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与修正的政治信任——关于当代中国政治信任来源的中观理论

学术界对政治信任来源的解释一直存在着文化主义和制度主义两种路径。文章试图将其整合进一个互动与修正的政治信任的中观理论分析框架中。文章认为,是否强调传统价值或现代化条件下的自由民主或后物质主义价值,是影响个人对政治体制和机构产生信任的基础性条件。这种基础性条件是由宏观社会文化在个人成长过程中塑造的。而对制度和机构的绩效评价,则是根据微观的个人、经济、社会、政治信息作出的。具有价值倾向的个人对各类政治信息进行加工、优先排序与调试,形成了对政治体制和机构的信任。文章在横向上区分特定性与弥散性的政治信任,并利用"亚洲民主动态调查"第一波和第三波数据,对理论假设加以检验。实证结果基本支持了互动与修正政治信任模型的假设。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表现为在受价值观倾向、人际信任等宏观文化主义因素影响的背景下,对微观上接收到的信任对象(体制和机构)的"制度主义"特征如绩效、透明度、廉洁作出的回应与修正。     

转型期中国县级政府的客观治理绩效与政治信任——从“经济增长合法性”到“公共产品合法性”

善治是中国政府的执政要务,政治信任反映着公民对政府治理的认可和支持。文章利用2008年中国公民意识调查及政府统计数据,实证分析了政府治理绩效的主观和客观维度对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公民对政府在经济增长、民生福利、纯公共产品领域治理绩效的回顾性和前瞻性积极评价都正相关于政治信任;纯公共产品提供的主观评价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大于经济增长和民生福利。县级政府的客观治理绩效对政治信任有重要影响,在高人均福利支出、低基尼系数和低失业率的县级单位,政治信任更高,而人均GDP反而微弱地负作用于政治信任。因此,尽管经济增长仍然是政治信任的重要来源,但民生福利和纯公共产品正赶上并超越经济增长,成为公民提供政治信任的新源泉。     

两种民主模式与第三波民主化的稳固北大核心CSSCI

为什么第三波民主化进程中,有些新兴民主国家实现了民主稳固,而另一些却走向了民主倒退甚至崩溃?在常见的"经济水平论"、"制度选择论"、"社会结构论"、"政治文化论"和"国际环境论"之外,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精英行为论"。本文认为,对民主观念存在两种理解("程序性的理解"与"实体性的理解"),而这两种理解导致了两种政治精英行为方式,进而构成了两种民主模式("多元制衡式民主"与"赢者通吃式民主"),后者往往带来民主的倒退甚至崩溃。换言之,在民主转型这样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一定观念下的精英行为与选择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新兴民主国家民主稳固的前景。在理论阐释之外,本文还选择了南非与委内瑞拉两个案例对此进行详细说明。     

民本贤能政体与大众政治心理:以政治信任为例

中、西方在政体基础价值上的固有差异衍生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大众政治心理认识论体系."政治信任"作为原生于美国的政治心理概念,是建立在多元的政治选择模式、对立的国家-社会关系、个人化的利益表达方式等三方面带有强烈西方自由民主色彩的制度逻辑和价值预设之上的.基于对中国经典政治哲学著作的量化文本分析,本文发现并证实了中国民本贤能主义政体对政权组织方式、国家-社会关系以及民众政治态度的设定与委托-代理式的信任关系相比存在巨大差异,并展现了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信"与西方政治心理研究中的"政治信任"在内涵上的重大差别.因此,"政治信任"概念无法直接、笼统地应用于中国大众政治心理研究,就民众对于抽象政治权威的态度而言,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的研究需要寻找其他更加有效的概念.     

宗教与政治：对欧洲和美国的比较分析

通过对美国和欧洲共10个国家(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丹麦、荷兰、奥地利、波兰)的16,000名成年人进行的跨国调查(2002及2003年),本文考察了当地的宗教信仰状况,着重于他们对神权、生命的实质及生命的开始等三方面的理解认识,并进一步研究了他们的一些宗教行为(如祈祷及参与宗教活动的频率)和对宗教领袖的信任程度。本文的重点在于分析个人宗教价值观对其就新兴生化科技所持政治态度的影响。为此收集了广泛的研究数据,考察受访者对主要生化科技,如胚胎干细胞应用、转基因食品和克隆等的观点和态度。最后,使用多元回归研究模式的结构方程模型(SEM)分别描述了人们的宗教价值观、对生命的理解、年龄、性别和教育水平等几个变量对于堕胎、胚胎干细胞应用研究和安乐死等三项公共政策争论的影响。     

2011中国人信用大调查

《小康》杂志社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开展了“2011中国人信用大调查”。反映出公众对当前中国社会诚信状况的不乐观。调查显示,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年代的社会整体诚信度的评价中,超六成（65．7％）受访者认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整体诚信度比较高。而对最近10年评价较高的,仅占6．2％。而近九成受访者因“郭美美事件”降低了对中国慈善组织的信任度。     

政治信任及其起源——对亚洲8个国家和地区的比较研究

政治信任是一个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指标之一.本文以亚洲8个国家和地区为研究对象,首先对政治信任的分布现状进行了实证分析,然后对政治信任的成因进行了探讨.根据分析结果,目前对政治信任起源的两种理论视角,即制度的和社会文化的视角对政治信任成因的解释均具有意义,两种解释理论至少在实证研究上并不相互排斥.本文最重要的发现是,在东亚及东南亚国家,权威主义价值观作为一个文化的因素,对人们的政治信任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分析结果部分地修正了目前关于政治信任的有关理论.     

现在是以政治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了

近年,中央领导同志将民主法治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公平与正义是我们社会的基本政治追求,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是个好东西",这些号召的影响,这些观念的传播,更使亿万民众对国家的政治改革有了万分迫切的向往,有了十万分热切的期待。     

事与愿违:财政支出导向与政治信任

改革开放以来较为单一的政治合法性来源以及经济高速增长而不断积累的社会矛盾,使得我国面临日益严重的“合法性困境”.既存的有关中国政治信任的经验研究基本上是在个体的层面上探讨,本文则运用2010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的“主观”数据与相关地方财政收支的“客观”数据,在多层次上探讨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在个体层面上,我们的发现与既有文献基本一致,即城市居民、高收入群体、人际信任度更高、互联网使用更为频繁的公众会更加不信任政治机构,而自由民主价值观较弱的负作用与传统社会价值观较强的正效应并存于大陆公众之中.在跨省层次上,我们发现地方财政的再分配支出加强公众的政治信任度,而发展性支出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公共的政治信任度.这一发现表明,经济发展本身非但不足以为政权提供合法性,甚至构成其“合法性困境”的来源之一;国家应通过提供更多的再分配公共物品和高质量的“政治公共物品”以提高公众政治信任.     

高职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及其对职业认同的影响分析

本文结合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导向目标,将学生职业认同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对象,通过调查分析高职院校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现状及其对大学生职业认同的影响情况,初步评估教育效果,为学生职业指导提供辅导依据,并对今后的教学提供数据参考,对推进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和培养优秀技术技能型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     

政治效能感、政治参与和家庭高风险投资决策——基于CGSS 2010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CGSS2010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异质性政治参与、政治能效感和家庭高风险资产决策之间的因果关系及作用机制问题.研究发现,居民的政治参与行为有助于家庭参与高风险资产参与决策,居民不同的政治参与类型对家庭参与高风险资产决策存在差异化影响:居民的“抗争类政治参与”、“意见反馈类政治参与”能够显著的提升其家庭参与高风险资产参与决策的概率,而“投票类政治参与”并不显著对家庭参与高风险投资产生影响.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居民的教育程度能够显著地弱化了政治参与和政治效能感对家庭高风险活动的边际影响;同时本文分析了居民政治效能感、政治参对家庭高风险投资决策的影响渠道,结果表明政治参与通过媒体信息获取路径提升了家庭高风险投资参与决策概率.     

跨越现代化进程中的“塔西佗陷阱”

作为一种政治话语,"塔西佗陷阱"的提出有其内在逻辑和现实背景,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前提就是政府公信力存在着大量不和谐因素,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民众对政府的认同。在梳理"塔西佗陷阱"这一概念如何进入政治话语体系的基础上,对跨越这一陷阱的诸多要素进行了SWOT分析。强化以民生建设为重点的社会治理、增强社会治理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深化服务型政府建设、重建网络信任以及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是跨越"塔西佗陷阱",塑造新时代政治认同的有效途径。     

身份异质性、差序格局与社会信任

本文构建了身份异质性对社会信任影响机制的非合作博弈模型,采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基于民族和宗教的身份异质性并不影响社会信任,基于收入差距的身份异质性对社会信任有显著负向影响;基于收入差距的身份异质性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有赖于个体对其当前身份的认同;基于差序格局的身份异质性使社会信任呈现出以个体为中心的嵌套式的"同心圆"结构。     

新时代建构国家认同的新路径——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

国家认同问题是全球化过程中,各个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以社会资本为视角和工具对国家认同进行建构是一种新的路径。信任、非正式制度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构成要素,同时,政治信任是国家认同的前提和基础,非正式制度规范是国家认同的重要依托和保障,公民参与网络是国家认同的主要生成环境。因此,从培育公民对国家和社会的政治信任度、培育良性非正式制度规范、建立公民参与网络生态系统三个方面着手建构新时代国家认同。     

澳门回归后土生葡人的调适与族群认同

土生葡人是澳门一个独特的族群。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于回归后土生葡人族群内部的消极失落、积极进取以及旁观时势的三种心态进行了分析,进而描述了土生葡人在澳门的政治参与的现状,特别指出土生葡人的社团将会在今后的政治参与中发挥重大的作用。澳门土生葡人回归前后的困境与调适的过程其实就是他们在文化认同倾向上迷惘与重新选择的过程。对于这种生活在两个民族夹缝之中的混血族群的文化认同,笔者认为他们的认同会随着情境的改变而改变,而影响他们这种改变的因素主要是政治强势和文化强势的博弈。最后,对于土生葡人今后的发展方向从族群的边界理论等方面进行了讨论。     

数字接入与地方政府信任:兼论接触沟通是提升信任的有效方法吗?

后疫情时代人们的活动越来越多地转移到线上,而现有研究中关于地方政府如何积极利用互联网增进民众对政府信任的讨论相对不足。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考察微观个体互联网数字接入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并创新地引入“接触假说”检验政府积极的网络参与行为对提升地方政府信任的效果。首先,基准结果表明相较于不上网的受访者,平均而言,上网的个体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更低;其次,为了缓解可能出现的内生性,本文使用历史上的固定电话用户数和地表起伏度作为个体是否上网的工具变量,以及PSMDID方法进行估计,结果均肯定了基准回归中的发现。此外,本文的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于将网络主要“用于工作”和“用于商业”的受访者,“用于社交”和“用于娱乐”的受访者在互联网数字接入后对地方政府信任的下降更为明显;而相较于“未接受过教育”和“大专、本科及以上”的群体,“中等学历”群体在互联网数字接入后,对地方政府信任的下降更加显著。最后,本文通过数字政务和政务微博两个线索验证政府积极地利用互联网加强与民众的接触沟通可以有效提升信任,并且对于将网络“用于娱乐”“用于社交”以及中等学历的群体来说,“接触沟通”增进政府信任的效果更加显...     

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地位、现状和对策探析

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事关党在民族地区执政地位的巩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基层政治运行和干部素质、文化因素等的影响,当前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不全面不深刻、层次性和现实功利性较为突出。应当深刻理解"中央一号文件"的精神实质,充分发挥其政策效应,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培养双语型、实干型干部,不断增强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民主观发展

20世纪末以来，民主化浪潮几乎席卷整个世界，虽然民主已成为大多数国家认同的价值，但至今民主仍没有统一的定义。古典民主理论倾向于从观念上来理解民主，用权威的来源或目的来界定民主。近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了程序性民主概念，倾向于从制度上来解释民主。综合来看，民主就是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来实现人民的统治。民主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民主政治作为人类的共同价值，有其自身的普遍性，一个健全的民主制体需要法治与选举，需要社会自治与公民参与，还需要权力监督与政治透明等等。     

胡适与国家认同

在中国从古典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人们必须重新建立自己的国家认同。胡适也处在这样的状况中。对于胡适而言，古典帝国时代的中国文化，始终是他要表达忠诚和倾慕的对象。但在文化意义上的“祖国”与政治上正在建构之中的现代“中国”之间，胡适的国家认同出现了相当程度的紊乱。对于祖国的传统文化，胡适一直是尊重和自豪的。但对于建构中的现代“中国”这一政治实体，由于没有坐实在他所理想的宪政民主平台上，因此他的认同态度是复杂的：对于20世纪中国建构的两个政党国家而言，胡适均不太认同，但对两者的具体认同态度又有明显差异。而在中国与美国的国家建构与认同差别的体认上，胡适确定了自己国家认同的典范形式——宪政民主国家，并期待中国的国家建构能够落定在这样的国家平台上。     

公民与民主:史天健对中国研究及政治学方面的贡献

史天健在他突然意外中断的学术生涯中,致力于探讨有关中国公民和中国政治发展的几个重要问题.第一,公民怎样来看待合理的政治格局以及制度的问题(合法性与政治信任)；第二,公民如何看待自己在政治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政治参与)；第三,公民如何界定政府与公民之间,以及在不同类型的公民之间的权力划分(民主观念).他发现中国和东亚社会的公民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与西方的公民是截然不同的.在公民与政府的关系上,中国(和东亚)公民大体上采纳一种垂直权力关系的政治价值.在个人利益单元的界定上,中国(和东亚)公民比西方公民更接受范围更大的利益单元.史天健反对盲目追捧西方政治理念和制度设计,而一直致力于从实证上理解中国政治文化的特质,作为建立中国民主政治的客观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