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我国农村“国家与社会”间关系解读——以某村妇女主任的个案研究为例

“国家与社会”问的关系是一个传统而经典的问题,自中世纪以来西方学者便开始致力于该问题的研究与探索;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涉猎此领域,其中以孙立平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将我国建国至改革开放期间“国家与社会”问的关系总结为“强国家——弱社会”模式.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农村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发展和变革,“国家和社会”间的关系也有了新的变化.通过对鲁西南某农村妇女主任政治生涯的个案研究,本文将新形势下我国农村“国家与社会”间关系的新发展总结如下:国家对社会的主导地位不容撼动;国家的功能性权利进一步向下延伸;国家与社会的权力互强是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的主要特点.     

利益表达、法定秩序与社会习惯——对当代中国农民维权抗争行为取向的实证研究

一、社会行动取向的意义对当代中国农民维权抗争活动的理解有两种基本路径,即行动的逻辑和行动的结构。社会行动的逻辑研究是社会行动发生和发展过程,具有动力学的意义;社会行动的结构则主要关注其内在的构成,它是界定社会行动性质的重要依据。而任何一个社会行动的内在结构都可以分为行为方式、行动技术、行动取向和行动特性等几个方面。     

协作治理视域下村社共治机制的生成、运行与可持续化——以山西省阳泉市XH村、XH社区为例

城乡治理的融合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城乡融合发展最为明显的城郊区域,毗邻的城市社区与农村社区之间由自治组织发起的村社共治展现了一种城乡一体化治理的创新实践,也提供了一种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可能方案。其中,居住方式、社区资源、公共事务、领导者、政策环境以及城乡社区组织之间的协作历史等构成了村社共治机制的生成条件,而以党建、文化、服务和品牌的村社联合为主要内容的"四联工作法"构成其运行的基本框架。同时,作为一种协作治理网络,其必然面临可持续化的挑战,而充分发挥基层党建的复合功能、更新政府的治理理念,以及提升村社协作共治的治理绩效应当成为应对这一挑战的有效策略。     

国家与社会视野下的近代农村合作运动——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华北农村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华北农村合作运动整体上在逐步发展、壮大,运行基泰良好;作为先后倡导与推行农村合作运动的两种外在的主导力量民间社会团体与国家政权,在国家与社会的框架下交相更替;民间社会团体从最初的创导者地位逐步淡出,而作为国家象征的政府机构却几乎沿着一条与民间社会团体相反的趋势伸入;在此消彼涨间,虽曾一度相携合作,然而,农村合作运动最终为国家政府所控制,在总体上完全可以说是一种国家化的态势,从而影响到整个农村合作运动的健康发展。这不仅是华北农村合作运动区别于全国其它地区的典型特征,也是中国近代农村合作运动区别于西方纯粹自下而上式合作运动的最根本之处。     

试论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创新——以铜陵市社区体制改革实践为蓝本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是社会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基础性工程,也是全社会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基础支撑。为了建立适应城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需要的社区管理体制新模式,铜陵市在这方面做了积极探索。民政部以及有关专家学者在充分调研后认为,铜陵的这项改革是城市基层政府的体制机制创新、社会管理创新的一次成功尝试,符合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要求,为全国提供了第一个在城区范围内全面改革创新的鲜活样板。     

新时期社区建设的路径选择——以社会资本为视角

社区建设是一项系统的工程,涉及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地理环境等各个方面。自2000年民政部提出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以来,我国的社区建设实践走过了十多个年头,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然而,随着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城镇化的深入推进,传统的社区建设理念与实践陷入困境。文章以社会资本理论为分析工具,探讨了社区、社区建设与社会资本的契合之处,在分析社区建设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认为积极培育社会资本是新时期社区建设的路径与方向。     

社会记忆与农村集中居住社区整合——以江苏省Y市B社区为例

农村集中居住是推动农民居住现代化的一种安置政策,这一政策实行城市管理模式,对农村城镇化发展具有推动作用。本研究通过深度访谈及参与观察的方法对Y市B社区进行了田野调查,探讨社会记忆在农村集中居住社区中的整合作用。研究发现:集中居住社区实现了制度性整合,看似秩序井然,但整体上缺乏认同性整合,而社会记忆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或许能够成为重新建立社区认同的一种方式;日常交往与人情往来促进社区居民形成认同资本,从而使社会记忆得到重构;重构的社会记忆在互动和变迁中使集中居住社区形成新的秩序,同时通过社区中介营造社区氛围,最终促进社区认同性整合。     

功能主义视角下的社区分化与整合--以SY市C社区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户籍制度的开放,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同时,更多的人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城市社区日益发展完善。在C社区,居民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文化地位、政治地位、社会评价标准处于严重的社会分化状态。而导致社区分化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强制性的拆迁征地,破坏了原来社区的共享价值观,让整个社区系统失去平衡。因此,建构一种健康、和谐、平衡的社区整合路径,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传统国家农贷的结构、逻辑与困境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农贷问题是一个很少被关注但却有重要研究价值的问题,它有助于观察我国古代农村社会经济、农户家庭生活、农村金融活动等的运行与变迁,同时也是理解历史上"国家—农民"关系的一把钥匙。本文以必要的经济史料和数据作支撑,对传统农业社会国家农贷的结构、独特逻辑和运行困境进行了总体分析。分析发现:传统国家农贷在放贷内容上呈实物和货币并行特征,但实物重于货币;在放贷对象上国家希望偏重于贫困农户,但现实中却经常错位;消费和生产是国家农贷的两种基本用途,但消费性重于生产性;在利息率方面,呈现出"要么低息要么高息"的两极倾向。而这些结构性特征有着内在的逻辑必然。     

基层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功能补充、现实梗阻与逻辑分析——以S市H区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为例

随着制度环境的发展,基层政府对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和支持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并通过吸纳枢纽型社会组织来构建具有整合性和扶持性的培育主体平台。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是基层枢纽型社会组织的重要力量之一,S市H区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的实践经验揭示其以独特的角色优势发挥着孵化培育、资源整合和桥梁纽带等功能,有效补充了政府培育职能。然而,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在培育过程中面临认知、能力、发展等多重困境。基于此,文章从困境背后的逻辑出发进行分析与探讨,为相应防范与矫治提供思路。     

中国的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再认识”与“再出发”

本文对既有的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进行了反思性述评,认为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研究来源于国家-社会的分析模式,它既是这种分析模式在中国研究中的实践应用,也为突破国家中心和社会中心的二元对立做出了较大贡献。但是,目前,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研究严重局限于单向度的支配-反抗模式。事实上,本质上讲,国家与农民关系是一个多层次的、多维度的关系集,二者不是单向度的直线关系。后续研究应该关注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这种复杂性。     

论家庭财产权——中国特色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以《农村土地承包法》为主要理论依据

本文认为 ,家庭财产权 ,是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有效实现 ,是具有完全物权性质的所有权 ,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并论述了家庭财产权的趋势与完善     

蓝碳经济背景下红树林营造与修复的经济效益探析——以湛江市为例

以湛江市作为调研地点,通过深入探析红树林营造与修复带来的经济效益,发现红树林营造与修复目前存在资金来源单一、资金投入严重不足、人为破坏严重、蓝碳市场及其交易机制尚未成熟等问题。基于此,文章结合蓝碳经济背景,提出拓宽投融资渠道、加大对红树林营造与修复的资金投入力度、做好营造与修复规划、优化培育和种植技术等措施,以挖掘红树林营造与修复的经济价值。     

我国山区的农业机械化问题——以云南为例

一．我国山区的农业机械化发展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大局 回顾、研究60年以来我国农业机械化事业的实践与艰难探索,我们可以获得以下最基本的认识。这就是：第一,农业机械化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推进其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必然性选择,是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第二,发展中国家推进农业机械化必须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大体同步前进,但不是齐步前进。在一定时期内集中力量发展工业化,而在其工业化达到一定水平时,则应用其发展起来的经济与技术力量装备农业、反哺农业,促进农业机械化发展;     

乡村振兴背景下宅基地多功能权衡与协同研究——以德清县为例

目的 识别与量化宅基地多功能,分析宅基地功能间权衡与协同关系,为乡村振兴背景下宅基地功能优化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文章基于要素和结构识别宅基地多功能,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测算宅基地功能值,综合运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和生产可能性边界度量和分析宅基地功能间权衡与协同关系。结果 （1）德清县的宅基地以社会、生态功能为主,经济、文化功能为辅,不同类型村庄的宅基地多功能表现有差异：相较于集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和搬迁撤并类村庄,特色保护类村庄的各项功能具有明显优势。（2）德清县的宅基地生态、社会功能间呈中度协同关系,经济、社会功能间呈中度权衡关系,经济、生态功能间呈弱权衡关系,宅基地功能权衡强度在不同类型村庄显现差异：搬迁撤并类的经济、社会功能间权衡强度最大,特色保护类的经济、生态功能间权衡强度最小。结论 宅基地功能间存在显著的权衡与协同关系,未来应结合不同类型村庄的发展目标制定差异化的功能优化策略。     

乡村振兴背景下发展村级集体经济问题分析与对策研究——以四川省荣县为例

2021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元年,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是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力推动"三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具有积极意义。文章采用资料收集、入户访谈、代表座谈等方式,选取四川省自贡市荣县23个村开展实地调查,剖析了荣县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情况,发现问题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和建议,以供参考。     

社会组织协同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研究——以鄂尔多斯市Y农村社区为例

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文章通过深入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Y农村社区实地调研,得出当地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缺乏合法性地位保障、资源保障、专业人才支撑和公信力等问题。从协同治理的视角出发,提出主体协同、政策协同、人才协同、价值协同的“四协同”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机制,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助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背景下光伏发电项目的经济与社会效益评价——以L县为例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文章基于对L县的实地调研,梳理其光伏发电项目的实施历程与运行模式,理论分析了光伏发电项目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并通过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L县光伏发电项目的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光伏发电项目使得L县的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人均GDP、农村居民从业人员数和第二产业从业人数都显著增加,发挥了积极的经济与社会效益,未来应从推进产业融合、加强全过程绩效管理、促进多方参与这3个方面落实光伏发电项目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基于社区居民感知的休闲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以辽宁省丹东市五龙背镇为例

休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其发展主体—农村社区居民的支持和参与.本文选取社区居民的休闲农业影响感知的角度,在实地调研丹东市五龙背镇休闭农业的基础上,针对SPSS11.5统计软件数据分析结果,对休闲农业对社区居民产生的正负面影响及居民的态度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了休闲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