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工具、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梳理了环境规制工具、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以2008—2018年中国工业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层次回归分析法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工具、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与联合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这两类影响的空间异质性。结果显示:(1)直接管制型规制强度与绿色技术创新显著负相关,经济激励型规制强度、研发补贴强度与绿色技术创新显著正相关。(2)从全国层面看,研发补贴对直接管制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正向调节效应,研发补贴与经济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正向交互效应。(3)对于东部沿海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研发补贴与经济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交互效应不显著;对于中西部非长江中下游地区,直接管制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较弱,研发补贴对直接管制型规制绿色创新激励效应的正向调节作用较强。     

数字经济、绿色金融与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中介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实证研究

选取2012—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中介效应和空间杜宾模型探究数字经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和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中国区域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绿色金融是数字经济提升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重要传导路径;三大区域数字经济均能显著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但作用强度呈现“中部—西部—东部”依次递减的规律;环境规制较强地区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实施差异化数字经济发展策略、营造良好数字金融环境和建立健全地方环境规制支撑体系等提升数字经济赋能作用的政策建议。     

绿色技术创新对工业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异质性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选取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绿色技术创新对工业碳排放的外部溢出效应，并探讨异质性环境规制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绿色技术创新对工业碳排放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且这一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环境规制能够正向调节绿色技术创新的工业碳减排效应，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调节能力有所区别，表现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调节能力最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次之、自主参与型环境规制最弱。据此，提出积极推动工业领域绿色技术创新、提高工业绿色发展区域协同性、优化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组合等相关建议，以助力工业绿色低碳发展。     

高管绿色认知对重污染行业企业绩效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基于战略认知理论、产业政策理论，分析高管绿色认知对企业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影响，以及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并探究整个研究路径在环境规制下的作用边界。对2012—2019年深沪A股上市重污染行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高管绿色认知正向促进企业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与企业经济绩效存在U型关系；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正向促进企业环境绩效提升；高管绿色认知通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对经济绩效发挥U型中介作用；高管绿色认知通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对环境绩效发挥线性中介作用；环境规制正向调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在高管绿色认知与经济绩效间的U型中介作用；环境规制正向调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在高管绿色认知与环境绩效间的线性中介作用。     

绿色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空间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2017—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空间矩阵、空间自相关与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绿色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研究表明：2017—2020年中国绿色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呈逐年上升态势;绿色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且这一影响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绿色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空间溢出效应边界为750千米。据此,提出政府应充分发挥绿色普惠金融的再分配效应、拓宽金融服务渠道、强化绿色普惠金融的溢出效应。     

环境规制、新型城镇化与低碳技术创新

文章选取2011—2020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考察环境规制、新型城镇化对低碳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新型城镇化对低碳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这一影响存在区域和时期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低碳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虹吸效应，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则存在正向溢出效应；环境规制与新型城镇化在促进低碳技术创新时具有协同效应。据此，提出优化环境规制政策、推进城乡要素流通与资源配置、探索环境规制与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路径，以期加速推动低碳技术创新。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能够有效反映一个地区的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合理的环境规制是解决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之间矛盾的有效途径。引入GML指数方法测算了中国30个省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通过改进Super-SBM模型实证分析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影响。研究表明：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正向增长,其驱动力来自绿色技术进步;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以及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空间差异显著;命令控制型及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呈现倒“U”型关系,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为正向线性关系;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技术创新路径不显著。进一步提出提升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政策建议。     

资源配置视角下绿色金融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基于资源配置视角,探究绿色金融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和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有助于增强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且该促进效应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从作用渠道看,绿色金融可以通过研发资本和研发人才两条传导机制增强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从异质性效应看,劳动力与资本资源错配严重制约了绿色金融对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尤其是东部地区的抑制效应更强。进一步讨论发现,绿色金融、资源配置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效应。研究结论丰富了绿色金融理论体系,为我国大力发展绿色金融,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提供理论和经验依据。     

金融集聚、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经济效率

基于2007—2018年我国23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金融集聚、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金融集聚和绿色技术创新有利于提升绿色经济效率,金融集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影响绿色经济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因不同的环境污染程度、环境规制强度和地理区位存在显著差异,高环境污染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调节作用更强,高环境规制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调节作用更弱,沿海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调节作用更强。因此,改善我国不同区域金融集聚程度,发挥金融集聚和绿色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有助于我国绿色经济发展。     

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异质性环境规制影响与时空跃迁研究

引导环境规制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变革产生推动作用，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将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视为不可控制变量，构建动态SBM-DEA模型，考察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分析其动态演化特征及时空跃迁路径，揭示考虑和未考虑环境规制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时空差异。结果发现：①异质性环境规制对2001-2018年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正向影响，影响作用存在地区差异性；②东部地区环境规制政策可以有效发挥市场机制和公众监督作用，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政策可以更好地发挥政府调控作用；③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时空演变具有持续优化、空间差异缩小等特征。为推动中国绿色技术创新均衡、高效发展，应重点制定相关策略以缩小南北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发展差距。     

异质性环境规制、环境双元战略与绿色技术创新

在绿色转型背景下制造企业如何协调环境战略，将规制约束转化为动力，提高绿色创新能力亟待研究。结合制度理论和自然资源基础观，基于双元战略视角构建绿色技术创新驱动机制框架，探究异质性环境规制、环境双元战略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探讨不同企业生命周期阶段驱动机制的差异性。根据中国重污染制造上市公司2013—2020年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与逐步回归模型发现：(1)各类规制均有利于环境双元战略实施，其中，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的促进效应最显著，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分别对反应型环境战略、前瞻型环境战略的促进效应更显著；(2)各类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从强到弱依次为市场激励型、自愿参与型和命令控制型；(3)环境规制通过环境双元战略影响绿色技术创新，且前瞻型环境战略的积极作用更显著；(4)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机制存在差异，各阶段企业通过针对性响应异质性环境规制和协调环境双元战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     

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环境规制与吸收能力视角分析

基于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交互模型探讨OFDI对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进一步构建门槛模型考察区域吸收能力如何影响OFDI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从全国层面看,OFDI显著提升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规制正向调节二者之间关系;从分样本看,OFDI显著提升了东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规制正向调节两者之间的关系,而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运用面板门槛检验环境规制、金融发展和人力资本在OFDI对GTFP影响中的非线性门槛效应,检验显示环境规制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均存在显著的单门槛效应。     

异质性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生态福利绩效——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利用2005—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中国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并检验了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资源税收型和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均能促进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提升，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的作用强于资源税收型；从中介效应来看，资源税收型和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均能通过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推动生态福利绩效提升，资源税收型环境规制的中介效应大于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从间接效应来看，资源税收型环境规制和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均激励了绿色技术创新，但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更强。最后，本文从环境规制政策调整、加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支持等方面提出了促进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提升的建议。     

环境规制对资源型产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行业异质性的视角

环境规制能否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有待理论与经验的一致性检验。本文围绕产品和工艺创新,选用我国资源型产业2003—2011年面板数据,经验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绿色产品创新影响不显著,对绿色工艺创新呈显著正向影响;基于行业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开采洗选业绿色产品和工艺创新都具有抑制作用,但对初级加工业绿色产品和工艺创新都呈显著正向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政府应在行业分类的基础上,有选择地投放环境规制政策等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作为经济数字化和绿色化发展的重要助推器，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对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域面板数据，运用多种计量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协同绿色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结论在借助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通过协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技术创新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揭示，在市场中介组织发育水平、创新创业能力与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地区协同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在空间效应下依旧成立。因此，建立区域金融发展协同机制，注重发挥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的协同作用有助于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双碳”目标下金融科技的碳减排效应与绿色政策的调节作用研究

基于“双碳”目标约束和金融科技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研究金融科技的碳减排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采用我国2011-201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考察了金融科技的减排作用与绿色政策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可以降低城市的碳排放强度，且呈显著的地域异质性，该结论在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金融科技通过促进企业创新、推动绿色金融发展助力城市减排；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政策的试点与环境目标的约束均对金融科技的减排作用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以上结论为如何利用金融科技与政策工具服务“双碳”目标、推进节能减排提供了有益启示。     

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战略柔性与区域差异性的双调节作用

企业绿色创新既需要环境规制政策引导,又需要有较强战略柔性与之相协调。引入战略柔性、区域差异性的调节作用,并采用分组回归检验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区域差异性影响,探索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双元影响机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企业绿色管理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前者的积极影响更显著;战略柔性正向调节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企业绿色管理创新间的关系,且对后者的调节作用更大;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呈现“东、中部各领风骚,西部较弱”的区域差异性特征：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企业绿色管理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中部、东部地区较强,在西部地区较弱。     

环境规制、制度质量与绿色技术创新

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与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的现实背景下,基于2000-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与门槛效应模型,研究制度质量对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与门槛机制。研究表明,通过环境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存在"不完全规制"现象;制度质量提升不仅直接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还对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但其具体作用强度存在明显的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差异性和区域差异性;环境规制对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均具有基于制度质量的双重阈值效应且绿色产品创新的制度质量门槛更高,在第一阈值拐点前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由抑制转变为促进,而在第二阈值拐点前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强度由弱向强转变。在推进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应并举环境规制加强与制度质量提升政策。     

环境规制、政府研发资助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中国内地省级层面数据的实证分析

绿色技术创新是突破“经济-环境”压力的关键所在。政府行为能够有效弥补绿色技术创新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存在的天然不足。为进一步探究政府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绿色技术创新的“双重外部性”特征，以我国内地31个省（市、区）2009-2017年面板数据为样本，探究环境规制、政府研发资助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效应及交互效应。结果发现，环境规制与政府研发资助均对绿色技术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政府研发资助影响效应更大；两者互补耦合更有利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本文选取2008—2020年中国30个省(市、区)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测算各省(市、区)的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激励效应,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各省(市、区)的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持续增大,呈现持续向好的发展趋势;绿色金融显著地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非线性影响,在产业结构升级约束下,存在单门槛非线性影响;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大,对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小。中国应该不断完善绿色金融产品体系,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增加绿色工艺生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