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驱动政策抑制实体企业“脱实向虚”了吗——基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如何从政策层面推动实体经济“脱虚向实”,迈向高质量发展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关注的重要议题。以2002—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以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为代表的创新驱动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机制检验发现，试点政策能有效增加企业创新投入、降低企业税负和交易成本，进而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政策效应在管理层语调悲观、区域营商环境较差和处于衰退期的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可为进一步优化创新驱动政策，引导企业“脱虚向实”提供经验证据，同时也为加快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提供借鉴。     

供应链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与现实路径

供应链创新不仅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助推器”,也是驱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变革性力量。本文立足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理念,在对以智能化、网络化重塑为核心的供应链创新内涵界定及发展历程梳理基础上,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四个维度阐释了供应链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针对供应链创新支持政策“浮于表面”、供应链管理协会责任缺失、市场分割催生“堰塞湖”效应、平台不正当行为、供应链创新全球一体化进程受阻等政策局限与现实阻碍,从完善供应链创新政策体系、发挥供应链协会协同作用、消除要素和产品市场分割、强化供应链平台治理机制、打通全球供应链阻点卡点五个方面提出了推动中国供应链创新的现实路径。     

企业原始创新驱动路径研究——基于TOE框架的组态分析

企业原始创新是解决科技“卡脖子”问题的重要手段，也是推动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举措。在TOE框架下，结合现阶段企业原始创新特点，提出分析企业原始创新绩效差异的整合性框架，并采用fsQCA方法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实现企业高原始创新的组态路径有5条，分别是技术与市场主导下的技术管理与原始创新氛围驱动型、技术与市场主导下依托政策的高管支持与技术管理驱动型、技术与市场主导下的原始创新氛围与政策驱动型、技术主导下依托政策的技术管理与组织因素驱动型以及市场主导下依托技术管理的原始创新氛围与高管支持驱动型；从企业高原始创新组态路径中发现，技术、组织和环境3个层面要素之间具有互补替代关系，可为处于不同场景下的企业获取高原始创新绩效提供有益参考；导致企业非高原始创新的组态路径有两条，且都包括非高技术能力、非高程度高管支持、非高市场导向和非高政策导向，表明技术、组织和环境层面要素的缺失导致企业原始创新绩效不高。结论可为驱动企业原始创新提供重要理论依据。     

美国与日本创新驱动模式比较

美国积极发挥政府科技创新导向的战略功能,健全支持科技创新的法律制度,构筑促进科技进步的国家创新体系,以优惠政策,招揽和培养科技创新型人才,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率;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创新的政策与对策,走出一条有别于欧美国家的独特的创新型发展之路.根据不同时期的发展基础和发展环境,政府不断调整国家创新战略,以提升国家和企业创新能力.     

“一带一路”战略下政策性金融机构支持企业“走出去”研究

二战以来,政策性金融机构在各国金融体系中已成为一种制度性安排,主要发达经济体如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基本都建立了政策性金融机构支持本国企业和产业"走出去"的制度框架。各国政策性金融机构支持企业和产业"走出去"的政策目标基本都服从服务于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其职能跟随国家战略及全球形势演进的变化动态调整,其区域布局和产业战略都比较清晰。在新形势下,我国应充分借鉴各国政策性金融机构支持企业和产业"走出去"的经验,重新定位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功能,创新金融支持的模式,进一步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在支持企业和产业"走出去"中的引导和促进作用。     

美国国家创新体系构成特点分析

美国作为全球头号经济强国,在技术创新与研发方面长期保持着世界领先的优势地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新体系。通过介绍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形成过程,分析了其特点,主要有:以企业为主体,由市场驱动;广纳全球创新人才;联邦政府发挥关键作用;引进民间资本参与;严格研发经费管理;与整体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美国国家创新体系在未来发展中,将进一步解决创新源泉和传播机制的问题,国防研发将继续发挥火车头的作用,创新能力将会继续居世界领先地位,当然,也面临诸多挑战,如,削减研发经费,研发成本越来越高,创新能力明显下降等。借鉴美国的经验,我国在创新体系建设中,应鼓励创新的减免税收优惠政策法规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加大对国防研发和基础研究的投入,统筹人才培养与引进政策等。     

美国支持国内技术创新政策研究

美国从供给推动、需求拉动和规则制定三方面,采取全方位政策支持国内技术创新。不过,美国一般采取以增加研发投入为主、以启动市场需求为辅的支持方式。在启动市场需求时,也多采用税收、法律等手段。美国政府采购是支持国内技术创新(尤其是计算机和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等关键技术创新)的重要制度。美国政府优先采购国货有着明确的法律依据,并且采取从适用主体例外、国家安全保障、小企业发展优先等多方面具备规避WTO/GPA规定的国际责任的措施。我国要清醒地认识到发达国家和我国之间市场开放的不对等性,在列举WTO/GPA附件和设定门槛金额时采取从紧的态度,并且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构筑以维护国家安全为核心的政府采购制度。     

创新驱动造就国企千亿航母——格力电器创新驱动发展的实践与成就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新常态"发展阶段,实现经济的提质增效,企业是主体,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决定了中国经济今后发展的走向.格力电器作为珠海龙头国企格力集团的控股企业,近年来以"掌握核心科技"为理念,以"营造自我超越的创新文化、建立高集成的研发体系、拥有原创性的核心技术、构建全方位的产品系列"为主要内容,不断完善企业科技创新体系,在市场竞争中占领先机、赢得优势,用显著的业绩充分诠释了"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西方国家低碳经济政策与实践创新对中国的启示

本文论述了西方国家低碳经济的创新政策与实践,主要是英国征收气候变化税,签订气候变化协议,设立碳基金和排放贸易机制;欧盟气候变化立法,相关碳税和碳交易机制;美国绿色能源法案以及日本碳足迹、碳抵消制度和"创新技术21"等;分析了中国低碳经济的现状与问题,认为驱动中国CO2:排放量增长的因素涉及中国经济发展、经济结构、技术进步、能源消费、人口总量、居民生活以及锁定效应等,并从西方国家低碳经济政策实践创新中得到启示:建立健全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加强国际间低碳技术转让与资金的合作以及落实和加强全民绿色经济与低碳消费意识.     

从“市场换技术”到“市场用技术”——基于GVC与NVC视角的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机制研究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实行的"市场换技术"战略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其原因是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GVC)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状态使企业无法掌控国内市场,造成市场主体与创新主体分离,从而无法有效驱动创新要素。要解决这个问题,本文提出,中国企业应当通过构建国内价值链(NVC)来直接掌握国内市场,并利用市场规模对技术的驱动效应来实现技术创新,这就是"市场用技术"。本文通过理论分析、模型分析和案例分析的方法对该问题进行了论证,发现NVC比GVC更加有助于中国企业实现市场规模对技术的驱动效应。     

新常态下中国产业政策的转型——日本工业化后期产业政策演变的经验启示

从工业化完成后至今,日本政府对产业政策主要进行了三次调整,成功克服了"增长的代价",形成成熟的市场运行机制,但其中的政策失误也部分导致了"泡沫经济"的出现与创新驱动能力的不足,造成经济发展长期疲软。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迈入新常态,以选择性为主的产业政策所带来的不良政策效应日趋严重,产业政策亟待转型,日本在工业化后期产业政策演变的相关经验值得借鉴。中国应适时调整产业政策目标,并在实施手段、制定主体和制定程序方面尽快转型,实现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协调;应加强构建有利于促进创新产生和扩散的市场环境,从基础创新、产业创新和制度创新三个层面推动创新政策转型。     

深圳市创新生态环境解析

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创新生态环境对于企业创新及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介绍了创新生态环境的内涵与特征,并以"双创之都"深圳市为例分析了创新生态环境的核心要素,以期为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提供借鉴与经验。     

2010年澳大利亚的科技政策与高技术领域的发展

2010年,澳大利亚政府积极落实国家创新政策白皮书《驱动创意：一项21世纪的创新议程》,不断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并加强监测与评价,推动公共部门的能力建设。继续加大对科研基础设施的投入,支持重大科学研究项目,鼓励企业与科研机构的合作,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在国际科技合作方面,强调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与地区的合作以及与印度、中国等新兴国家的科技合作。     

企业物流成本控制问题浅析

中国企业物流成本总量偏高,成本控制的观念淡薄,成本控制手段落后,降低了企业利润。借鉴日本、美国企业物流成本控制经验,分析国内物流成本控制现状,从而探索出中国企业降低物流成本的有效途径：明确微观物流成本的核算标准、降低库存费用、引进先进技术、发展第三方物流、转变政府职能和完善相应法律法规等。     

基于宏观视角的产业技术创新团队建设研究

技术创新,特别是产业技术创新直接影响一国的产业竞争力和国家未来,是实现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途径,而产业技术创新更多表现为依托团队的合作创新。借鉴典型发达国家推动产业技术创新团队建设的成功经验,如日本和美国产业技术创新团队体制机制与宏观公共政策,分析我国创新团队建设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从宏观层面提出我国产业技术创新团队建设的政策建议,如采用旗舰护航制、技术研究组合等创新团队体制来获取产业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同时加强支持合作创新的法律体系建设。     

美国对华光伏产业实施“双反”措施的经济效应分析——基于COMPAS局部均衡模型的实证研究

笔者运用可计算局部均衡的COMPAS模型,就美国对华光伏产业实施"双反"措施对中国和美国所产生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对于中国,美国"双反"措施对涉案光伏电池产品有明显的贸易抑制效应,使其在美市场份额和出口金额大幅下降。(2)对于美国,一方面,"双反"措施对其国内光伏产业有一定救济和保护效应,表现为产品市场价格上涨、行业产出和相关企业收益增加,同时也吸纳了更多的就业人数;但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光伏电池产品消费成本大幅提升,超过了生产者剩余增加额和关税收益之和,导致美国社会总福利受损。因此,美国对华实施"双反"措施是以牺牲国内消费者当前利益为代价的,能否促进美国光伏产业的长远发展尚需观察。笔者以此案为例,就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发展和国际化过程中如何应对"双反"措施引发的贸易摩擦提出政策建议。     

低碳发展方式转型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低碳发展是全球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变革的重要选择。全球范围内对低碳发展转型路径的探索与实践,包括制定低碳发展转型的国家战略、加强低碳技术创新、构建低碳发展政策体系、强化以碳交易为核心的市场机制的作用等,为全球经济转型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借鉴。中国只有实现从追求发展速度转向注重发展质量、从出口和工业主导型经济转向内需主导型经济、从要素驱动型经济增长转向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转变,才能逐步实现向兼顾碳排放与经济稳定增长的低碳发展模式转型。     

国家创新型政策协同效应研究

创新是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建设目标下,不同的科技创新政策不断推出。以创新型国家建设为目标,2006年推出了国家创新型企业试点政策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连同更早出台的高新技术企业政策,成为助推国家科技创新水平提升的关键之举。文章在分析政策创新效应机理的基础上,通过手工收集整理国家创新型企业中的上市公司名录,以2003-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处理效应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政策的协同创新效应和机制。研究发现：（1）国家创新型企业政策、国家创新型城市政策和高新技术企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均具有促进作用,且呈现协同创新效应。（2）借助创新平台建设、政企关系改善、要素市场完善和服务环境优化等,创新型城市政策强化了创新型企业政策的创新效应;此外,通过为企业提供政府补助、增加税收优惠和缓解融资约束等措施,高新技术企业政策和国家创新型企业政策呈现出协同创新效应。（3）借助自身资源基础,国有企业的政策协同创新效应强于非国有企业;此外,与中部和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的政策协同创新效应和福利效应更强。文章分析了国家创新型政策的协同创新效应,为未来创新型政策组合设计、...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与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跃升——基于投入来源差异的再检验

数字化浪潮驱动着全球价值链重构,为中国制造业企业提供了后发赶超的绝佳契机;然而,在跨国公司阻截、"逆全球化"思潮与突发公共事件导致全球价值链断裂与科技脱钩风险加剧的背景下,无视数字投入的来源差异而笼统地关注数字化的贸易所得效应难免出现结论偏误.文章基于WIOD投入产出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进出口数据库,识别数字投入的国家属性,检验了依赖不同来源的投入数字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以出口国内附加值率EDVAR表征)的微观效应.研究发现:(1)国内来源的数字投入对企业EDVAR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而国外来源的数字投入对企业EDVAR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2)投入数字化通过成本加成与创新渠道作用于企业EDVAR,且依赖不同来源的投入数字化在各渠道下表现迥异.(3)数字贸易壁垒进一步加剧了国外数字投入对企业EDVAR的抑制作用.文章研究结论为我国制造业走出"自主可控"的数字化之路和实现高附加值创造的"弯道超越"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依据.     

"绿箱"政策的国际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

自WTO《农业协议》签订以来,“绿箱”政策已成为WTO成员国对农业实施支持与保护的重要措施。从对美国、欧盟和日本以及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绿箱”政策进行比较分析中,可以为中国改革和完善国内农业支持政策、调整“绿箱”政策提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