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村落时空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

文章选择中国8155个传统村落作为研究样本，通过最邻近指数、地理集中指数、不均衡指数、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对中国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以及相关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结果发现：(1)从空间分布类型来看，传统村落整体上南多北少，呈现集聚分布的形态。(2)从空间分布均衡性的角度分析，传统村落在空间上呈现非均衡分布的态势，且有较高的集中度。(3)从空间分布密度的角度分析，传统村落大致形成五大集聚区，分别为：山西—河北—河南三省交界集聚区、东南沿海及其周边集聚区、湖南—广西—贵州三省交界集聚区、云南边境集聚区、青海—甘肃两省交界集聚区。(4)传统村落分布受自然、经济、社会等3个方面的综合影响，其中，自然因素主要影响早期传统村落选址，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在传统村落的保留及后期分布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针对传统村落时空分布特征及成因，从经济水平、交通条件、政策环境和民族风俗等4个方面提出发展建议。     

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异质性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选取2014和2017年两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运用地理集中指数、不均衡指数、G指数、核密度分析,揭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空间异质性特征,进而利用地理探测器、叠加分析和邻域分析等方法,探测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异质性的形成因素。结果显示:①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呈集聚分布态势,西南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数量占比高达63.58%;在省区层面上,贵州、云南等较为集中,总体呈由西南地区向西北地区和沿海地区逐渐减少的趋势。②热点区大部分位于西南地区,冷点区为东部和东北部地区,次冷点区和次热点区呈大幅扩展趋势。③高密度核心区位于湘桂黔三省交界处,辐射区主要分布于云南和四川南部地区,微型核心区连接成线形成次密集绵延带。④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分布受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民族文化的整体作用力较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总体上趋向于长江中上游、地形起伏度较小且距离中心城市较远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大运河文化带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以大运河文化带中1 809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简称“国保单位”）为研究对象，从历史地理视角出发构建地理空间分布统计理论框架，综合运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标准差椭圆等系统分析各历史阶段下国保单位在空间上的集聚、形态、方向、规模、类型等分异特征，并基于历史地理探究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国保单位总体上趋于集聚分布，整体呈现“西—北—东南密、中间疏”的分布特征，集聚位置以北京、河北、河南、江苏、浙江为主，不同历史时期空间集聚存在差异；(2)在空间形态上，各历史时期国保单位集聚位置和形态从原始社会至近代以来呈现动态演变趋势，多以历史上都城所在地为扩散中心，空间形态随其变化而变化；(3)在方向特征上，国保单位重心迁移方向均以大运河为中轴对称，迁移轨迹为“西北—东南—东北—东偏南—东北—东南—西北”，方向变化趋于扁平化，重心迁移主要集中在安徽、河南、江苏、山东等4省交界周边区域；(4)在规模特征上，与核密度分析所呈现的集聚分布特征吻合，且以大运河源头的京津至终点浙江杭州的国保单位规模最大；(5)在类型特征上，主要以古建筑为主，各类型国保单位在历史时期具有多样化特征，并伴有一定的连贯性，且基...     

中国国家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

综合运用不均衡指数、核密度分析、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对7 586个国家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并利用地理探测器和地理叠加分析法探测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总体空间分布上,国家森林乡村呈现"大集聚、小分散"分布格局,经向性特征显著,具有显著的东多西少的格局特征;(2)区域空间分布上,在三大地区、八大分区和省际层面上分布极不均衡,东部地区森林乡村占比达40.23%,大西南、长江中游等6个区域占比达到79.79%;(3)空间密度分布上,高密度区域分布于黑河—腾冲一线以东的北京和苏浙皖赣湘交接区域,华北、华中与华南为两个核心绵延区;(4)空间关联特征上,呈现中东部热,西北、东北部冷的空间关联特征,冷点区域变化较小,热点区域呈现零散和带状分布向团状集聚转变的特征;(5)影响因素上,国家森林乡村空间分布受经济、社会、生态和自然地理多重因子影响,其中受生态因素的影响较大,河流、地形、气候对国家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的影响也较大。     

长江中游城市群A级旅游景区空间演化及影响机理

采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分析、网格维分析、地理探测器等分析方法,从空间分布类型、分布密度、分布均衡性等方面对长江中游城市群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演化特征及影响机理进行研究,结果显示:(1)长江中游城市群A级旅游景区分布呈集聚型,其集聚程度有逐渐增强的演变特征;(2)长江中游城市群A级旅游景区分布的高密度区呈现散点状结构向组团结构演变的特征,并逐步形成"U"字形核密度结构;(3)长江中游城市群A级旅游景区在空间上呈不等概率分布,存在围绕武汉、宜昌、长沙、南昌等城市集聚分布的现象,但呈现出不断均衡的发展趋势;(4)资源本底、市场条件及政策环境对长江中游城市群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的影响逐渐加强,不同等级旅游景区受到各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不同。     

中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类型结构及影响因素

以全国首批320个乡村旅游重点村为研究样本,借助ArcGIS软件,运用最邻近点指数、核密度估计等空间分析模型,就其空间分布特征、均衡态势、分布密度进行定量化表征。在此基础上,对乡村旅游重点村目的地类型、旅游产品结构进行了梳理识别,并揭示了其空间分异规律与类型结构特征。最后,运用地理联系率、矢量数据缓冲区分析等方法剖析了其内在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乡村旅游重点村在全国的分布呈现两个高密度区和三个次级高密度区。②重点村的分布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自然资源富集的东部地区,多以省会城市、主干路网为核心呈寄生状向周围扩散。③乡村旅游重点村目的地类型结构中,文化民俗类乡村旅游地所占比例最高,各目的地类型在全国的分布具有不均衡性,城郊休闲游憩型在西北地区所占比例最高,特色产业主导型主要分布在华北地区。④乡村旅游重点村产品结构中,文旅融合型产品占比最高,各类型产品形态在全国的分布呈现集聚性特征,体验观光型产品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休闲度假型产品主要集中在华东地区。⑤资源禀赋基础、经济发展水平、客源市场规模、交通区位条件、政策及创新环境是影响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特征和类型结构差异的主要因素。     

高原湖泊乡村聚落空间分异及驱动力探测——以环洱海地区为例

以环洱海地区为例，综合运用最近邻指数、Voronoi图及基于地理网格的景观格局指数系统分析高原湖泊乡村聚落位置—规模—形态空间分异特征，并引入基于最优参数的地理探测器探测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高原湖泊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呈显著集聚分布特征；洱海西侧的集聚程度高于东侧，密度较大的聚落集中分布在洱海西侧、北侧及东北侧，密度较低的聚落主要分布在洱海东侧。(2)网格微观视角从位置—规模—形态刻画高原湖泊乡村聚落空间分异特征更清晰；聚落位置受洱海湖泊中心辐射作用明显；聚落规模空间分布特征呈现出“C型”结构，规模较大的聚落集中分布在洱海东侧及南北两侧区域，并呈团块状；聚落形态相对规则，结构不复杂。(3)高原湖泊乡村聚落空间分异驱动因素体现出聚落较强的“人—土—地—水”的共生关系；乡村聚落位置和形态的空间分布主要受高程、坡度等自然环境因素和距耕地、水域距离等区位可达性因素的影响，而聚落规模受GDP及人口密度社会经济因素的驱动更明显。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存在协同增强效应，其中，自然环境和区域可达性的交互作用对洱海乡村聚落位置和形态特征影响最为突出，区位可达性和社会经济的交互作用对乡村聚落规模特征协同增强...     

国家级贫困县脱贫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贫困县的脱贫对促进区域平衡发展和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引入地理资本的理论视角，利用空间分析和有序Logit回归模型，揭示了2016—2020年脱贫攻坚时期中国国家级贫困县脱贫的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贫困县的脱贫集中发生在2017—2019年，在空间上呈现两种集聚特征：一是行政区集聚，即同一地级市范围内的县域脱贫时间相近；二是自然区集聚，即一个自然地理区范围内的县域脱贫时间相近。它们反映了贫困县脱贫与人文和自然地理因素之间的关系。贫困县脱贫受到区域人文和自然环境因素的综合影响，包括地方生产力水平、农业发展基础、经济活力、在区域经济体系中的经济区位等经济地理资本，第二产业就业机会、居民储蓄存款、人口密度等社会地理资本以及平均坡度、平均降水量等生态地理资本。研究结果对促进贫困县持续发展、缩小相对贫困具有参考价值。     

城市电影院空间分布特征及演变——以西安市为例

运用平均最近邻分析、核密度估计与标准差椭圆等Arc GIS空间分析方法,从时空演变的视角对西安市电影院空间分布特征及演变规律进行分析。结果发现:(1)电影院作为居民文化消费场所,与城市经济、文化活动空间布局相一致,在城市总体空间布局上呈现明显的集聚分布特征,且集聚程度较高,主要集中分布于城市的传统商业中心与新兴的次级中心,并由中心向外围递减。(2)城市社会空间的变化促使电影院在城市空间布局上发生演变。在城市新区建设和电影消费大众化的双重作用下,西安市电影院从单核心集聚向多核心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转变;电影院空间总体布局的演变与城市扩展与建设趋向相一致,空间分布范围从中心城区向近郊城市新区扩展,在城市新区形成新的核心集聚区。(3)商业综合体成为电影院布局的主要区位,电影院的发展也促进了城市商业与文化产业相结合的空间形态新转变。     

基于Web地理图片的中国入境游客POI空间格局

通过社交图片网站(Flickr)的数据开放接口,借助计算机程序采集、整理了2008—2013年境外旅游者上传的中国入境游相关照片数据,利用这些照片中的地理位置坐标信息,采用DBScan聚类分析方法,计算中国入境游客地理兴趣点(POI),并结合运用数理统计和GIS空间分析方法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1我国入境游客POI分布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其分布密度呈现由东向西逐渐递减的态势,并已形成"一级中心集聚带、二级中心集聚区、三级点状飞地"的空间格局;2在一级中心集聚带中所包含的三大核心区内部,其入境游客POI分布同样具有空间的异质性和不均衡性;3在入境游POI分布具有高度空间集聚性的同时,在时间序列上的集聚性具有逐步均衡性发展的趋势;4细分客源市场的POI选择不仅具有高集聚性,同时由于选择偏好的差异从而在空间上的集聚差异显著。     

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异质性及形成机理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是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场域，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前沿阵地。文章选取三批次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作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空间分析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布特征及形成机理。结果表明：(1)整体上看，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布异质性显著，呈现“大集聚、小分散”的分布格局，区位上为“上散中聚下疏”的特点，空间密度呈“一核心、两次核心”的分布形态。(2)分批次看，三批次的空间密度特征差异显著，从第一批到第三批，长江上游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不断增多。(3)空间族际特征，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上呈现“大杂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多民族共生格局。(4)影响因素及形成机理，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空间分布受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交互影响，其时空分异是“自然生态—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人地系统下的一种和谐共生状态，表征着一定的环境适应性和长期形成的人地协调观。     

人口聚集、经济扩散及其不一致状况——来自长江三角洲的经验研究

在区域发展环境变化及发展格局转变情况下,文章引入地理集中度、不一致指数及不均衡指数等方法,对比分析2000—2015年长江三角洲人口、经济地理集中度及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指数的时空格局演变趋势,并基于面板数据回归对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指数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经济分布向边缘区扩散的格局下,人口分布总体呈现向核心区集聚的态势,由此带来的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指数变化主要表现为核心区的上升与边缘区的下降,且人口与经济空间布局的协调性有所提高。对不一致指数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表明,市场力量、政府政策及城市发展状况等都对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性产生重要的影响。     

中国生猪养殖业地理集聚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运用1996—2016年中国生猪养殖业发展相关数据,采用区位基尼系数指标测度中国生猪养殖业时空分布及其演变特征,进一步运用Moran′s I指数从空间相关性角度对生猪养殖业的地理集聚效应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空间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影响中国生猪养殖业地理集聚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中国生猪养殖业的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并呈弱化趋势,且具有一定的阶段性特征,时空分布呈"集—散—集"的变化特征。其中,1996—2005年,中国生猪养殖业空间上呈现稳中有升的集聚态势,2005—2013年,集聚态势逐渐减弱,2013—2016年,集聚现象呈现回升趋稳态势。Moran′s I指数表明具有显著的地理集聚效应,发展水平较高的省区对周边省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使省区间的差距逐渐缩小。生猪养殖业地理集聚受自然资源、经济、技术等多种要素综合影响,其中,地理因素、土地资源、城镇化率和技术水平等因素对生猪养殖业地理集聚影响较为显著。因此,各省区发展生猪养殖业应因地制宜制定规划,以市场为导向,充分挖掘资源潜力,发挥生猪养殖水平较高省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大技术支持力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青藏高原县域人口与公共服务适配性与优化策略

促进人口集聚与公共服务空间适配是推动青藏高原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综合运用人口地理集中指数、重心轨迹和空间错位模型勾勒青藏高原地区人口集聚与公共服务空间错位的时空演化特征。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青藏高原地区人口地域分异明显,空间集聚格局稳定,人口集聚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异质性特征,形成了以桑珠孜区为核心的人口高度集聚区;公共服务整体处于中等水平以下,呈现曲折中优化态势,在空间上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具有空间锁定特征,三大高值区分别为新疆西南部、青海东北部以及青甘川滇四省区的东部边沿地带。(2)青藏高原地区人口集聚与公共服务重心时空演化趋势一致性与差异性并存,二者重心在空间上均呈现曲折北进的演化态势,而人口集聚的时空分布与演化趋于集中和稳定。(3)青藏高原人口集聚与公共服务经历了初期负向中高错位为主导转向期末负向低错位为主的演化过程,错位贡献度在空间上形成三大高值分布格局,绝大部分县域的空间错位贡献度有微弱提升。     

京津冀地区就业增长的空间集散趋势分析

都市圈是城市经济演化的高级空间形态,就业空间分布正是刻画区域空间结构特征的重要变量。以京津冀都市圈为例,首次利用两次经济普查的就业数据研究就业增长的空间集散特征。根据核密度分析结果确定都市圈内的京津石为一级就业中心,唐保沧张为二级就业中心,秦承廊为三级就业中心。京津冀就业的整体空间集散特征为仍在进一步集聚,且集聚特征稳定。空间统计表明:2004年和2008年京津冀都市区的重心均分布在廊坊境内,移动方向为东北向。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保定、沧州和廊坊所在的区域为京津冀都市圈的核心区,呈"东北—西南"分布模式。对比两年变化得出就业核心区范围在减小,密度在加大。分产业和行业来看,三次产业中第二产业就业分布最为均衡,第三产业分布最为集中,其中生产性服务业仍在进一步集中,而生活性服务业在扩散。     

空间自相关性视角下市(县)域尺度生态源地空间分布研究

研究城乡生态源地空间分布自相关性，耦合生态源地空间集聚效应进行市(县)域生态空间规划研究，能有效契合生态空间建设与保护的均衡性、连续性和完整性要旨，促进区域景观生态功能的改善。从地理要素空间分布自相关性角度出发，结合空间统计分析工具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不同等级生态源地空间分布整体和局部集聚特征以及趋向特征，并探析其空间自相关分异特征影响因素差异性作用。结果表明：研究区东部“热点”区呈大规模集聚、集中连片式的格局特征，西部“冷点”区呈小规模集聚、零星分散式的格局特征；东部“热点”区趋于居中趋向，西部“冷点”区趋于北偏西58°定向趋向；生态源地“冷点”区和“热点”区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作用强度存在差异。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区域整体生态空间格局优化方向和不同时序的生态空间功能优化方法，拓展了风景园林生态规划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内容。     

西南山区农业景观脆弱性变化及其驱动力——以重庆市石柱县为例

农业景观脆弱性是农业生态安全的重要度量方式，也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因素。文章采用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综合运用层次分析法、面板数据模型、Moran’s I指数分析重庆市石柱县农业景观脆弱性时空演变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结果显示：(1)研究区农业景观脆弱性水平呈现“上升—下降”的变化趋势，等级类型空间演替明显。其中暴露度高值分布呈现由东部向南部、西部、西北部逐渐加强，与城市扩张和人类活动干扰强度方向相一致；敏感性空间变化高值聚集区由西南部向北部、东部逐渐缩减；适应能力空间变化呈现“西高东低，北高南低”特征。(2)农业景观脆弱性呈显著空间自相关和集聚特征，脆弱性等级相对聚集。低度和轻度脆弱区集中于南部生态区和北部农业区；中度脆弱区集中于西南城镇区和东部旅游区；较高脆弱区集中于西南城镇区，少部分分布在北部农业区；高度脆弱区集中分布在西南城镇区。(3)研究区农业景观脆弱性演变主要受自然因素、经济因素、产业因素、制度和政策因素影响，自然地理环境是农业景观脆弱性形成的自然本底条件，社会经济和政策制度因素是农业景观脆弱性变化的外部因素。     

中国省级以上开发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开发区作为塑造中国经济地理格局的重要力量,其空间布局的外部特征和内在机理亟待研究。运用最邻近点距离指数、核密度估计与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了中国2 527个省级以上开发区空间分布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开发区总体上呈"东密西疏"的空间分布特征,与"胡焕庸线"和三大自然区划高度耦合。(2)开发区在空间上具有以"城市群—中心城市"为依托的多核心连片集聚特征,且存在着显著的级别、类型异质性。(3)开发区整体空间分布是自然本底、经济因素和政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影响开发区空间分布的因子因开发区级别、类型不同而表现出一定的共性和差异性。城市劳动力资源和行政级别是影响开发区分布最为重要的因素;城市经济实力、信息化、地方政府竞争是次级核心因子。     

中国露营地空间分布及其影响机制

文章构建了中国露营地点位数据集,对全国露营地的空间分布模式、均衡态势、空间密度进行了量化分析,并结合熵值法和地理探测器模型探究了全国露营地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和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露营地整体呈现集聚型空间分布格局,且露营地的空间分布集中度较高,非均衡特征明显;(2)露营地分布密度分层特征显著,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以“四核心—带状区—点状团”为依托的集中连片分布结构;(3)露营地空间分布格局是自然生态环境、交通区位基础、旅游休闲水平、社会人口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五大维度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且各影响因子对露营地空间分布的影响力具有动态差异性;(4)交通区位对露营地空间布局具有协同效应和保障效应,资源禀赋对露营地空间分布的作用表现为导向效应和杠杆效应,社会人口和经济水平对露营地空间布局的影响为重塑效应和叠加效应,疫情作用表现为催化效应。全国露营地空间分布形态存在较强的“路—景—城—人—地”的共生关系,多因子驱动使露营地呈现出“沿线、傍景、近城”的分布规律。     

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格局变化及响应指数的影响机制

基于PSR模型构建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评估体系，采用指标聚合、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对2010—2018年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及其响应指数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1)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呈明显下降趋势，其中压力指数下降速度最慢，响应指数下降速度最快，2014—2018年下降幅度大于2010—2014年；(2)脆弱性高值区集中分布在大湘西和洞庭湖流域，脆弱性低值区集中分布在长株潭城市群周围，总体上呈现“西高东低”的空间格局特征；(3)脆弱性响应指数影响因子的作用强度在空间上具有差异性，自然因素是影响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响应指数的主导因素，经济因素起到关键作用，人口、环境以及区位因素在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响应机制中起到重要作用。不同区域应根据脆弱性根源的差异，科学开展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不断完善脆弱性响应机制，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