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区域间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及对比研究

本文从投入和产出角度建立文化产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方法考察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结果表明我国各省(市、自治区)文化产业发展水平整体上呈现东部地区最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差的状况,与此同时区域内部各省份之间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

数字经济已成为引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科学衡量数字经济及其相关效应成为学界的热点议题。文章从知识与信息、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及数字化治理与公共服务等维度，构建了中国城市数字经济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定量测算了9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结合空间统计分析模型揭示了数字经济的空间分异格局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域分异明显，呈现东部沿海城市及省会城市领先发展的态势，形成包括核心节点—次核心节点—省会级数字经济中心—市级数字经济中心的等级体系。分维度看，数字化服务与治理平均发展水平最高，产业数字化平均发展水平最低；城市间产业数字化水平的差异最大，数字化服务与治理水平发展差异较小；城市间数字产业化维度和基础设施建设维度的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发展不平衡特征突出。ICT产业集聚、政府支持、人力投入、产业结构升级对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中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

基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从海洋经济发展、沿海对外开放、海洋科技进步、海洋人力资本、海洋绿色发展5个维度建立指标体系,通过模糊物元模型测度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利用核密度探究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间演化规律,引入空间聚类分析对我国沿海11省(区、市)的5个分维度进行梯队划分。结果表明:①全国层面来看,海洋人力资本整体得分较高,且变化幅度较大,说明海洋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海洋绿色发展得分出现轻微下降的趋势,表明海洋经济亟须向可持续发展转变;海洋经济发展、沿海对外开放、海洋科技进步仅出现轻微波动,得分未呈现明显变化。②时间演化来看,2007-2016年间中值地区逐渐增多,且核密度由单峰转向双峰,两极格局凸显。③空间聚类来看,高值地区发展势头较好,发展结构均衡,多数维度处于第一梯队,中值地区优势维度较少,且多数维度处于第二梯队,低值地区发展具备充分潜力,且多数维度位于第三梯队。     

中原经济区县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及演变

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2000年以来3个时间断面县域经济发展数据进行分析,描述了中原经济区范围内县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变化状况,并分析其演化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2000年以来中原经济区经济发展水平空间格局局部区域变动较大,但总体格局相对稳定,呈现西高东低态势;30个省辖市市区成为辐射中原经济区整体县域经济发展的极点;市区近郊县域具有二元经济特征。2经济发展空间集聚格局较为明显;热点区呈现双核结构;次热点区围绕热点区分布,圈层结构明显,呈现核心—边缘模式。3通过影响因素分析得出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变动是历史基础、农业资源、区位条件和区域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     

我国低碳经济综合评价——基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模型

根据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基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五因素模型框架,构建了低碳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对2007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低碳经济进行综合评价。结果显示:我国省域低碳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由西部向东部逐渐提高、由北部向南部逐渐提高、局部地区表现突出的格局;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及其利用情况和政策扶持力度等因素决定了各地区的低碳发展水平;中、西部地区的低碳经济建设是我国低碳发展的关键。     

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的耦合协调及驱动因素研究

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的耦合协调有助于推动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缩小城乡差距,助力实现共同富裕。文章理论分析了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的机理,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量了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际单位的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并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省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整体上呈现东部高、中部次之、西部低的空间分布特征;（2）省际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的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上升程度较低,且整体上耦合协调度较低,空间分布特征表现为由东部沿海向西部地区递减的现状;（3）影响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度的驱动因素主要有政府支持力度、创新能力水平、教育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和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因此,各地区可因地制宜,通过改善以上因素来提升本地区的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度,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西部城市经济全球化水平的空间演化

通过构建熵值—突变级数模型,从4个维度分解并综合测算2013—2017年我国西部地区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济全球化水平;运用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ESTDA)方法分析其时空分异格局和趋势演化特征;采用动态面板广义矩(GMM)方法,从5个层面探测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13—2017年,西部地区城市经济全球化水平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城市间空间差异显著,具有明显的行政指向性和地域分异性特征,研究区部分边境城市、省会城市/直辖市的外贸全球化和开放全球化水平较高,旅游全球化水平较高以上的城市多位于研究区西北部、北部和南部,外资全球化水平呈现出由西北向东南递减且呈组团分布;(2)城市经济全球化水平在空间呈集聚分布且在发展中具有较强的空间依赖,局部空间关联格局稳定性较高,大部分空间关联类型的转移表现出一定的跃迁惰性;(3)两阶段系统GMM估计结果表明城镇化率、公共财政支出中教育支出占比、公共财政支出中科技支出占比、GDP和货运量对我国西部城市经济全球化水平具有正向影响。     

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测度及空间效应研究

本文以中国30个省市区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对其2002-2011年间城市化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并经验测度其空间效应,得到如下结论:首先,2002-2011年间中国城市化水平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但仍低于当前中国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化发展水平;与三大经济板块的发展相类似,出现东部高于中部和中部高于西部的格局,且各板块内部也存在特定的差异.其次,城市化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经历着“M”型发展趋势,各区域城市化发展水平的空间依存度整体呈现下降的状态.最后,从三大区域城市化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来看,东、中部地区呈现上升的趋势,西部地区处于下降的趋势;东部地区城市化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在区域内部,劳动力、资本及技术水平均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格局与收敛性研究

基于数字经济理论内涵,构建中国省际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加权法进行测度,并借助探索性空间分析法、时空跃迁法、空间杜宾模型对中国2011—2020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及收敛性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逐年上升态势,且区域差异显著,呈东部地区高、中西部地区低的空间分布特征;数字经济整体上存在空间外溢效应和空间格局锁定特征,较难实现跃迁;全国及区域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均存在α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空间因素可加速其收敛,收敛速度呈东部、西部、中部地区依次减弱。     

1990-2020年洞庭湖流域水网格局演变与经济驱动分析

以洞庭湖流域的岳阳、益阳、常德三市为研究对象，运用NDWI指数、Horton-Strahler水网分级、水网格局指标计算、协调状态评估、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等方法，探析洞庭湖流域1990—2020年水网空间形态和结构演化特征，揭示水网格局演变的主要经济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1900—2020年，洞庭湖流域水面率、河网密度和干流面积长度比值等指标均呈现波动减少趋势，水网结构稳定度波动明显，流域水网生态空间出现破碎化和主干化趋势。(2)洞庭湖流域水网生态空间退化呈现明显的空间差异特征，城市间社会经济与水网格局协调关系呈现出“西部>东部>中部”的空间特征。(3)洞庭湖流域水网格局差异演变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其中城镇化率是首要因素，也是水网生态空间退化的主要驱动力；产业结构是重要因素，其中第一产业发展对水网格局演变具有正向影响作用；人口数量和经济发展水平是水网空间退化的次要因素。持续的城镇化进程给流域水网生态空间保护带来严峻挑战，未来洞庭湖流域水网治理应重点关注城镇—水网协调发展严重失衡的地区，通过控制负向驱动因素发展来保障流域水生态安全，促进社会经济和水网格局协调发展。     

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夜间文旅消费作为一种新的文旅经济形态，逐渐成为新时代推动我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文章运用地理集中指数、不均衡指数、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对我国第一批和第二批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综合分析，并运用地理探测器、地理叠加分析等方法深入探究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在省域尺度的分布较为集中。(2)在空间分布结构上，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南北分布不均，整体呈现南多北少、南密北疏的空间分布特征；表现出从东南向西北递减的规律；在三大经济地带上呈现东部较多、西部次之、中部较少的“凹字形”分异规律。(3)在空间分布密度上，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呈现大集中、小分散的空间分布格局。两批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的核密度分布特征较为相似，在空间上均形成了长三角地区的1个高密度核心区、京津冀地区和川渝交界处的2个次密度核心区，以及以3个密度核心区为中心向四周辐射扩散所形成的核心集聚片区。(4)在影响因素上，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空间分布的异质性受到经济水平、社会基础、旅游市场、文化环境、公共服务等人文因素以及海拔高度、气候条件等自然因...     

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四化”水平对绿色发展的空间计量分析

提高绿色发展水平是建设生态文明、促进经济转型的重要途径。文章综合运用熵权TOPSIS模型、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杜宾模型(SDM)等方法,分析了2003-2016年我国27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时空分异格局及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以下简称"四化")发展对其影响,结果发现:①2003-2016年城市绿色发展呈现稳进上升的趋势,社会进步逐渐取代经济发展成为城市绿色发展的主力军;空间分布上,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绿色发展水平较高,黑龙江、安徽、河南、四川等地则相对较低。②由于西部生态文明水平发展迅猛,而中部出现经济、社会、生态不协调发展状态,城市绿色发展水平从"东部>中部>西部"逐渐演变为"东部>西部>中部"。③城市绿色发展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且集聚程度不断增强,低值聚集区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锁定。④整体上"四化"发展对绿色发展皆起促进作用,其中信息化影响最为显著,工业化次之。     

基于因子分析的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实证研究

为了能够比较科学地评价我国各地区经济综合发展水平,采用因子分析法对16个评价指标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分析,将影响地区综合发展水平的因素归纳为三个因子,分别为收入因子、资本投入因子和对外开放度因子。实证结果表明,中东西部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呈现极为不平衡的格局,今后要在投资力度和产业结构调整上更加注重向中西部倾斜。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就要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扩大内需,提高经济运营效率,把高新技术产业作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我国区域间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及对比研究

本文从投入和产出角度建立文化产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方法考察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结果表明我国各省（市、自治区）文化产业发展水平整体上呈现东部地区最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差的状况,与此同时区域内部各省份之间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长江经济带绿色经济发展及影响因素研究

绿色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绿色经济效率。文章基于熵权法构建环境污染综合指数,测算得到绿色GDP指数作为非期望产出指标,采用非径向、非角度的超效率SBM模型测度了2000—2016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绿色经济效率水平,并从时间和空间维度进行了比较分析,最后运用面板模型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整体绿色经济效率水平稳定在0.826左右,上、中、下游地区绿色经济效率水平呈依次递增态势,且绿色经济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经济发展水平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强度在逐渐减弱,对外开放、城市化、能源强度和环境规制等因素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各异,上、中、下游地区及各省(市)之间发展情况存在显著地区差异。     

长江经济带旅游业发展质量评价及其时空演变

从旅游产品服务、经济活力、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协调发展及共享发展6个维度，构建能够体现新发展理念的旅游业发展评价体系，运用投影寻踪评价模型对长江经济带2008—2019年旅游业发展质量进行重新测度，结合地理探测器模型，揭示其内部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时序方面，长江经济带旅游业发展水平整体呈快速上升态势，各维度指数波动性上升，水平及增长速度差异显著。(2)空间方面，下、中、上游地区呈“下游地区最高，中上游地区不相上下”，且以江苏、浙江、上海为主力，其他省市齐头并进的旅游业发展格局。(3)分维度指数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旅游产品服务、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呈下游、中游、上游递减，而旅游经济活力、共享发展呈下游、上游、中游递减，旅游绿色发展呈中游、上游、下游递减的分布特征。(4)旅游服务、创新产出、收入福利、产业结构及环境治理是主要内部影响因素，作用程度依次递减，地域约束类型可分为五大类型。     

长江经济带绿色生产方式的测度及综合评价

推动生产方式绿色化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途径。基于绿色生产方式的内涵和外延，构建了涵盖绿色产业布局、绿色生产过程和绿色制造体系三个维度26个指标的长江经济带绿色生产方式指标体系，运用定基极差熵权法测度2015—2020年长江经济带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作为其绿色生产方式的量化指标，并采用核密度估计、空间可视化分析及耦合协调度分析，对其时空演化特征和协同效应进行全面分析。研究发现：2015—2020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实现了较快提升，整体上呈现逐年上升态势，但沿线省（市）间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的差异逐渐扩大；长江经济带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呈现空间正相关性，但这种空间相关性在2017—2020年逐渐减弱。长江经济带生产方式绿色化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呈现出“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的分布格局。长江经济带绿色生产方式中绿色产业布局、绿色生产过程和绿色制造体系三个维度的协同效应逐渐增强，但是整体协同水平依旧较低、地区差异明显，协同能力仍需提升。     

县域经济差异总体特征与空间格局演化研究——以浙江为实证

以浙江为实证,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分析了县域经济差异及其空间格局演化,得出以下结论:2001—2011年,浙江省县域经济差异虽有波动,但整体趋于平稳;浙东北各县域经济差异变化幅度较小,浙西南各县域经济差异逐年减小,而这两个区域间的经济差异逐年增大;浙江省县域经济水平呈现空间集聚态势,"杭—绍—甬"城市带已成为浙江经济的核心发展区域;浙江省县域经济增长空间格局也呈现集聚态势,浙东北地区,尤其是杭州市辖区与绍兴县,始终是浙江省县域经济增长的热点区域,而浙西南地区经济增长水平相对较低。研究还从经济发展基础、区位、政策和空间邻近效应这四个方面探讨了浙江县域经济空间差异的动因及其对策建议。     

区域投资环境差异对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我国地区辽阔，区域差异较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我国地区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有很大差别。尤其是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必须从区域投资环境差异的客观实际出发，分析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因为区域投资环境差异是目前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     

中国省域经济脆弱性的综合评价及其空间差异分析

经济脆弱性影响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在脆弱性理论框架下对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经济脆弱性进行综合评价,拓展了脆弱性研究的新视角。根据脆弱性理论中VSD评价模型,从经济子系统、社会子系统、自然—资源—环境子系统中选取经济敏感性指标22个,经济适应性指标25个,运用熵值法、多级可拓评价方法、空间差异分析方法,对新世纪以来中国省域经济脆弱性进行综合评价和空间差异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省域经济脆弱性差异较大,西部地区省域经济脆弱性较高,经济脆弱性波动幅度大;省域经济脆弱性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省域经济脆弱性类型显著增加。(2)经济脆弱性的区域之间差异逐渐增大,区域内部差异是经济脆弱性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呈现区域不平衡突出且有加强的空间格局特征,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呈现区域不平衡性处于减弱的空间格局特征。(3)经济脆弱性空间结构演化趋势呈现波动性的变化特征,2011年后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分离趋异加强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