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和重塑数据治理体系——以金融数据治理为例

创新和重塑数据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及内在要求。金融数据治理作为实现金融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基础与内容，是数字化时代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卡斯特“流动空间”理论，提出管理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数据空间”概念，探索数据治理的一般性治理框架和原则，构建小微联合贷款风控系统作为实例进行分析，提出重构和完善金融数据治理的基本逻辑、原则与措施。数据空间视角下，数据治理体系包括三个层次的相对独立又有机联系的完整内容和结构，即技术应用层的数据空间物理形态与结构治理、网络结构层数据流动的权力结构调整与安全开放平衡以及空间组织层数据要素的优化配置与利益冲突协调。技术应用层治理内容和目标主要是微观组织(企业)内部数据治理，网络结构层治理内容和目标主要涉及行业与市场中的数据共治，空间组织层的治理内容和目标关乎政府及社会层面上的数据公共治理与监管协调。数据空间为数据内部治理、行业共治和数据公共治理与监管协调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分析框架，可为金融数据治理和监管与体系设计、理念创新和手段工具的综合运用提供参考。     

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与网络社会治理研究

大数据时代不仅为信息传播和沟通交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促进了网络新闻发展,同时也对网络舆情与网络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围绕大数据时代政府如何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加强网络舆情和网络社会治理来进行研究,对充分合理地发挥网络信息传播平台的作用,以及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提升都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安全视域下非法集资风险的预防监管

强化金融机构对非法集资风险的预防监管,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完善国家风险监测预警体系的重要要求。需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明确金融机构对非法集资风险开展预防监管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当前,对该领域的研究与实践仍处于起步阶段,初步形成了“穿透式监管”“冒烟指数”“监管沙盒”等监管理论,实践中探索出了“依托型”“嵌入型”“专属型”等监管模式。进入新时代新征程,金融机构预防监管工作仍面临法律、资源和技术等供给不足的问题。对此,在借鉴欧美国家夯实风险监测大数据基础设施的经验做法基础上,统筹推进金融领域的立法和修法工作,多措并举破除数据壁垒和打通信息孤岛,构建适变性强的“基础模型+特色识别点”监测模型。     

大数据时代全面预算绩效管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分析

当前,我国预算绩效管理存在绩效目标设置不科学、不准确,绩效运行监管流于形式,绩效评估指标信度、效度分析不足,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欠缺等问题,无法形成闭环的绩效管理模式,严重阻碍了我国实施全面预算绩效管理的进程。随着数据治理成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涵,在预算绩效管理领域引入大数据思维、大数据技术和大数据方法成为实现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如何抓住大数据带来的新的发展机遇,推动"预算绩效管理+大数据"建设,成为助推全面预算绩效管理实施的关键一环。目前,我国对大数据革命及"预算绩效管理+大数据"都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无论是在法律保障、认知度方面,还是在大数据技术的具体实施能力方面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应在加强法律支撑、打破"信息孤岛"、保证数据安全及加强对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等方面深化改革,推动"预算绩效管理+大数据"快速发展。     

新经济业态下大数据侦查措施的立法研究——以网络信息犯罪为视角

作为新兴技术侦查措施,大数据监控技术在新经济业态下互联网技术发展过程中对网络信息犯罪侦查打击起到重要作用,但由于大数据监控本身的超前性与对象不特定性,导致其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存在程序矛盾与权益冲突。因此,本文分析新经济业态下大数据监控措施的立法背景,探讨网络犯罪打击中的数据监控立法现状与困境,提出应针对大数据监控技术本身进行立法完备,做到权利边界明确、程序有效衔接、日常监管到位,由此保障公民网络生活合法权益,保护平台经济平稳运行。     

论中国金融数据的协同治理

信息科技向金融业的突进式渗透使金融数据成为金融风险的栖息地,并将金融数据治理填入金融监管的议程表。归因于金融数据公私合一的属性特征、扁平化的网络架构与多层次的应用风险,以多元化主体和民主化规程为表征的协同治理高度契合金融数据治理的需求。尽管我国金融数据协同治理实践中依然存在政府协调网络空白、治理资源分配不均与社会治理能力孱弱等现实困境,但金融监管层可在优化协同组织网络的基础上,补足串联各治理主体的枢纽型规范,并为之匹配相互均衡的权责体系,促使公私治理主体合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金融数据治理新格局,助推金融数据的高质量发展。     

数字社会建设中的科技治理问题及其法治保障路径

数字社会建设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现阶段我国数字社会建设中科技治理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回应法治”的要求下,通过归纳推理分析发现：数字社会建设中科技治理体系构建应从监管、主体、权利、权能4个方面提出完善进路。具体来看：在监管层面,应加强法律监管与社会监管共同作用;在主体层面,应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促使社会主体和市场力量积极参与科技治理;在权利层面,应加强数字科技研发中个人数据权利保障,明确个人数据权利属性;在权能层面,应明晰政府部门、科研专家、社会公众等主体权责关系,明确各治理主体之间的行为权限边界。     

我国股权众筹运行风险的法律规制

股权众筹(Equity Crowdfunding)作为互联网金融的一种创新模式,深刻地冲击着传统融资模式和金融法制.作为新生事物,国内立法及监管政策尚未“落地”,因此存在涉及非法集资活动的法律风险和道德风险.文章通过对我国股权众筹平台运营模式及法律、道德风险的梳理,借鉴美国关于股权众筹的立法经验,提出加快众筹法规体系建设,准确界定股权众筹合格投资者、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加强对信息风险研究和监管的立法及监管建议.     

大数据时代下政府治理现代化研究

政府治理应当依照治理对象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做出积极的响应,大数据时代下社会环境正发生着深层次变化,倒逼政府治理变革,大数据理论的应用为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创造了新的途径,在实现创新驱动政府治理变革的过程中,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应从拓展数据思维、管理数据资产、深挖数据价值以及管控数据风险四个方面展开。     

国际银行监管理念的最新演进——基于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修订的分析

巴塞尔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是公认的银行审慎监管领域最重要的全球性标准.它从独立性、问责制、透明度三方面强调了监管当局自身良好的治理结构对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作用;它在明确监管当局职责的基础上,以强化银行公司治理为核心,构建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我国应从立法程序、立法形式、立法内容三个角度吸收、借鉴以巴塞尔核心原则及其评价方法为代表的国际银行监管的先进经验和做法,完善我国金融监管法律体系.     

刍议网络社会中的言论自由——以“政府治理”为切入点

言论自由在很多国家被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写入宪法,通过这样的方式赋予其一国最高的法律保护。20世纪末以来,网络开始成为人们信息交流的新平台并开始逐渐改变我们的生活学习方式,这给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带来了新的压力和挑战,网络社会中的言论自由以及政府的监管治理成为当今社会的重要研究课题。从言论自由的概念入手,分析我国网络社会中的言论自由以及对现阶段政府治理手段进行分析和研究从而提出对于政府治理网络社会中言论自由的完善措施。     

金融刑法体系的构建与发展

新型金融犯罪的衍生与迅猛发展,成为阻碍金融发展的毒瘤.为维护金融安全,防止危害金融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的出现,国家通过不断制定金融犯罪的单行刑法以及修订刑法典,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金融刑法体系.但我国的金融刑法仍有待完善,表现为金融刑法立法模式的单一性导致了立法前瞻性不足以及与其他金融法律协调性不够,这就要求我们改变立法模式以应对新型金融犯罪的出现,从而完善金融刑法.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下的社会组织发展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治理体系现代化包括行政体系现代化、市场体系现代化和社会体系现代化,社会组织是社会体系的主体,社会体系现代化的关键是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成熟。社会组织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积极的作用,如推进治理决策民主化、公共精神普及化、政府职能社会化、社会秩序组织化、社会道德的内化等。发展社会组织应坚持社会各界联动协作、实施政社分开、完善对社会组织的规制立法、提升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培育民间志愿精神等措施,以推进社会体系现代化和国家体系现代化。     

金融监管立法的新趋势

2 0世纪 90年代 ,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分别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改革 ,监管法律变革成为推动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主要动力。改革后的新的金融监管立法反映了金融全球化对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要求 ,强化政府监管和市场约束不可偏废的观念 ,实行功能型监管 ,强调监管和自律并重 ,高度重视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 ,积极推进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     

大数据赋能政府治理面临的困境与出路

政府治理是一个多维度的过程,它受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共同影响。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据技术逐渐成为推动政府治理变革的重要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与政府传统的治理模式发生碰撞。尽管传统模式曾取得很大的成就,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如信息孤岛、数据壁垒等,给政府治理变革造成了很大的阻碍。鉴于此,以大数据的理论逻辑为切入点,深入分析大数据如何赋能政府治理,剖析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具体的治理路径,以期促进大数据在政府治理上的良性应用,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银行业协会职能及发展问题研究述论

作为全国性银行业自律组织，中国银行业协会主要发挥自律、维权、协调、服务及监管等职能，在推动银行业高质效发展、服务金融和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银行业协会在运作过程中，由于法律保障程度不足、协会与政府关系不清、协会内部建设不完善等问题，导致其职能作用发挥受到一定影响。为解决中国银行业协会在实践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可以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政府与协会的分工以及强化协会内部建设，不断提高其提供金融服务和参与社会治理的水平，从而促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网络犯罪及预防

网络犯罪问题是当前国内外存在的普遍问题,在我国受人们关注程度比较高。由于我国网络信息运用起步晚,认识网络犯罪的社会危害、犯罪特点、预防途径等方面,在认同程度上存在差异,要从根本上了解和掌握网络犯罪的有效办法,应该从社会、技术、法治等方面入手,增强对网络犯罪的预防意识,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实现预防网络犯罪的目标。     

创新乡村治理体系从良序迈向善治

关于国家与社会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是当前学术界和社会关注的热点。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当前我国健全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必然选择,其包括高层的国家、中层的省市和基层的县乡村三个层次的内容。乡村治理则是国家治理体系当中最基础的一个层次,也是其薄弱环节。只有筑牢基础,整个体系才会稳固,进而实现优化。乡村社会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取得了长足发展,城乡融合、群体分化、利益调整、观念更新……一方面刺激了乡村经济重新焕发活力,另一方面新的矛盾和问题也日益凸显。在当前大数据这样的新形势背景下,如何妥善解决乡村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迈向乡村善治之路,切实有效推进乡村治理,是乡村治理当前的风向标。     

我国经济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创新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正经历的深刻转型对社会治理形成正反两方面重要影响。从积极方面看,持续的经济增长为社会治理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行政改革为推进服务导向的社会治理提供了体制环境。同时,社会阶层结构与治理主体结构持续优化,网络信息技术发展助推社会治理智能化。从消极方面看,我国社会治理面临多方面挑战:经济风险可能向社会领域传导;农村地区基层治理与服务半径加大;中产阶层增长缓慢与群众诉求多元化并存;人口大规模流动及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冲击社会秩序;网络信息犯罪增多而相关管理规范相对滞后。未来应将社会治理目标与政策逐渐融入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在大发展、大服务、大预防、大调解中协同解决社会治理问题。     

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的比较研究及中国的选择

由于金融控股公司有风险在其内部传播、信息透明度低以及成员企业不一定能保持独立的决策自主权等情况,因而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严格监管很有必要.国外对金融控股公司均有严格的监管,表现在:有完备的监管法律、严格的准入条件、明确的经营管理约束条件以及完善的监管体系.我国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可采取加快立法、实施功能监管、建立有效监管制度等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