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分布动态、区域差异及收敛性研究

基于数字经济理论内涵构建中国省际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测度,并采用Kernel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方法揭示数字经济发展的分布动态、区域差异及来源,利用变异系数和空间计量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发展的σ收敛和β收敛特征.研究发现:2011—2018年,中国区域数字经济总体发展水平稳步提升;4大板块数字经济发展差异显著,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空间分布呈非均衡性和渐进演进态势,空间集聚特征明显;除东北部外,全国和其他区域数字经济发展不存在明显的σ收敛;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趋势,且发展水平较低的西部和东北部具有较高的收敛速度;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存在趋同,但收敛速度不同步.     

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包容性绿色发展效率区域差异、空间相关及收敛性研究

基于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2008—2019年的面板数据,运用非期望产出Super-SBM模型测度其包容性绿色发展效率水平,并采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莫兰指数和收敛性检验模型探究其区域差异、空间相关和收敛性特征。研究发现：我国包容性绿色发展效率整体水平偏低但上升态势明显,八大综合经济区呈鲜明梯度结构特征;区域间净差异是八大综合经济区包容性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八大综合经济区包容性绿色发展效率自2016年空间集聚状态稳定,并形成东部和北部沿海经济区“高—高”集聚,东北、长江中游和西南经济区“低—低”集聚的分布格局;除长江中游和西南经济区外,全国以及其余经济区均存在σ收敛,与绝对β收敛相比,考虑外部因素的条件β收敛检验中全国整体及各经济区的收敛状态未改变,但收敛速度有普遍提升,不同经济区的收敛特征和其对外部环境因素敏感度有显著差异。因此,应立足区域协同顶层设计,因地制宜采取措施缩小区域差异,进而推动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西部地区城乡融合水平的时空差异与收敛性研究

基于城乡融合内涵构建相应指标体系，利用2005—2020年西部地区11个省份面板数据，通过熵值-TOPSIS法测算了西部地区城乡融合水平，并对其时空差异进行分析；利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分析了西部地区城乡融合水平的区域差异，构建区域差异收敛模型对西部地区城乡融合水平的收敛性进行检验。研究表明：（1）2005—2020年间西部整体和西南、西北地区城乡融合水平总体偏低，但增长趋势明显，西南地区的城乡融合水平平均值小于西北地区；区域间差距由递增转为递减，区域内非均衡现象减弱。（2）超变密度贡献率逐渐增加，取代区域差异成为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西南地区呈现极化特征。（3）西部整体与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均存在显著的σ收敛特征、绝对β收敛特征与条件β收敛特征，且西南地区收敛速度更快。研究结论对于把握西部地区城乡发展的现状、特征、地区差异性，并以此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差异化道路有重要意义。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的金融聚集与经济收敛——京津冀城市群与长三角城市群的对比分析

利用2000—2014年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的38个城市的空间面板数据,从金融聚集和经济收敛的视角,探讨了京津冀城市群的经济和金融发展失衡的深层次原因以及一体化背景下的协同发展路径,并将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两城市群的经济和金融呈不同的空间辐射模式;具体而言,京津冀城市群的金融效率和金融规模存在显著的σ收敛和β收敛,但是经济增长的σ收敛和β收敛不仅未呈现出趋同效应,反而表现出发散特征,表明河北在信贷投入不足的情况下仍存在严重的金融资源流失现象,金融对当地经济贡献微弱;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长三角城市群的金融效率和金融规模的σ收敛呈发散趋势,但其β收敛和经济增长的σ收敛和β收敛均呈现出趋同效应,表明长三角城市群金融聚集的溢出效应促进了邻近区域的经济增长。     

中国金融科技发展的区域差异、分布动态及收敛特征

本文在把握金融科技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中国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指标体系，采用时空极差熵权法测算2016—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马尔可夫链、σ收敛和时空β收敛等方法分别对中国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分布动态及收敛特征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总体呈逐渐上升趋势，四大区域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呈东部、中部、东北和西部逐渐走低趋势；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总体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全国及四大区域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绝对差异呈逐渐缩小趋势；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较高省份呈自我强化态势；全国及四大区域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呈σ收敛特征；四大区域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时空β收敛存在明显差异，东北呈发散特征，西部、东部和中部的收敛速度高于全国收敛速度，随着时间推移，各区域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差异逐渐缩小。     

黄河流域绿色发展的空间差异及收敛性研究北大核心

基于1995—2017年黄河流域9省区的面板数据,先利用US-SBM分析模型测得各省区绿色发展水平,再采用Dagum基尼系数、σ收敛及β收敛等分析方法考察流域绿色发展区域差异及差异演变的收敛特征。研究发现:(1)流域绿色发展总空间差异呈下降趋势。上游地区绿色发展区域内差异相对最大,中游相对最小;下游与上游、中游地区绿色发展区域间差异均较大,而上游、中游区域间差异相对要小;区域间差异是总差异产生的主要来源。(2)流域总体、上游及下游地区绿色发展差异演化趋势均不存在σ收敛特征,仅中游地区存在一定程度σ收敛;同时流域总体及其三个分区绿色发展均存在绝对β收敛与条件β收敛特征。     

中国创新型产业集群投入产出效率动态演进及区域差异——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2014—2019年中国内地28个省域面板数据,构建三阶段DEA模型,测度各省域创新型产业集群投入产出效率,运用变异系数和静态面板模型分别检验其σ收敛和β收敛特征,进而揭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四大区域创新型产业集群投入产出效率的动态演进趋势及区域差异。结果表明,2014—2019年全国创新型产业集群投入产出效率由0.62提高至0.72,更多省域向高效率演进,到2019年,35.7%的省域达到生产效率前沿;中国创新型产业集群投入产出效率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在空间上呈现出东部>中部（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东北和西部的发展格局,较低的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分别是制约东北和西部地区效率提升的主因;样本考察期内,全国整体、东部和中部创新型产业集群投入产出效率存在σ收敛,全国整体及东部、东北和西部地区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而中部仅存在条件β收敛,且不同区域条件β收敛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据此,针对提升不同区域创新型产业集群投入产出效率提出针对性建议。     

中国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时空分异及空间收敛

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战略焦点。论文基于2006—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改进的熵权法构建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指数,利用Kernel密度估计、Moran’s I指数、“五级分类法—非劣解交集法”和Dagum基尼系数刻画其时空分异格局,并采用变异系数与空间杜宾模型探究其空间收敛特征。结果表明：（1）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水平总体稳步上升,呈“东高西低、两极分化”的空间分异格局,空间依赖性较强;（2）区域间差异是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总体差异的重要原因,超变密度的贡献起主导作用;（3）全国及三大区域均有显著的空间收敛特征,东部条件β收敛速度最快,空间溢出存在“以邻为睦”现象。因此,要加强资源要素互联互通,提升产业集聚和辐射带动能力,为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提供决策参考。     

高技术数字制造业创新效率测度、区域差异与空间收敛

推进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助力制造业创新效率提升是中共二十大报告的重要议题。采用Super-SBM两阶段DEA模型、Dagumn基尼系数和空间收敛模型,基于价值链视角对我国高技术数字制造业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分析高技术数字制造业的区域差异和空间收敛特征。结果表明,我国高技术数字制造业创新效率离最优状态还存在差距,东部地区创新效率明显高于其它地区;区域间和区域内创新效率差异较大,两阶段差异来源呈现出不同特征,并以2016年为界出现较大变化;2016年以后,中部地区研发阶段和成果转化阶段创新效率均具有σ收敛特征,全国层面具有显著的空间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特征,东部地区的空间绝对收敛特征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研究结论有助于从价值链视角全面客观了解我国数字制造业创新效率现状,从而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提高经济质量、避免区域数字“鸿沟”提供参考。     

中国绿色发展效率的评价与区域差异

运用基于跨期生产前沿的SBM-DEA模型测算了中国省际1999—2012年的绿色发展效率,对中国绿色发展效率的演变特征与区域差异进行了考察,并对其收敛性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中国省际绿色发展效率水平不高,总体呈“先降后升”的演变趋势,且节能减排无效率是绿色发展无效率的主要来源;东部在样本初期没有显著拉大与中西部的绿色发展效率差距,而始于1999年实施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2006年以后严格推行的节能减排政策在高新技术产业向东部集聚和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大量内迁的双重影响下,却引致东部与中西部的绿色发展效率呈现出严重的两极分化格局;中国省际绿色发展效率不存在显著σ收敛和绝对β收敛,但存在显著条件β收敛,而东中西三大区域呈现出典型的“俱乐部收敛”特征,说明由于三大区域之间的绿色发展效率差异在不断增大,导致中国省际绿色发展效率差距在逐步扩大,并没有朝完全相同的稳态水平收敛趋同,然而各个区域内的绿色发展效率差距在逐步缩小,并以不同的收敛速度向各自不同的稳态水平趋近。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格局与收敛性研究

基于数字经济理论内涵,构建中国省际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加权法进行测度,并借助探索性空间分析法、时空跃迁法、空间杜宾模型对中国2011—2020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及收敛性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逐年上升态势,且区域差异显著,呈东部地区高、中西部地区低的空间分布特征;数字经济整体上存在空间外溢效应和空间格局锁定特征,较难实现跃迁;全国及区域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均存在α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空间因素可加速其收敛,收敛速度呈东部、西部、中部地区依次减弱。     

中国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非均衡及收敛性分析

基于2010-2015年中国1733个县(市)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趋势面和泰尔指数刻画2006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后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差异及其来源,并运用空间收敛模型检验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演进态势。研究发现:中国县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逐步提升,但呈现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非均衡状态;全国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总体差距在缩小,相比省际差距,省内县级区域间的普惠金融发展差距始终是总体差距的主要来源;县域普惠金融发展存在绝对β收敛、条件β收敛和俱乐部收敛,且在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落后的西部地带和低-低集聚区内实现了最快的收敛速度。上述发现为认识中国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演进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实施差异化的区域普惠金融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实践依据。     

我国典型的区域发展模式及其经济收敛分析——基于2000-2012年我国七个典型区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后,我国各地区努力探索适合本地经济发展的路径,由此各自形成了比较典型区域发展模式.本文以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广西、四川、内蒙古七个典型的区域作为研究对象,比较各区域的发展模式.研究结果显示,各区域在改革开放之初形成的产业比较优势一直延续到了当前.通过收敛分析发现七个区域间存在σ收敛和条件β收敛.在条件β收敛模型中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港澳台外资企业、私营企业、特色农业部门对以上七个区域的经济收敛具有促进作用;而对外贸易、国有企业、乡镇企业、农村劳动力转移等因素进一步拉大上述区域间的差距.笔者把比较优势指标引入条件收敛后发现,假如以上区域墨守成规,依旧依靠传统的比较优势,会抑制区域间的经济收敛进度.     

中国市域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分析及其时空特征

文章基于熵值法测算了2006—2020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并对城市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的时空演变、区域差异及来源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全国及四大区域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稳步提升。(2)全国及四大区域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融合空间极化趋势明显,总体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3)区域间差异是中国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融合差异的主要来源。全国总体差异变化不大,东部地区区域内差异最大,东部—西部区域间差异最大。     

19个国家级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空间格局研究

以“十四五”规划布局的19个国家级城市群为对象,结合模糊集合思想构建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遥感数据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建立格网化数据集,通过应用投影寻踪模型、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探索性空间自相关方法和修正的引力模型,测度2013—2019年19个国家级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其整体发展态势、区域差异及空间格局进行考察。研究结果表明,19个国家级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态势良好,整体呈现以递次转移为主、跨级转移为辅的演化特征;协同性欠佳,城市群间异质化、城市群内同质化特征逐渐显现;数字经济发展呈现出由弱到强的空间集聚特征,以低—低集聚为主、高—高集聚次之的局域空间集聚特征始终存在;数字经济发展呈现为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为三大集聚的“高地连绵区”和东北、西北两大“低谷连绵区”的空间发展态势,以“胡焕庸线”为分界的东密西疏空间关联格局已经形成。     

培育信息产业新业态对数字经济空间格局的影响研究

信息技术升级培育了信息产业新业态，提升了全社会的创新效率，也催生了数字经济。针对我国数字经济空间格局呈现的南北方地区发展水平差距加大的特征，以《国务院关于促进云计算创新发展培育信息产业新业态的意见》为政策评估对象，结合2010—2019年62座城市的数字产业发展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方法，从数字产业生产要素集聚程度、数字产业化规模、数字产业价值化水平三方面，测度政策的实施对我国数字经济空间格局的影响，并佐以空间经济学“核心-边缘”理论，剖析我国数字经济空间格局演化的内在机理。研究表明：实施培育信息产业新业态政策加速了数字产业人力资源、资本和土地三种生产要素的区域性集聚，壮大了区域性数字产业化规模，但对区域性数据要素的产业贡献水平和产业价值化水平的提升无显著影响；同时，相关政策实施的净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政策实施对南方地区生产要素的集聚和产业规模扩大的促进作用明显强于北方地区。     

产业链韧性水平测度、区域差异及收敛性研究

提升产业链韧性水平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维护国家产业安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科学界定产业链韧性内涵和特征基础上，构建包含产业链基础、产业链抵抗力、产业链恢复力、产业链可持续和产业链引领力5个维度的产业链韧性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进一步利用熵权与变异系数综合赋权法、Dagum基尼系数、空间收敛模型对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份(区、市)产业链韧性水平展开统计监测。结果显示：全国产业链韧性水平呈递增趋势但整体水平偏低，产业链抵抗力和产业链引领力亟需进一步提升；三大区域产业链韧性水平存在显著梯度差异，表现出“东高西低”空间格局；区域差异分析表明，样本期内，全国产业链韧性水平总体差异呈先降后升“U”型特征，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收敛性分析表明，全国及三大区域产业链韧性水平具有绝对β收敛及条件β收敛特征，即充分考虑经济社会等系列影响因素后，产业链韧性水平将随着时间推移收敛至同一稳态水平。本文科学测度了我国产业链韧性水平，为增强我国产业链韧性和安全稳定提供参考。     

中国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区域差距与空间收敛性研究——来自八大综合经济区的证据

本文采用“逐层纵横向”拉开档次法、“熵值”非线性规划法、TOWA-GA混合算子方法，首次以八大综合经济区的视角对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分析，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和β收敛方法揭示八大综合经济区低碳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和空间收敛性特征。研究发现：八大综合经济区低碳经济发展整体上呈稳步向好的趋势，但仍存在总体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现象；八大综合经济区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非均衡性特征明显，总体差异水平不高且呈波动上升趋势，北部沿海经济区的内部差异最大，东部沿海经济区和大西北经济区的区域间差异最大，区域间差异对八大综合经济区总体差异的贡献最大；八大综合经济区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且全国层面和东北、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大西北、大西南、长江中游、黄河中游7个综合经济区均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北部沿海经济区不存在绝对β收敛，但存在显著的条件β收敛。本文研究内容对制定八大综合经济区差异化政策，落实八大综合经济区协同发展战略具有理论和现实上的参考价值。     

长江经济带共同富裕水平的区域差异、分布动态与收敛性

基于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测度长江经济带共同富裕水平,并采用核密度估计方法与Dagum基尼系数揭示共同富裕水平发展的分布动态、区域差异及来源,最后利用变异系数和静态面板收敛模型检验共同富裕水平发展的σ收敛和β收敛特征。研究发现：（1）长江经济带共同富裕水平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三大区域共同富裕平均水平从高到低依次为下游、中游、上游。（2）区域间差异是长江经济带共同富裕水平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长江经济带总体及上游、中游、下游地区共同富裕水平区域内差异均呈缩小趋势,各地区共同富裕水平的分布动态存在异质性。（3）长江经济带总体及上游、中游、下游地区共同富裕水平均具有显著σ收敛、绝对β收敛和相对β收敛特征。     

中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收敛性研究

将环境污染、创新失败因素列为非期望产出指标,运用2006—2016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SBM—DEA模型对中国绿色创新效率及其区域差异进行测算,进而采用σ收敛模型、绝对β收敛模型、条件β收敛模型考察中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收敛性。结果表明：中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存在较大区域差异,东部地区绿色创新效率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均不存在明显的σ收敛,但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且影响收敛的显著性因素各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