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空间尺度下黄河流域区域经济差异的演变

黄河流域是中国重要的经济地带,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文章基于泰尔指数分解法、偏离—份额分析法和GIS分析技术,分别从黄河流域上中下游、七大沿黄城市群和73个城市(地级市、州或盟)三个不同空间尺度对2009—2018年黄河流域的区域经济差异演变进行研究。泰尔指数分解法的结果表明:2009—2018年,黄河流域上中下游内经济差异的贡献超八成,但绝对差异呈逐年缩小态势;七大沿黄城市群间经济差异的贡献近九成,但绝对差异的缩小趋势明显;黄河流域城市间的经济差异逐年缩小。偏离—份额分析法的结果表明:对比2009—2013年和2014—2018年,黄河流域上游失去产业竞争力优势,中游失去产业结构优势,下游产业结构与竞争力由劣转优;黄河流域上游城市群产业结构与竞争力双优势格局有所转变,宁夏沿黄城市群的三次产业竞争力优势持续保持;黄河流域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格局基本形成。因此,应从上中下游、城市群和城市等多个空间尺度协同推进黄河流域区域经济协调、高质量发展。     

黄河流域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

基于2010—2020年黄河流域沿线3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样本数据,利用博弈论组合赋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核密度估计、空间相关性分析、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探讨黄河流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时空格局、演变趋势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1)2010—2020年,黄河流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由濒临失调阶段上升为勉强协调阶段,空间分布从高到低依次是下游地区、上游地区、中游地区,各城市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呈现扩大态势。(2)空间相关性分析表明,两者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关联特征不强,空间外溢效应较弱。耦合协调度“高—高”集聚区主要集中于黄河流域下游地区,“高—低”集聚区主要位于黄河流域中游地区,“低—低”集聚区主要位于黄河流域上游地区。(3)绿色技术创新对下游地区耦合协调度驱动作用较大,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对黄河流域上游地区耦合协调度驱动作用较大,人力资本水平对黄河流域中游地区耦合协调度驱动作用较大。     

黄河流域旅游经济空间分异格局及影响因素

黄河流域旅游经济协调发展是推动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以黄河流域91个地市(州、盟)为研究单元,选取2005、2009、2013、2017年截面数据,采用ESDA、空间变差函数等方法探究黄河流域旅游经济的空间分异格局,并结合最小二乘法(OLS)和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定量分析其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黄河流域旅游经济具有较强的空间依赖性,呈现H-H和L-L集聚分布的空间态势,其中L-L集聚区范围不断缩小,H-H集聚区从黄河下游地区向黄河中游地区逐渐延伸;②黄河流域旅游经济差异不断缩小,由空间自相关引起的结构化分异不断增强,东-西向成为其旅游经济空间分异的主要方向;③交通区位条件、旅游服务设施、旅游资源禀赋是影响黄河流域各地市旅游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且各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性。     

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利用碳排放因素分解及脱钩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全生命周期的碳源—碳汇模型,测算并分析了长株潭城市群2007—2017年土地利用的碳收支量,并在此基础上应用LMDI分解模型与Tapio脱钩模型对土地利用碳排放变化的影响因素及其与经济增长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主要结论如下:(1)2007—2017年,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利用的净碳排放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为9.79%;(2)经济发展水平与建设用地规模是促进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利用碳排放量增长的正效应因素,碳排放强度与土地利用效率是抑制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利用碳排放量增长的负效应因素;(3)10年间,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利用碳排放与经济增长除2009—2010年、2015—2016年呈现扩展连接外,其余年份处于弱脱钩状态。最后,从碳减排与碳增汇视角提出土地低碳利用的政策建议。     

低碳视角下长江经济带土地利用碳排放的空间分异

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对象,基于2000—2015年间四期Landsat TM影像解译数据,通过构建碳排放模型,从经济贡献力、生态承载力及二者的耦合关系探讨了土地利用碳排放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①2000—2015年长江经济带土地利用碳排放量区域差异显著,各地级市碳排放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且从上游地区到下游地区增长量逐渐增大。②长江经济带土地利用碳排放总体呈现正相关性,全局空间自相关Moran′s I值先增大后减小,碳排放强度空间正相关性增强,集聚状态显著,异质性空间单元增加。局部空间自相关显示高值集聚中心位于下游沿海地区,低值集聚中心主要分布在上游及中游地区,低值孤立点和高值孤立点分别分布在中游及中下游地区。③长江经济带碳排放经济贡献系数呈现东高西低的特征,生态承载系数东高西低、中间最低,两者均有不同程度上升,且耦合协调度上游差异较小,中游及下游地区差异相对较大。④为更好地实现土地利用可持续发展,推动土地利用方式向低碳集约方向转变,可以分区域进行低碳土地利用的调控。     

黄河流域城市群综合承载力评价及时空分异演进

选取2008—2018年黄河流域七大城市群的面板数据,通过熵权法、Moran系数、核密度估计建立城市群综合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对黄河流域城市群的综合承载力状况进行时空分异演进分析。研究结论如下:黄河流域城市群综合承载力呈现显著空间自相关,城市之间承载力发展不均衡,黄河流域城市群综合承载力现出向中高水平的路径依赖发展趋势。研究认为,提升黄河流域城市群的综合承载力应积极探索富有地域特色的发展战略,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加强城市群内各城市协同发展,创新机制促进高质量发展。     

黄河流域经济空间分异态势分析

在测度经济空间分异程度和识别经济空间组织型式的基础上系统分析1990—2006年黄河流域经济空间分异的态势。结果表明:黄河流域经济空间分异主要表现为流域东部与中西部之间日趋加剧的经济分异,目前东部经济空间已现多核心—边缘结构,呈现一定程度的较高水平的均衡化趋势,而中西部经济增长水平总体较低,经济空间中只有少量增长极和增长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向内陆深入推进,黄河流域中西部内内蒙古和河南的相对经济实力增强,其他省区的相对经济实力减弱,中西部经济空间格局越来越不均衡。由此推断,1990年以来黄河流域经济空间分异与流域内改革开放进程的差异密切相关。     

中国农地碳排放时空分异及其驱动因素

综合运用排放系数法、变异系数法、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地理探测器方法,对省级尺度农地碳排放的时空分异与驱动因子进行探究,结果表明：（1）我国农地碳排放量在2000—2018年间大体上呈现先上升,近年来稳定下降的变化趋势;（2）中国省级尺度农地碳排放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性,主要表现为除东北地区以外,其他地区农地碳排放量的空间差异较为显著;（3）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表明,研究期内农地碳排放在空间上表现出显著的、持续减弱的正向关联,其空间集聚状况变化较为稳定,基本呈现出与农业产值相匹配的分布格局;（4）因子探测结果表明,影响中国农地碳排放空间分异的核心驱动因子在研究期经历了较大变化,主要驱动因素逐渐由人口因素、农业机械化水平等向经济因素转变;（5）交互作用探测结果表明,一些解释力较小的因子在与其他因子交互叠加后,会产生非线性增强,显著提高其对农地碳排放空间分异的影响程度。     

长江经济带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时空分异与影响因素探析

土地资源承载力时空分异及其影响因素探讨可为制定差别化的国土空间优化策略提供一定依据。文章以长江经济带作为典型研究案例,以市域作为研究尺度,从土地资源经济承载力、社会承载力及生态承载力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测算2000—2018年长江经济带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水平;综合空间自相关模型、地理探测器模型等方法探讨长江经济带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时空分异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0年以来长江经济带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表现为一定的提升态势,且土地资源承载力水平区域差异表现为下游>中游>上游。(2)全局上,研究期间长江经济带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呈现出正的空间相关性特征;局部上表现为“小集聚大分散”空间分异格局,H-H型主要集聚在上海及苏南地区,并不断向杭绍甬空间演化,而L-L型主要集聚在川西高原区及滇西南地区。(3)交互探测结果显示,人均GDP、城市化率及二三产产值比重是影响长江经济带市域土地资源承载力空间分异的主导因子,且与其他因子交互驱动力强于单因子作用,交互作用类型以双因子增强为主。     

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格局变化及响应指数的影响机制

基于PSR模型构建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评估体系，采用指标聚合、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对2010—2018年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及其响应指数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1)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呈明显下降趋势，其中压力指数下降速度最慢，响应指数下降速度最快，2014—2018年下降幅度大于2010—2014年；(2)脆弱性高值区集中分布在大湘西和洞庭湖流域，脆弱性低值区集中分布在长株潭城市群周围，总体上呈现“西高东低”的空间格局特征；(3)脆弱性响应指数影响因子的作用强度在空间上具有差异性，自然因素是影响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响应指数的主导因素，经济因素起到关键作用，人口、环境以及区位因素在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响应机制中起到重要作用。不同区域应根据脆弱性根源的差异，科学开展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不断完善脆弱性响应机制，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     

面向国土空间规划的流域景观时空分异特征及驱动因子研究

景观格局的时空分异是国土空间结构和功能演变的重要表征,揭示景观时空分异特征及其驱动因子是构建人地关系和谐的国土空间规划格局的基础。研究以云南省杞麓湖流域为例,基于2002年、2010年和2018年三期遥感影像进行土地利用变化分析,采用景观格局指数揭示流域景观的时空分异特征,构建景观破碎化综合指数,结合实地调研成果与地理探测器剖析景观破碎化与自然和人文因子间的耦合关系。结果表明:2002—2018年,杞麓湖流域林地、水体和其他用地面积总量减少,耕地略有增加,建设用地显著增加;流域景观整体呈破碎化发展趋势,且在乡镇水平上时空分异明显;高程、人类活动强度、土地利用类型、坡向和坡度因子对流域内景观破碎化空间分异的解释差异显著,其中高程因子的解释能力最强;此外,驱动因子间的交互作用加剧了景观破碎化的空间分异。     

“中四角”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时空分异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非期望产出SBM-DEA和地理探测器模型

利用非期望产出SBM-DEA模型测度了2010—2019年“中四角”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GWUE）,采用空间自相关及冷热点分析方法探索GWUE的时空分异特征,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深入探寻GWUE空间分异的关键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四角”GWUE高效区主要来源武汉城市群,低效区主要来源于环鄱阳湖城市群;各城市的GWUE具有明显的时空差异性,空间自相关性不显著,但空间分布格局由随机分布逐渐向集聚分布演变。（2）2010年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密度是影响“中四角”GWUE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2015年经济发展水平和医疗资源占用情况成为GWUE空间分异的主要推动因子,2019年医疗资源占用情况和政府重视程度对GWUE空间分异起决定作用。     

松花江生态经济走廊流域经济时空分异与驱动机制

综合利用泰尔指数、空间重心模型以及成本评价模型,对2002—2013年松花江生态经济走廊流域经济时空分异与驱动机制进行研究,结果发现:1流域经济差异程度演变特征各异,且流域经济差异程度呈现中游上游下游的发展特征,中游地区经济发展对于整个流域经济差异情况发挥重要作用。2流域经济发展时空分异现象明显,上游经济发展水平最高,但增速趋缓,下游发展水平最低,但速度激增。另外中低水平及低水平发展区占据主体,但数量趋减,流域经济虽有提升,但整体水平依然较低。3环境成本呈现中游上游下游的特征逐渐演化为中游下游上游的特征。另外流域不同类型城市经济发展的外部成本情况各异,综合型城市外部成本最低,资源型城市以及区域型城市外部成本较高。4流域上中下游经济发展时空分异的驱动机制各异,上游地区的驱动机制为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环境管理与政府调控,而中游地区为所有制结构与外商投资,下游地区为所有制结构、政府调控与科学技术。     

城市群视角下黄河流域生态效率时空格局演化及溢出效应研究

城市群是能够兼顾黄河流域生态治理整体性与差异性的重要治理单元。运用SBM-DEA方法测算2007—2018年黄河流域五大城市群51个城市的生态效率水平,利用修正引力模型构建城市及城市群生态关联网络,分析流域城市群生态效率时空格局演化规律及网络关系。研究发现:黄河流域生态效率整体呈持续改善态势,其中呼包鄂榆城市群与山东半岛城市群生态效率水平较高,中原城市群与兰西城市群生态效率水平相对较低;各城市群中核心城市生态效率更高,城市群交界区域容易形成"生态洼地";五大城市群之间生态关联强度则呈"U"型变化;中原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生态溢出能力较强;个体城市之间表现出典型的"高位溢出、低位吸纳"的生态溢出效应。     

黄河流域城市群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空间网络分析

文章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黄河流域7个城市群2006—2020年的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水平,通过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及QAP方法研究耦合协调的空间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研究期内黄河流域城市群的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态势,呼包鄂榆、山东半岛城市群的耦合协调度较高,城市群内部高耦合协调度基本集中在省会城市。(2)稳步建设阶段的城市群耦合协调空间网络结构相较于引导培育阶段的城市群更为复杂。同时,各城市群内耦合协调空间联系具有明显的地域邻近指向和中心城市指向。(3)7个城市群整体网络密度较低,城市群内部空间联系较弱,城市群具有显著核心—边缘结构特征。(4)地理邻接、绿色创新一直是城市群耦合协调网络的重要驱动因素,而对外开放差异、交通设施差异却呈现抑制作用。     

要素禀赋与黄河流域经济空间分异研究

基于广义要素禀赋视角系统研究1990—2006年黄河流域要素禀赋对经济空间分异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力资源禀赋和制度禀赋是影响经济空间分异的两大因素;非自然禀赋对经济空间分异的影响逐步增强,自然禀赋对经济空间分异的影响已较弱;改革开放引起制度禀赋改善、资本和劳动要素集聚,使山东、内蒙古和河南的综合要素禀赋优势逐步增强,这是黄河流域综合要素禀赋空间分异逐步加剧的根源;受综合要素禀赋空间分异态势的支配,黄河流域经济空间分异日趋加剧。     

基于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城市群碳达峰研究

城市群是我国经济、人口高度集聚的地区，也是碳排放较为集中的空间单元，更是率先实现碳达峰的排头兵、领头雁。本文运用STIRPAT模型分析了城市群碳排放的影响因素，预测了各城市群在不同情境下的碳排放量和碳达峰时间，构建了压力、潜力和动力指数，对城市群碳达峰压力、碳减排潜力和碳减排达峰动力进行测算。研究发现，人口规模、富裕程度、城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对城市群碳排放量产生显著影响。对城市群碳达峰的预测结果表明，哈长、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在四种情景下均能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北部湾、关中平原和兰州-西宁城市群在低增长慢降耗情境和低增长快降耗情境下能够在2025—2028年实现碳达峰，而在高增长慢降耗情境和高增长快降耗情境下无法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呼包鄂榆城市群在四种情境下都无法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进一步研究指出，应根据碳达峰压力、碳减排潜力和碳减排达峰动力对城市群进行分类，并针对不同类型城市群提出差异化的碳达峰实现路径。本文认为，各城市群要通过制定差异化碳达峰目标、推动差异化碳达峰路径模式、明确差异化减碳降碳重点领域、加大低碳脱碳技术研发应用、推动多样化...     

基于省际贸易隐含碳排放视角的流域生态补偿测算——以黄河流域为例

核算产业贸易所引致的流域省区之间隐含碳流动及明确各省区间生态补偿对于黄河流域“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和制定生态补偿条例具有现实意义。利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MRIO）率先测度了黄河流域九省区之间2015年与2017年隐含碳排放,并进一步明确测算出了黄河流域九省区间由于产业贸易带来的二氧化碳转移情况及生态补偿额度。研究发现：（1）黄河流域九省区碳排放总量呈现由东到西梯度递减,单位产值碳排放量呈现由东到西梯度递增。（2）黄河流域九省区主要碳排放部门为基础能源及二次能源生产部门、矿产品生产部门以及金属冶炼加工部门。（3）东中部省份是流域九省区之间转移和承接隐含碳排放转移最多的省份,流域九省区之间隐含碳转移呈现出明显的地理邻近效应和产业结构互补效应。（4）进一步对九省区生态补偿额度测算表明,生态补偿额度上并不呈现出明显的梯度赤字,而是由东向西的赤字—盈余空间格局转向中间赤字、两头盈余格局。这些结论为公平合理地制定以碳排放为基准的流域间生态补偿标准提供了依据。     

黄河流域绿色技术创新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分解

基于黄河流域2003—2018年绿色技术专利申请数据,运用空间分析和计量模型探讨绿色技术创新的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黄河流域绿色技术创新规模不断扩大,区域差异逐渐缩小,高值区域主要分布在山东半岛、郑州、西安等城市化地区;(2)地区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开放水平、基础设施水平、创新活力、市场化水平、财政环保支持力度等因素对黄河流域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3)Shapley分解结果表明,黄河流域绿色技术创新主要受经济发展、创新环境和政府行为影响,环境污染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相对较弱,这种影响机制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特征,从上游到下游经济发展的影响贡献率梯次降低,而创新环境的影响贡献率逐步提高。     

黄河流域雾霾污染空间溢出效应与影响因素

基于1998—2016年黄河流域地级市雾霾污染空间动态面板模型,在考虑雾霾污染时空滞后效应条件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GMM)方法,分析了影响黄河流域雾霾污染的社会经济因素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黄河流域雾霾污染呈现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和高值集聚特征,高排放俱乐部稳定地分布于黄河下游城市;黄河全流域PM2.5浓度与经济增长呈现正"U"型关系,低效率的能源使用、低水平的人口集聚、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导致黄河流域雾霾污染加剧的主要原因;黄河流域雾霾污染背后的社会经济影响机制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低效率的能源利用以及偏向于生产技术提升的研发投入导致了黄河上游流域雾霾的加重,而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则主导了黄河中游流域雾霾污染的加剧,在黄河下游城市仅有能源消费对雾霾污染起到显著的正向作用。基于此,文章认为建立区域协同联防治霾机制、实施差异化分区治理策略、实现全流域的高质量发展是黄河流域雾霾治理的重要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