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拉大了地区收入差距吗?——来自中国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选取了1999-2008年中国制造业的数据为分析样本,构建了产业集聚及其与制度因素交互项共同影响中国地区收入差距的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分别从全国层面和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层面,实证研究了产业集聚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集聚与制度因素变量的交互项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要远大于制度变量本身所产生的影响,全国整体层面和东部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提高将有利于缩小地区收入差距,而中部和西部两大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提高将扩大地区收入差距。     

企业规模异质性与产业集聚：来自中国制造业的证据

基于中国制造业数据,本文检验了企业规模异质性与制造业地理集中的互动联系。研究表明企业规模因素对制造业地理集中具有显著影响。按素密集度对制造业的分类回归进一步表明,上述影响存在行业差异：劳动力与资源密集型行业的相关性不稳健,但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结果是稳健的。这意味着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企业规模分布具有地理集中倾向：大市场集中分布了更多大规模企业。这一结论表明制造业集聚具有规模异质性：小规模企业通过集聚经济,促进生产率提高形成制造业集聚,大规模企业则通过集中分布在大市场而形成制造业集聚。另外,从制造业集聚的驱动力量看,制造业集聚的强化效应与地区异质因素两股力量都在推动制造业地理集中,由此可以判断制造业集中趋势还将持续。     

行政垄断、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工业污染——来自26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文章在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利用2003-2012年我国26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样本,分析了行政垄断、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工业污染减排之间的内在联系.结果表明:(1)城市生产性服务业行政垄断对城市工业污染减排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2)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发展有利于促进城市工业污染减排,具体表现在: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Jacobs外部性和Porter外部性对城市工业污染减排具有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产业的融合、互补与竞争有助于促进技术溢出效应进而减少城市工业污染排放;另一方面,通过生产性服务企业与制造业企业之间投入产出关联的市场外部性,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规模可以作用于城市工业污染减排.(3)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还有助于扭转行政垄断对城市工业污染减排的抑制性效应.     

服务业集聚的动态溢出效应研究 ——来自中国26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2000-2011年26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两步系统GMM方法,实证分析了服务业集聚的动态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服务业集聚显著促进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而滞后一期的服务业集聚与服务业生产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服务业集聚的“拥塞效应”和“集聚效应”会在不同时期达到不同均衡状态。第二,服务业集聚与人均GDP之间交叉相乘项不利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该结果表明,服务业集聚对生产率影响的积极效应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第三,制造业集聚、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均有利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另外,本文分区域研究了东、中、西部城市服务业集聚的动态效应,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措施。     

我国制造业集聚转移及影响因素的分析与对策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重要和核心产业,其发展和集聚的失衡,不利于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而产业转移是解决并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途径之一。借鉴国内外产业转移的理论和实践,探讨我国东部、东北和中西部三大区域间制造业转移的态势、机制及其影响因素。认为我国实现区域平衡可持续发展需要在改善投资环境、依靠区域特色、降低运输成本及发挥政府调控等方面着手。     

所有权性质、产业集聚与FDI技术效率溢出——来自中国装备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文章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检验FDI对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技术效率溢出和不同区间下技术无效率参数的边际效益。研究发现:FDI技术效率溢出提高了装备制造业整体的技术效率,对装备制造企业存在正向的溢出效应;产业集聚对装备制造业技术效率溢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使改变所有权性质,产业集聚仍然对技术溢出有促进作用,但显著性降低;行业规模扩大和R&D投入增加均有助于该行业技术效率的提高。     

工业集聚与劳动生产率的空间计量经济分析——来自我国东北34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产业集聚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为理论基础,将城市工业劳动生产率的空间相关性和异质性纳入分析框架,分别建立全域和局域空间计量模型,对我国东北地区城市工业集聚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东北34个城市的工业劳动生产率总体上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工业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工业劳动生产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工业劳动生产率对工业集聚规模的依赖性较大;工业的集聚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拥挤效应。     

产业转移类型与承接地环境的耦合分析--基于泛长三角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以泛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为研究样本,探寻产业转移类型与承接地环境之间的内在耦合规律。研究发现,不同产业转移类型与承接地环境的相关性存在明显的差异,主要表现为：承接地的市场化水平对成本推动型产业转移呈现出显著的负影响,承接地的市场化程度越高,越不利于产业的承接;区域梯度差异不是所有类型产业转移的必要条件,在资源推动型产业转移中转移地和承接地间的产业梯度差异表现并不显著;此外,市场推动型产业转移的关联程度要显著高于成本推动型和资源推动型的产业转移。     

东北地区制造业产业转移及优化升级的重点领域研究

东北三省制造业产业集聚程度较低,专业现代化水平不高。根据区位商和产业效率的结果可知,东北三省的制造业产业转移及调整优化的重点领域也不尽相同。因此,结合目前东北三省产业集聚程度及其变化趋势,以及三省内各制造业的专业化和效率水平,东北三省应根据各自制造业的发展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产业优化配置、提升产业竞争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并应加大高专业化高效率产业的招商引资力度,提升产业竞争力;提高高专业化低效率产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加快行业向产业链高端化发展;加快地区经济建设,推动低专业化低效率产业的转移。     

产业转移背景下区域就业变动及其影响因素的地区差异——基于1999年～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产业转移与劳动力回流背景下,我国各省就业有β收敛特征。固定资产投资对中西部的就业贡献大于东部。中西部的FDI占GDP比重上升较快,对外开放度和投资环境明显改善,有效促进了就业增长。第三产业比重与就业的正相关关系仅在东部表现明显;说明东部第三产业较发达且能高效拉动就业,而中西部仍主要靠制造业扩大就业。与中西部的政府驱动特征相比,东部更加依赖私人投资拉动就业。     

产业转移与产业集聚的动态与路径选择——基于长三角第二、三类制造业的研究

本文以长江三角洲第二、三类制造业为对象,利用区域内16个城市1984年、1997年和2003年三个时间断面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了区域内产业转移和产业集聚的动态演化和具体的路径选择过程。研究说明第二、三类制造业已经或正在从上海向区域内转移,并在上海、苏州和无锡等地形成了多产业的集聚,前期和相关产业的集聚状况是决定产业集聚分布的主要因素。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稳就业吗？——来自危机期间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在危机期间重塑业务形态、强化经营韧性的重要选择。本文基于2016-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危机期间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就业规模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危机期间的就业规模,具体在疫情期间,企业数字化转型每增加1%使得就业规模相对增长2.7%。其中,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广化效应”与“深化效应”提升企业危机期间的就业规模,其就业替代效应并不明显。在疫情严重城市、数字生态行业和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更能提升企业危机期间的就业规模。最后,企业在危机期间推进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员工收入与企业劳动生产率。本文为维护危机期间社会稳定以及双循环战略实现提供了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