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对城乡文化消费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效应视角

基于空间溢出效应探讨了数字经济与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及差距背后的机制。利用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且通过空间计量方法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第一，我国居民文化消费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依赖性，该效应随地理距离增加而衰减。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促进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水平，但对毗邻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却产生了明显的虹吸效应和抑制作用。第二，数字经济与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差距之间呈现“U”型关系。数字经济发展初期，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差距并未得以改善反而扩大，跨过拐角后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差距才得以改善。第三，从区域特征来看，东部相对于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差距的改善效应更明显。因此，加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文化消费数字化和文化产业数字化，提升数字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是缩小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差距、促进城乡协同发展的有效途径。     

高铁对区域协同发展的影响机理——基于2005—2019年湖南省经验证据

文章分析高铁对我国区域协同发展的影响机理，指出高铁时空压缩效应产生市场一体化效应、城市竞合效应和城市群空间效应，导致城市体系多中心化、产业结构相关多样化、创新网络结构有序化，催生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进而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基于高铁建设背景，利用2005—2019年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湖南区域协同发展水平，采用ESDA分析其演变特征，使用DID模型验证高铁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1)高铁时代湖南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水平呈增长趋势；(2)城市协同发展水平空间结构优化，协同水平最高的是长沙，京港澳高铁沿线的长株潭、岳阳、衡阳和郴州协同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大湘西地区，整体呈现由东至西梯度递减态势；(3)高铁对湖南区域协同发展具有正向影响；(4)高铁通过城市体系、产业结构、创新网络、旅游业发展以及环境协同治理等间接影响区域协同发展水平。     

中国城市消费的空间分布与空间相关关系研究

运用空间相关性检验的莫兰指数分析和空间面板计量的SDM模型,讨论了中国城市消费的空间分布特征,并从跨区域空间效应的视角分析了影响城市消费的经济、交通、政策等因素.研究发现,中国人均消费较高的“热点”城市较少,邻近城市的收入、客运交通等因素对本地城市消费呈现显著的负相关作用,城市空间消费市场结构更多地表现为区隔效应而非集聚效应,我国区域经济和市场一体化程度有待提升.     

区域一体化政策、要素流动与居民获得感提升*——基于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区域一体化政策实施的意图是通过弱化要素流动壁垒、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从而提升居民获得感。本文从交通互联互通、行政壁垒弱化、经济合作和劳动力流动四个角度构建政策措施指数，从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和改善居民获得感两个层面研究区域一体化战略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1）区域一体化政策在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基础上，可对等地提升居民获得感，行政措施是提升居民获得感的主要政策措施。（2）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收敛是居民获得感提升的客观基础，区域一体化政策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效果在不同阶段和不同地区具有异质性。（3）区域一体化政策中的交通措施和行政措施通过引导资本形成扩散效应能显著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是提升居民获得感的主要渠道。     

区域一体化对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基于2008—2020年中国104个地级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以区域一体化政策构造准自然实验，检验区域一体化政策对规划范围内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发现：(1)区域一体化政策可以显著推动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且随着区域一体化合作的不断推进，促进效应逐渐增强。(2)区域一体化的促进效应对规划周边的资源型城市影响较小，说明空间上地理邻近但不在规划范围内的城市应主动融入一体化发展，以承接中心城市扩散。此外，促进效应会受到城市群规划、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交通禀赋的影响。(3)机制检验表明，区域一体化政策通过统筹规划产业布局，推动产业分工协作对资源型城市产业升级产生直接影响，并通过提高城市的创新能力和环境规制强度对产业升级产生间接影响。研究结论丰富了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的相关文献，为新时期推动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40年来中国经济地理格局变化及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

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过去40年经济地理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城市化水平从17.92%提高到58.52%,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分布格局在东南方向上发生旋转,东北—西南向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演变成沿海—内陆向,进而演变为目前东南—西北向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格局特征。文章在分析经济地理格局变化所表现的成就和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该阶段经济地理格局变化存在的突出问题: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更为突出,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依然很大;区域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大,由于人口集聚和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容量超载成为中国区域发展不可持续的主导因素;空间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相对滞后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现代化水平。文章建立了未来中国经济地理格局演变探讨的基本框架,应认知信息化支撑的流动空间、资源环境承载力基础条件,以及不同人群对人居环境需求等的变化及其对经济地理格局变化的影响作用,提出新时代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应把区域功能定位和区域公平性作为前提条件,把引导人口继续向东南半壁适度集聚,以及着手大西北合理开发作为缩小大尺度区域差距的新战略,把形成各具特色、但满足人的居住生活和事业发展的综合价值是相等的城乡空间格局作为协调城乡关系的新途径。     

中国287个城市创新的空间分异与溢出效应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阶段，城市作为创新的载体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从实证角度研究中国城市层面较长序列的创新空间集聚与溢出效应。以2005—2020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创新水平为研究对象，采用变异系数、基尼系数、赫芬达尔指数和空间自相关指数等方法，考察中国城市创新的空间演化特征，并选择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中国城市创新的影响因素，提出促进创新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1)中国城市创新整体的空间差异和创新集中度呈下降趋势，南北方城市创新水平差异明显。(2)中国城市创新的空间Moran’s I值具有非线性距离衰减特征，表现为下降一段距离后略有回升之后继续下降；Moran’s I指数呈现出显著的高高—低低正向空间相关性，指数相对较低，但总体上呈增加趋势。(3)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显示中国城市创新因子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创新投入因子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创新环境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创新规模溢出效应尚不显著。据此，文章提出今后应加大城市创新投资和环境改善、推进城市间协同发展、促进城市创新集聚和扩散的发展策略。     

中国城市创新能力的时空演化及溢出效应

基于我国27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8—2016年的空间面板数据,采用发明专利授权量测度城市创新能力,分析我国城市创新的时空演变特征,并以研发投入、人力资本、外商投资、对外贸易作为知识溢出的代理变量,建立空间杜宾模型,探究知识溢出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东部强于中西部、沿海强于内陆;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速度区域差异较大,长江中游、西南地区增速最快;知识溢出是城市创新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城市创新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性不断增强,但创新溢出效应的区域差距依然明显;研发投入对本市和周边城市的创新产出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人力资本对本市有较大贡献,但对周边表现为显著负向溢出;外商投资和对外贸易对城市创新影响较小。     

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能否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试点区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0—2020年27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多期DID模型，探讨了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大数据试验区设立能够显著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经过多项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作用机制表明，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可以通过提升市场交易效率和城市生产效率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效果会因城市所处地理位置、初始产业结构以及科教水平的不同而呈现异质性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营商环境和环境规制对大数据试验区设立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区域差距及驱动因素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我国现阶段面临的重要社会经济问题.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区县城市为样本,结合重心模型、不一致指数及不均衡指数,对人口与经济的非均衡格局演变进行研究.构建空间自回归模型(SAR)和空间误差模型(SEM),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对区域差距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研究发现:(1)人口与经济重心波动范围较小,重心演变主要以成都、重庆"双核"竞合态势为基准,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2)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指数分布呈"中心-外围"环状格局.以成都、重庆为核心区,不一致指数最低,向外呈现圈层递增态势;(3)随着物质资本、基础设施和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区域差距有所缓解;劳动力与第二产业是影响区域差距的主要因素,也是空间溢出效应的主要体现.基于研究结论,提出牢固树立一体化发展理念,缓解行政区经济约束,促进人口与经济流动;发挥中心的城市带动作用,因地制宜制定产业政策,构建以双核为中心的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的建议.     

生态农业发展水平测度及空间异质性分析--基于南水北调中线受水区数据验证北大核心

生态农业发展的区域空间异质性对政策制定与实施效果有较大影响,分析其区域差异,对整体提高生态农业发展水平意义重大。论文从生态基础、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四个方面构建生态农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南水北调中线河南受水区11个省辖市2014—2019年的面板数据,测度了各地区生态农业发展指数,并利用极差分析、变异系数及泰尔指数对区域间与区域内生态农业发展进行了空间异质性分析与原因探究。结果表明:(1)该区域不同地区的生态农业发展水平具有长期相对稳定的位置,从发展趋势来看,发展水平差距缓慢收窄。(2)区域整体差异主要来自区域组间的差异,该差异受所在区位与经济水平影响较大。区域组内的地区差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地投入、农业生产方式、地方政策与执行效果等方面的差异。(3)生态农业发展水平呈现出一定的与城乡人口结构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一致性的地区差异。基于分析结果,在政策倾斜、政策落实、科技、产业经营、生态与经济效益协调发展方面提出了可行性对策建议。     

聚集抑或扩散——城市规模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机制及实证分析

区域中心城市的规模变动引起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强度的变化,进而影响区域内城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及城乡收入差距。利用286个地级以上城市2008年的截面数据和2003—2008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显示:总体上中心城市规模越大,区域城乡收入差距越小,城乡收入差距随城市规模变动呈现出U型特征;中心城市的分散型结构有利于缩小区域城乡收入差距,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小;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规模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存在较大差异。这些结论对于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统筹城乡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我国区域发展差距变化的新趋势与应对策略

区域发展差距是经济地理学永恒的研究主题。在我国新的发展阶段,把握区域发展差距新趋势和成因,是有针对性地制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科学依据。研究发现,近十年来,我国沿海与内陆区域经济差距有所减缓,人民生活水平差距呈现有所扩大的趋势;城市群之间、欠发达区域之间等南北方同类型区域间差距全面拉大;城乡差距普遍缓和,经济发展越落后地区的城乡差距依然越大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我国边境省份和邻近国家之间,我方超前发展普遍加快。进而讨论了产生区域发展差距新趋势的原因,针对我国新时期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提出政策建议,包括:近期,把缩小区域经济差距和缩小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来抓;适应南北差距扩大的规律,激发南方发展的动能,使之为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做出更大的贡献;按照打持久战的部署,在我国消除绝对贫困之后,应将扶持相对贫困区域的经济发展作为区域政策的重点;面对新挑战、适应新形势,以解决新基建"嫌贫爱富"为抓手,扭转区域创新能力在我国经济发达和欠发达地区之间持续扩大的格局,激发创新对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贡献。     

创新型城市试点的创新集聚效应分析：一项准自然实验

创新型城市试点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城市创新集聚的积极探索。基于2003—2018年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多时点DID模型全面检验创新型城市试点的创新集聚效应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升城市创新集聚水平;试点政策对中、西部地区和大、中型城市创新集聚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试点政策通过匹配机会、创新公共设施共享及隐性知识溢出,对城市创新集聚产生正向中介效应,通过匹配质量和劳动力市场共享机制产生负向中介效应。     

徐兰高铁对沿线城市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

高铁能够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效缩短空间距离,是我国重点发展的战略性产业.徐兰高铁是中国境内首条贯穿"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高铁,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本文运用DID模型对徐兰高铁沿线3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基准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徐兰高铁的开通在短期内能显著促进沿线城市实际GDP总量的提升,在空间视角对沿线城市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高速铁路与城市规模扩张——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多期Differences in Differences(DID)估计方法分析了2007-2010年中国高铁对城市规模扩张的影响。研究表明:高铁对城市规模扩张的影响由2007-2009年的负效应转变为2010年的正效应,并且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充分发挥高铁的城市功能,必须与城市的服务业发展相结合;同时,为避免高速铁路对落后城市发展的负面效应,应率先选择具有分工明确、经济基础较好的城市之间发展高速铁路网,从而构建协调、合理的城市化发展格局。     

数字技术驱动流通业高质量发展的动态空间效应研究

近年来，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数字技术日新月异，为流通业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新思路和新机遇。由此本文测度了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字技术发展水平和流通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分析数字技术对流通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动态空间效应、异质性和收敛性。研究结果显示：(1)流通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数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各区域特征明显；(2)数字技术不仅推动本地流通业高质量发展，且对邻近地区流通业的发展也会产生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且效应具有时滞性；(3)同时，在不同区域、不同政治位势、不同政策强度的省份之间存在异质性；(4)流通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上呈现发散趋势，但数字技术对流通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影响作用存在条件收敛性，数字技术的发展将缩小不同区域流通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差距。据此，从加强数字新基建、提高各地区数字技术产业赋能强度、弱化政治位势对要素配置的依赖性、正视数字技术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效果的滞后性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影响研究——来自中国31个省(区、市)的证据

数字经济作为推进经济发展的助推器,能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值得思考的命题。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2011—2019年中国31个省(区、市)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个体时间双向固定的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2011—2019年中国省级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且呈现“西高东低”的地理格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增长且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地理格局。计量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正U型”关系;产业集聚在两者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金融支持起到调节作用,延迟了数字经济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起始时间。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负向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在不同地区存在空间分异,即在东、中和西部地区呈“正U型”关系,在东北地区呈“倒U型”关系。为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需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推动产业集聚发展;推动数据要素跨域流动,统筹智慧城市与数字乡村建设,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     

劳动力配置效率的城市层级特征及空间收敛演进

文章构建一般均衡模型识别劳动力配置效率，利用ArcGIS分析工具、莫兰指数、Getis-Ord Gi*统计模型、空间收敛模型等方法并结合2011—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探究城市劳动力配置效率的时空分异特征、城市层级特征、空间收敛性及其动态演进特征。结果表明：(1)城市劳动力配置效率表现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特征，但总体效率水平相比初期有较大改善。(2)城市劳动力配置效率的时空演化呈现出三重特征，即以省会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明显高于非城市群，东南沿海城市明显高于西北内陆城市，劳动力配置效率中高水平城市表现为先扩大后收缩的态势。(3)城市劳动力配置效率具有明显的层级特征，即按城市规模等级、行政等级逐级递减。(4)城市劳动力配置效率存在空间收敛性，即以不同的增长路径收敛至稳态水平，且政府财政支出、产业结构及环境规制等因素会促进劳动力配置效率收敛。(5)城市劳动力配置效率收敛速度会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步衰减，受各类因素的影响效应也随之呈现不同程度的变化。     

辽宁沿海经济带与东北腹地城市流空间联系及互动策略

东北振兴和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作为国家战略的双轮驱动成为新时期东北发展的两大内生力量。作为计划经济长期影响的重工业基地,东北地区历史上形成了偏向内陆的经济布局,加上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等原因,使整个区域结构调整和一体化发展面临难题。以地级以上城市为基本单元,通过测算2002和2007年的东北地区城市流强度值,对城市流的动态变化进行空间分析,从中总结东北各城市空间联系的主要特点,特别是揭示辽宁沿海城市与内陆腹地城市间的空间联系现状,探讨沿海经济带与内陆腹地海陆互动发展的优势条件与制约因素,提出有针对性的海陆互动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