的作用并不显著。文化产业发展的均衡稳定状态是空间集聚的基本条件,区域创新是文化产业空间集聚的内在动力。     

创新要素集聚对农业绿色技术进步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基于2010—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创新要素集聚对农业绿色技术进步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来看，创新要素集聚对农业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具有明显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不仅驱动本地农业绿色技术进步，还推动邻近地区农业绿色技术进步。创新要素集聚对农业绿色技术进步的空间溢出效应以短期效应为主。从区域来看，沿海、内陆地区创新要素集聚对农业绿色技术进步具有明显空间溢出效应，而沿边地区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对此，可改善创新要素引入制度、优化地区间创新要素互动机制、构建区域间农业绿色技术进步成果互通平台，持续促进农业绿色技术进步，以实现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     

创新要素流动与城市绿色创新发展——数据要素流动环境的空间调节作用

基于2004-2019年中国内地28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引力模型测度创新要素流动与数据要素流动环境指数，采用SBM-Undesirable模型测算城市绿色创新发展效率，使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创新要素流动对城市绿色创新发展的空间影响，并探究数据要素流动环境的空间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创新要素流动仅通过改善绿色技术效率促进本地绿色创新发展，而对邻近地区绿色创新发展起抑制作用。在数据要素流动环境的调节作用下，从本地效应看，人才要素流动通过影响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促进城市绿色创新发展，呈“双轨驱动”特征；资本要素流动仅通过改善绿色技术效率提升城市绿色创新发展水平，呈“单轨驱动”特征。从空间溢出效应看，数据要素流动环境能合理调节人才和资本要素的空间流动，缓解创新要素的空间错配，进而对邻近地区绿色创新发展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丝绸之路沿线交通基础设施空间经济溢出效应测度

基于SDM空间计量模型,分别构建邻接、地理距离、经济空间3种权重矩阵,从宏观—分区—国家3个层级测度2000—2015年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基础设施空间经济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3种权重下,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各国人均GDP均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但经济空间权重下的全局Moran’s I指数要高于其他权重。(2)宏观层面来看,交通基础设施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发展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溢出效应约为直接效应的10倍。经济空间权重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要明显优于其他权重。(3)从分区层面来看,交通基础设施的溢出效应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各个区域存在显著差异:西北五省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溢出效应约为直接效应的2倍;中亚区域、西亚区域均不显著;东欧区域存在正向的直接效应,但溢出效应并不显著。(4)从国家层面来看,交通基础设施的直接效应在空间上呈现出集聚分布的特征,东欧区域的直接效应要明显高于其他区域;交通基础设施的溢出效应符合距离衰减原理,随着距离增加溢出效应呈现下降趋势。     

高技术产业集聚与省域城镇化——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采用Moran’s I指数方法分析了我国省域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分布特征,并通过构建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镇化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高技术产业集聚和城镇化水平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与集中性,并表现为大体一致的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梯次递减的分布特征;全国省域城镇化率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高技术产业集聚能够促进本地城镇化率的提高,并能通过城镇化率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推动邻近地区城镇化率的提高,有利于缩小区域间城镇化水平的差距。     

金融集聚、区域特征与因素影响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31个省份平衡面板数据，利用Moran指数分析金融集聚的省域空间分布特征，并通过双固定空间杜宾模型对金融集聚影响因素效应进行空间计量和效应分解。研究表明，金融集聚呈现出显著空间正相关与异质性双重特征。经济基础具有显著负向间接效应但直接效应不显著，对外开放具有正向间接和负向直接效应，区域创新具有正向直接效应但间接效应不显著，政府行为和人力资本在直接和间接效应方面均不显著，规模经济具有正向直接和负向间接效应。据此，有必要通过强化经济支撑、提升政务水平、改善金融生态、扩大对外开放以及改革人才机制等策略来提升金融集聚能力。     

高技术产业集聚与省域城镇化

采用Moran’s I指数方法分析了我国省域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分布特征,并通过构建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镇化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高技术产业集聚和城镇化水平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与集中性,并表现为大体一致的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梯次递减的分布特征;全国省域城镇化率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高技术产业集聚能够促进本地城镇化率的提高,并能通过城镇化率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推动邻近地区城镇化率的提高,有利于缩小区域间城镇化水平的差距。     

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分析

文章采用考虑非期望的超效率SBM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与空间杜宾模型(SDM),深入讨论粤港澳大湾区2009—2019年绿色创新效率空间纹理、演化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湾区绿色创新效率具有良性发展趋势,先后经历"增长期""衰退期"与"重振期"三个阶段。区域内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分布具有"城市梯度"与"中流驱动"差异特征。(2)湾区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明显空间负相关性,局部主要表现为高—高集聚、低—高集聚和高—低集聚特征,绿色创新效率存在"极化"现象导致空间分布格局稳定性较差。香港、澳门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增强,推动珠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基本实现联动发展。(3)政府支持力度、开放程度、环境规制及教育水平对绿色创新效率提升起到促进作用,产业结构起到负向作用。教育水平及产业结构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开放程度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其余因素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最后,结合研究结论对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提出针对性建议,包括加快形成绿色创新成果落地转化长效机制,推动绿色创新与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有效衔接,降低区域间协作创新制度交易成本等一系列战略性举措。     

科技人才集聚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运用Super-SBM模型和区位熵指数分别测算省域绿色创新绩效和科技人才集聚水平,并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与偏微分方法实证检验科技人才集聚对绿色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国绿色创新绩效水平区域非均衡性特征显著,呈现“东部—中部—东北—西部”阶梯式分布。科技人才集聚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人力资本、对外开放水平和政府干预对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产业结构与信息化水平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通过稳健性检验证实结论具有可靠性。异质性考察发现,基础研究型科技人才集聚对东北地区的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应用研究与试验开发型科技人才集聚对中部、西部地区的绿色创新绩效促进作用明显,对其他地区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据此,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金融发展、人力资本投入对农村居民信息消费影响

基于2007—2016年中国省域的年度数据,采用全局Moran指数和局部Moran指数分析我国农村居民信息消费空间相关性,建立空间杜宾模型研究金融发展、人力资本投入对农村居民信息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农村居民信息消费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农村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农村居民信息消费的促进作用明显,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可以显著带动农村居民的信息消费,且二者对相邻地区农村居民信息消费存在正向溢出效应。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集聚水平的影响

基于2011—2019年中国277个城市层面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结果表明：(1)整体上数字经济发展推动了制造业集聚。(2)东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集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中西部城市不显著。(3)数字经济可以通过降低资本错配程度和劳动错配程度，进而推动制造业集聚。(4)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集聚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不仅能够促进本地区制造业集聚，而且带动了邻近地区制造业集聚。     

碳排放约束下的中国电力需求研究——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1997—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Moran’s I统计量和空间杜宾(SDM)计量模型,对碳排放约束下电力需求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果:Moran’s I统计结果发现电力需求量在地理空间上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性和地理集聚特征;模型估计结果发现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对电力需求量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同时通过溢出效应使其他省份电力需求上升。而分地区模型估计结果表明该影响具有地理差异性;经济和城市化对电力需求量具有显著的推动效果,其溢出效应也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另外,经济发展与电力需求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倒"U"型非线性关系。因此,国家实施碳排放减排措施应该考虑空间关联和地理差异性,同时应加速城市化进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以在实现CO2减排目标的同时保障电力的正常供应,为经济的稳定发展保驾护航。     

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效率影响的双重特征分析

采用2005-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效率的作用关系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和空间效应。结果发现,区域内部金融集聚与科技创新效率间存在非线性关系,门槛效应显著,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效率的支持作用存在阶段性差异;通过测定Moran's I指数值发现,金融集聚与科技创新效率在空间上具有协同变动趋势;政府科技支持、人力资本储备和对外开放度均可推动科技创新效率提升。     

中国城市创新集聚空间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2006—2017年中国286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结合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中国城市创新集聚空间演化趋势及成因,重点关注知识溢出对城市创新集聚的影响及其引发辐射效应的空间特征。研究发现:(1)中国城市创新集聚呈现显著的极化现象,主要以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和深圳为创新极核城市,取决于城市内部创新资源丰裕程度,其中研发机构的研发投入发挥关键作用。(2)知识溢出引发辐射效应,导致中国城市创新集聚由极化特征逐渐演化为多中心网络化的特征,通过稳健性检验和工具变量回归后,结论依旧稳健。(3)不同城市圈知识溢出辐射效应空间特征表现出非一致性,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圈呈倒U型关系,分别在125千米和150千米地域内达到峰值,京津冀城市圈空间特征不显著。(4)知识溢出对城市属性具有较强的依赖性,研发水平领先城市、中心城市和规模较大城市的作用更为显著。     

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利用2010-2018年26个城市面板数据,对城市群内各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进行测度,进一步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探究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并考察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两个环境变量如何通过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产出产生直接影响,以及在空间溢出过程中如何发挥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各城市创新活动存在明显正向关联;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对本城市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直接促进作用,而对邻近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在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中均发挥显著调节作用。     

中国生猪养殖业地理集聚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运用1996—2016年中国生猪养殖业发展相关数据,采用区位基尼系数指标测度中国生猪养殖业时空分布及其演变特征,进一步运用Moran′s I指数从空间相关性角度对生猪养殖业的地理集聚效应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空间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影响中国生猪养殖业地理集聚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中国生猪养殖业的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并呈弱化趋势,且具有一定的阶段性特征,时空分布呈"集—散—集"的变化特征。其中,1996—2005年,中国生猪养殖业空间上呈现稳中有升的集聚态势,2005—2013年,集聚态势逐渐减弱,2013—2016年,集聚现象呈现回升趋稳态势。Moran′s I指数表明具有显著的地理集聚效应,发展水平较高的省区对周边省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使省区间的差距逐渐缩小。生猪养殖业地理集聚受自然资源、经济、技术等多种要素综合影响,其中,地理因素、土地资源、城镇化率和技术水平等因素对生猪养殖业地理集聚影响较为显著。因此,各省区发展生猪养殖业应因地制宜制定规划,以市场为导向,充分挖掘资源潜力,发挥生猪养殖水平较高省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大技术支持力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中国玉米生产布局的变迁分析

基于空间计量的研究视角,运用全域Moran’s I指数考察1985—2012年中国省际玉米生产的空间相关性,并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中国玉米生产布局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玉米生产布局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生产重心北移明显;玉米与替代农作物亩均净收益差值、农业技术、畜牧业发展、交通运输与政策对本区域玉米播种面积扩大有正向影响,其中技术和政策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非农收入对玉米生产布局扩大的消极影响主要作用在邻接省份。各影响因素效应的局部性特征致使中国玉米生产布局发生变化。政府部门需要重视我国省域间玉米生产空间关联性,制定差异化的玉米产业扶持政策,协调跨区域粮食调配,确保粮食区域间的供需平衡,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土地要素投入对城市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2003—2017年中国283座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通过构建三要素C-D生产函数经济增长模型,采用空间自相关、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分析土地要素投入对全国以及四大版块城市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中国城市资本、劳动和土地要素投入以及经济产出具有显著正向全局空间相关性。②全国尺度上,土地要素投入不仅可以促进本地城市经济增长,而且也可以通过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促进邻近城市经济增长,但土地要素投入空间溢出效应小于劳动和资本要素投入空间溢出效应。③四大板块尺度上,土地要素投入对城市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在东部地区具有显著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在西部地区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但在中部和东北地区尚未形成显著空间溢出效应。最后,土地要素投入需要综合考虑区域特征和空间溢出效应,实施差异化的土地开发利用和产业布局政策,加强邻近城市之间的合作联动发展。     

长江三角洲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的测度与分解

基于长江三角洲42个城市2000—2017年面板数据,在对城市群经济格局演变分析基础上,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对城市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测算与分解。研究发现:尽管长江三角洲GDP空间分布呈现相对稳定的"核心—边缘"格局,但2000—2017年不均衡指数的下降表明扩散效应的显现。经济增长呈现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表现出较强稳健性,但不同因素的效应存在差异,特别是间接效应差异更为明显。基于空间计量的空间溢出效应分解发现,核心区溢出效应显著大于边缘区,且随着一体化进程推进,溢出效应也出现明显增强;空间溢出效应随距离增加呈现"倒U"型趋势,超过400 km后溢出效应仍然较强的现象,表明一定范围内城市数量增加,有利于有效发挥空间溢出效应实现区域经济协同增长。     

高速铁路对中国省际知识溢出的影响 ——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文献综述探究高速铁路对知识溢出的影响机理,利用2003—2020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有效性,研究样本不包括海南省以及港澳台地区。）的专利面板数据,通过莫兰指数（Moran’s I）对中国知识产出的空间集聚特征进行刻画,并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研究高速铁路对中国省际知识溢出的影响效应及溢出距离。研究发现：(1)专利空间布局从2008—2015年呈现出空间集聚性,且该集聚性不断增强,2015年后集聚性逐渐趋于平缓;(2)高速铁路对省际知识溢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影响正在随着铁路网络的完善而不断增强;(3)高速铁路对省际知识溢出的影响存在一定距离限制,具体而言,2012年中国高速铁路限制距离为2096千米,误差范围不超过±29千米;2017年有效限制距离为2188千米,误差范围不超过±63千米,且随着高速铁路的发展,预计该限制距离将会逐年增大。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合理促进高速铁路和知识溢出协同提升和均衡发展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