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旅游乡村农户生计恢复力评价及障碍因子分析——以湘鄂武陵山片区10个村为例

生计恢复力能够评估农户应对乡村旅游等外部冲击时的适应能力,是当前乡村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研究的热点之一。文章基于缓冲能力、适应能力和转型能力3个维度构建了民族旅游乡村农户生计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以湘鄂武陵山片区10个民族旅游乡村480户农户为研究对象,划分其生计恢复力类型,定量评价生计恢复力指数,并分析生计恢复力障碍因子。结果表明：(1)农户生计恢复力可分为文化传承型、生计多样型、政策扶持型和传统生计型4种类型。(2)4种类型农户的生计恢复力指数分别为0.4562、0.3865、0.2022和0.1964,文化传承型农户的缓冲能力、适应能力和转型能力均最高,生计多样型次之,政策扶持型的转型能力最低,传统生计型农户的缓冲能力和适应能力均最低。(3)家庭成员参与旅游人数、获得专业技能培训机会、家庭核心成员受教育程度、家庭能够获得救助补贴种类等4项指标是不同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的最主要障碍因子。     

易地扶贫搬迁对贫困山区农户生计空间的影响机理——以陇南山区为例

生计空间作为农户生计实践的重要载体,促进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空间的优化与重构,不仅是实现其可持续生计的关键,更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文章从生活、生产、社交、制度四个维度出发,构建了搬迁农户生计空间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利用陇南山区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数据,评价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空间的改善效果,识别影响生计空间质量的关键障碍因子,揭示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空间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安置初期,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空间改善效果一般,仅有约35%的农户认为生计空间改善效果较好;(2)从不同维度来看,易地扶贫搬迁对生活空间的改善效果最佳,社交空间次之,对制度空间和生产空间的改善效果相对较差;(3)耕作半径扩大、住房面积压缩、社区参与度降低、非农就业不足是制约搬迁农户生计空间质量提升的主要障碍因素;(4)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空间具有双刃剑作用,既可促进生计空间向城镇化、集约化方向发展,也可能致使生计空间向无序化、边缘化和原子化方向发展。最后,针对性提出构建可持续生计空间的优化路径与对策。     

长江中游城市群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及其时空分异

以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乡村区域为研究案例,构建包括生产空间子系统、生活空间子系统、生态空间子系统的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ArcGIS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方法对31市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进行测度和评价。结果表明:(1)整体上,长江中游城市群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空间分布呈现从集聚到松散的态势,空间依赖性不明显;2000年以来,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成效显著,其质量测评在空间演变上呈现东南部相对下降、西北部逐渐上升的趋势。(2)从乡村人居环境系统内部来看,生产空间子系统发展水平总体上升,子系统得分为一般及以上级别的地区其空间分布的重心已从南部转向西部;生活空间子系统发展水平总体稳步上升,呈现由南高北低向分散式发展的空间转变;生态空间子系统得分增长率较低且多为负向增长,时间尺度上呈正U型发展态势,空间上保持南高北低的分布特征。(3)乡村人居环境综合质量的时空分异与国家政策导向、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具有深层的关联性。从经济发展水平、农户主体行为、生态环境建设视角提出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议,旨在构建美丽宜居乡村。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适应性循环阶段判别及驱动机制——以重庆市为例

文章将适应性循环理论模型运用到乡村生产空间系统领域,构建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运行状态的评估模型与指标体系,根据适应性循环理论中“潜力—连通度—恢复力”的大小及增减关系,建立三维坐标轴,将2009、2014、2019年重庆市各区县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潜力—连通度—恢复力”指数进行空间落位,与适应性循环周期各个阶段相匹配,划分各个区县乡村生产空间系统适应性循环阶段进而解析其驱动机制,其结果表明：(1)在理清乡村生产空间系统适应性循环学理过程的基础上,建立三维坐标轴,将“潜力—连通度—恢复力”指数进行空间落位,与适应性循环阶段特征相匹配,判别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演化阶段的方法,弥补并完善了系统阶段划分在数理分析支撑下的缺失,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2)2009—2019年,重庆市各区县乡村生产空间系统处于适应性循环的正向循环,主要为开发阶段和保护阶段,其中巴南区等16个区县由开发阶段（r）向保护阶段（K）演进。(3)重庆市各区县乡村生产空间系统在内外交互力的作用下,潜力、连通度、恢复力变化各异,推动着乡村生产空间系统适应性循环的演化升级。     

山区民族旅游地乡村聚落韧性评估及尺度关联研究

旅游地乡村聚落韧性评估是量化韧性水平、识别内部差异、揭示潜在风险,促进韧性乡村培育与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文章基于韧性概念内涵的辨析,构建了“吸收—适应—转型”的旅游地乡村聚落韧性评估框架,并以恩施州为例,运用综合指数法与地理探测器,对社区及农户尺度下乡村聚落韧性水平与风险因子进行定量化测度与识别,并从整体态势、指数分布、等级对应及风险因子四个方面,对其尺度关联进行探究。结果表明：(1)社区尺度,恩施州乡村聚落韧性整体处于中等水平,乡村旅游发展成熟度越高的社区,其韧性水平越高。(2)农户尺度,中等韧性水平农户占比最高（43%）,兼营生计型韧性水平最高,务工/务农型生计韧性最低。(3)不同风险因子对乡村聚落韧性的作用强度各不相同,尺度间共性因子与差异因子并存,韧性风险障碍随尺度细化逐层聚焦。(4)韧性整体态势在多尺度上具有一定的延续性与一致性,指数数值分布随尺度细化逐渐转向集中,尺度间韧性指数等级对应关系明显,且随着社区旅游发展成熟度的提升,农户生计韧性也显著提升。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基层治理的问题研究——以甘肃省敦煌市肃州镇河州堡村为例

新时代党和国家对于乡村的治理和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乡村振兴战略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提出，作为有效推动乡村发展，推进依法治国和形成基层治理新格局的重要因素，乡村治理成为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在乡村建设方面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基层治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困境，必须从提高自治主体治理水平，夯实乡村治理经济发展基础，建立健全乡村人才支撑体系，实现以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动态平衡等方面提出治理对策，构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的现代化科学治理机制。     

乡村旅游业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分析——以山西三个景区为例

从乡村旅游和农户生计的概念出发,以山西的后沟古村、乔家大院、晋祠三个景区为例,详细分析了乡村旅游业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从不同方面对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储量和质量产生不同的影响,同时各大资本之间也不断地相互转化与组合,共同促进农户生计的发展.分析表明,乡村旅游有利于农户生计资本的积累和提升,但要进一步改善景区农户的生计还需要获得多方面的外部干预.     

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共同富裕影响的实证检验

全民共同富裕关键在于农户共同富裕,而数字乡村建设是实现农户共同富裕的重要渠道。基于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利用Probit模型,实证检验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农户共同富裕。机制分析表明,数字乡村建设能够通过增加创业机会、优化要素配置结构、促进区域人才流动赋能农户共同富裕。异质性结果表明,对于不同数字技术应用水平、财产性收入与社会关系的农户来说,数字乡村建设的促进作用并不存在明显差异,这体现出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共同富裕的包容性。据此,提出夯实数字乡村建设根基、发挥包容性创业“推进器”作用、借力信息化平台优化要素配置结构的对策建议,以期发挥数字乡村建设在推动农户共同富裕中的积极作用。     

中国乡村贫困多尺度研究理论框架及对乡村振兴的启示

文章针对乡村贫困的概念内涵、测度体系、影响因素及乡村振兴发展路径，从县域—村域—农户三个尺度进行分析，旨在为“后脱贫时代”乡村贫困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提供思路与参考。研究结果表明：(1)乡村贫困是一个复杂、综合的概念，具有多维性与多尺度性，可以从外部扰动、内部结构、构成维度、层级尺度与贫困主体等方面作进一步阐述。(2)测度体系作为乡村贫困研究的工具与基础，可分为尺度确定与测度流程两个部分，在具体实例研究过程中，可以针对不同空间尺度进行多种类型数据与方法融合的组合式研究。(3)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下，乡村贫困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各因素的作用机制与表现形式随空间尺度与贫困主体发生转变，可以通过地理资本与生计资本两个方面反映各因素对县域、村域、农户的作用大小、方向与程度。(4)在分析乡村贫困的概念内涵、测度体系与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从多尺度乡村贫困视角探讨脱贫地区乡村振兴路径，具体包括重视乡村发展，加大乡村振兴的推动力；立足村域特色，挖掘乡村振兴的内生力；保障个体发展，激发乡村振兴的源动力。     

城镇化进程中我国粮食生产系统多功能转型时空格局研究——以黄淮海地区为例

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小农"为特征的粮食生产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而粮食生产模式的转型是我国乡村转型发展进程中变化最为显著的部分。文章从粮食生产系统概念界定出发,基于粮食生产供给功能、农户生计保障功能、城乡转型支撑功能和生态环境保育功能,构建了粮食生产系统多维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利用黄淮海地区1990、2000、2010和2015年四期分县截面数据,定量评价了粮食生产系统不同功能的时空格局特征,及其内在关系演化过程。结果表明:(1)黄淮海地区粮食生产供给功能不断增强,空间分布上京津地区和山东半岛城市群地区不断减弱,而冀、鲁、豫、皖多省交界地区不断增强;农户生计保障功能和城乡转型支撑功能存在高度的正相关性;生态环境保育功能整体上"南高北低"。(2)1990—2015年黄淮海地区粮食生产系统总体功能不断增强,逐渐形成了"高功能都市型"、"过渡提升型"和"低功能生计型"三类粮食生产地域类型。(3)粮食生产供给功能与农户生计保障功能的相关系数由1990年的0.38转变为2015年的-0.22;而粮食生产供给功能与城乡转型支撑功能相关关系由弱相关转变为负相关;粮食生产供给功能越强的地方生态环境保育功能越高。然而,1990—2015年,70%粮食生产供给功能上升的县呈现出生态环境保育功能下降的趋势,粮食生产带来的生态环境压力不断增大。因此,国家粮食生产政策的制定需加强对农户生计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注。     

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路径探析

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意见”指出，要切实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建设，完善基层治理的立法和制度体系^[1]。基层是群体矛盾冲突易发的高风险地，故社会治理应首先将视角置于乡村社会治理。进入新时代，我国乡村法治建设成效显著。但还存在一定不足，主要表现为群众法律意识淡薄、农村自治组织工作人员所受监督不足、农村执法能力及队伍建设不足、乡村法治体系不健全等问题，遂提出应以党建引领加强普法宣传、多方参与、共管监督、立法工作、乡村执法能力推进乡村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路径选择，持续推进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中心城镇偏离度、生计策略与农户收入提升——来自四川凉山地区村户抽样调查的证据

基于“结构一行为”耦合范式,提出中心城镇偏离度的概念以刻画农户与区域中心城镇的“地理一市场”距离,利用四川凉山地区脱贫村户调查数据,讨论中心城镇偏离度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表明,凉山地区农户生计策略呈现空间分异特征,低偏离度农户进城务工动能足,高偏离度农户融入乡村产业倾向高;中心城镇偏离度对农户生计策略的作用渠道表现为“信息效应”和“基建与公共服务支撑效应”,这种作用也受家庭劳动力结构与帮扶政策的影响。进一步考察中心城镇偏离度及生计策略对农户脱贫增收的影响发现,毗邻中心城镇或市场的农户通过稳定务工等自主生计而实现收入提升,偏离中心城镇与市场的农户在从事小规模种养等农业生产时,受限于基建物流与社会化服务不足、病虫害或灾疫冲击,缺乏增收稳定性。上述研究为引导农户基于可持续生计内生融入城乡经济循环,推进巩固脱贫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及共同富裕提供启示。     

旅游型传统村落居民点空间重构与乡村振兴——以雪峰山崇木凼村为例

居民点的空间重构优化助益于乡村转型发展与空间有机更新，是推进传统村落活化传承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以旅游型传统村落崇木凼村为案例，以系统论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景观基因分析、遥感解译与GIS空间分析等方法，精准识别居民点内外系统空间重构演变特征，深刻探讨空间重构与乡村振兴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1)景观基因与民居建筑组成崇木凼居民点空间重构的主要内容，景观基因表现为轻微变化但相融于本土的协调特征，新旧景观和谐共生、传统风貌动态延续；民居建筑表现为整体层面上聚居形态特征明显、建筑功能由单一向复合演变，局部层面上空间有序拓展。(2)崇木凼村外部系统对居民点起引导和约束作用，呈现出近路性、中心性和亲水性特征，即距离道路、基础设施和水域越近居民点越密集。(3)在外部环境驱动和内部要素响应下，崇木凼村以“文化延续—空间有序—物质更新”三维重构路径，推动村落居民点空间要素重塑、空间格局优化和空间组织营建，为乡村振兴提供文化、空间、物质基础，进而赋能乡村振兴实践。     

典型县域农户城镇购房的村际差异及驱动因素——以江苏省涟水县为例

厘清县域农户城镇购房的村际差异及村庄环境系统驱动机制,对推动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乡村聚落重构和城乡融合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乡村居住场势为理论基础,构建村庄居住场势空间结构模型,以江苏省涟水县全部行政村入户调查数据为支撑,运用空间自相关、最小二乘法和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刻画农户城镇购房的空间格局,精准分析驱动农户城镇购房的主导居住场势,揭示农户城镇购房村际差异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近50%农户在城镇中购房,且村际差异明显,城镇购房目的地以镇区和县区为主。农户城镇购房整体呈现热点相对分散、冷点在“县城—重点中心镇”双核周边集聚的空间格局。(2)从全局尺度分析,区位场势、生活场势、氏族家庭场势是农户城镇购房的关键要素;从局部尺度分析,区位场势对农户城镇购房影响最大,生产场势、生活场势影响较大,政策场势、氏族家庭场势次之,生态场势、经济水平场势最弱。(3)政策场势中评选类政策和规划引导类政策呈现完全相反的驱动方向,对政策场势高敏感度村庄主要集中在县域东南部和中部。区位场势中的至市区便捷度驱动力显著高于至县城便捷度,且村际驱动异质性明显。生产场势中工业的驱动力远高于农业和服务业,...     

黄土丘陵区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以甘肃省榆中县为例

贫困农户生计问题是区域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黄土丘陵区生态环境恶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贫困农户的生计问题不仅关系到其切身利益,也关系到国家实施扶贫政策的效果。文章构建了黄土丘陵区县域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6年完成的甘肃省榆中县2 300个农户的调查数据,利用聚类分析法与空间相关性分析法,分析了该县各乡镇贫困农户的生计资本聚集类型与分布特征,进而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分析了生计资本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榆中县中部川区的各乡镇的总体生计资本状况较好,而北部山区和南部山区各乡镇的农户生计资本总体呈匮乏状况;(2)县域农户生计资本之间存在着一定空间关联性与依赖性,空间差异明显,表现出高高(HH)集聚、低低(LL)集聚两种集聚类型;(3)在7个GWR解释变量中,人口密度与农户生计资本总量之间呈负相关性,蔬菜总产量、路网密度、降水、气温、人均GDP和粮食总产量与生计资本总量之间呈正相关性,蔬菜总产量和路网密度是对农户生计资本影响最大的2个因素。最后,对提升和改善该类型区域贫困农户生计状况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基于景观生态学视角的乡村旅游空间规划探析

斑-廊-基-网络是景观生态学研究的区域景观空间要素.借鉴此理论,乡村旅游空间要素也可划分为斑-廊-基-缘四大部分.旅游的本质是旅游者通过对景点斑的体验获得心理慰藉,风景交通廊是架构旅游者和景点斑的通道,并且也承担了部分景观功能,旅游配套设施、基础设施和乡村社会环境构成了乡村旅游的宏观环境基质,区域旅游协作要求乡村旅游空间具有开放性特征,与周边缘关系研究也就成为乡村空间研究的重要内容.旅游流的引入使得静止的乡村旅游空间格局研究具有动态变化性,自然力和竞争力作用使得乡村空间格局变动由无序走向有序.文章以重庆涞滩古镇为例,分析其空间结构特征和发展演变趋势.     

基于生计恢复力的脱贫干预效果评估及其影响因素——以陇南山区为例

随着全面脱贫目标的实现,中国已进入一个以次生贫困与相对贫困为主的新阶段。科学评估脱贫干预政策措施效果并揭示其关键影响因素,可为探索符合新时期农村贫困特征的减贫政策提供借鉴。文章以陇南山区为例,构建农户生计恢复力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脱贫干预效果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脱贫干预对陇南山区农户的生计恢复力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脱贫农户的生计恢复力较对照组增加了4.27%。其中,不同地貌类型区农户的脱贫干预效果存在差异,川坝河谷区农户的脱贫干预效果高于高山区和半山区农户;早期脱贫农户的脱贫干预作用效果要优于近、中期脱贫户。(2)脱贫干预方式的多样化程度与干预效果呈正相关,但随着干预措施多样化程度的增加,其增长幅度有所减缓。(3)农户的市场关注度、未来生活期望、克服困难的信心、参与技能培训的积极性、扶贫政策了解程度以及政策干预多样化、产业扶贫、电商扶贫、旅游扶贫、生态补偿扶贫强度均对脱贫干预效果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最后,提出了优化脱贫干预措施的建议。     

数字技术提高了乡村治理水平吗?——基于“自主治理”理论视角

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成为社会基层治理新趋势,但现阶段关于数字技术应用能否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仍莫衷一是。本文基于“自主治理”理论,利用CRHPS2019数据,考察了数字技术的乡村治理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第一,数字技术应用能显著促进乡村制度供给、改善村民信任承诺,一定程度上破解乡村自主治理难题,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然而,数字技术应用仍无法实现对乡村治理的有效监督,其乡村治理功能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二,数字技术应用能显著促进平均受教育程度较低和有成员外出务工家庭的村民参与乡村治理,同时在中等规模村庄,数字技术应用对乡村治理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第三,数字技术应用会通过网络扩张、社会动员和信息沟通机制间接缓解乡村自主治理失灵困境,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本文研究结果为引导数字技术发挥乡村自主治理功能、推动乡村善治提供理论启示。     

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共同富裕的影响 ———基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中介作用

全民共同富裕关键在于农户共同富裕,而数字乡村建设是实现农户共同富裕的重要渠道。基于2012-2022年我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创新性将数字乡村建设、农民工返乡创业与农户共同富裕纳入同一发展框架,以实证检验三者间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数字乡村建设有助于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农户共同富裕;数字乡村建设可以通过农民工返乡创业正向影响农户共同富裕,且该结论具有一定稳健性;数字乡村建设的促进效应存在信息化水平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对信息化水平低地区与低农业劳动生产率地区农户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更强。基于研究结论,本文从全面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因地制宜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提出促进农户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向。     

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与生计多样性的耦合关系——以安徽省阜南县为例

缓解多维相对贫困，因地制宜制定农村低收入家庭相对贫困防御机制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落脚点。研究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与生计多样性的耦合关系为世界减贫提供理论参考。以阜南县686户受访家庭为研究对象，运用多维相对贫困测度模型、生计多样性测度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以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测度不同生计农户的多维相对贫困程度，探究低收入群体生计多样性和生计可持续发展路径。结果表明：(1)不同生计类型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具有一定差异，外出务工型农户相对贫困程度最低，相反，政府兜底型农户相对贫困程度最高。(2)生计多样性测度结果显示，兼业型农户指数最高，农业主导型和外出务工型次之，政府兜底型农户生计多样性指数最低。(3)受访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与生计多样性耦合关系类型多属于过渡类。不同耦合协调类型农户的影响因素差异较大，是家庭因素、经济条件、地理区位和资源禀赋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