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贫困线调整的契机与扶贫政策——以贫困指标为依据

基于对2002年贫困线调整前后贫困指标变化的分析,找寻中国农村贫困线调整的契机,并且根据长期性贫困的变化,分析贫困线调整前后贫困模式的变化,确定边缘化贫困群体。研究发现,当某贫困线的贫困率低于5%、贫困人口规模在3500万左右时,存在提高贫困线的契机。新贫困线下的贫困率可以达到13%、贫困人口规模可以达到10000万。同时,提高贫困线之后,可以根据贫困线调整前的数据计算长期性贫困,将处于长期性贫困的人口视为边缘化贫困,针对边缘化贫困实施以社会救助为主的扶贫政策,提高政策针对性。     

中国农村贫困线调整的契机与扶贫政策———以贫困指标为依据

基于对２００２年贫困线调整前后贫困指标变化的分析,找寻中国农村贫困线调整的契机,并且根据长期性贫困的变化,分析贫困线调整前后贫困模式的变化,确定边缘化贫困群体。研究发现,当某贫困线的贫困率低于５％、贫困人口规模在３５００万左右时,存在提高贫困线的契机。新贫困线下的贫困率可以达到１３％、贫困人口规模可以达到１００００万。同时,提高贫困线之后,可以根据贫困线调整前的数据计算长期性贫困,将处于长期性贫困的人口视为边缘化贫困,针对边缘化贫困实施以社会救助为主的扶贫政策,提高政策针对性。     

灾难性自付医疗支出与贫困——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

自付医疗支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成灾难性的支出，并对个体健康公平、生活福利造成影响。高自付医疗支出造成的灾难性支出是造成贫困的重要原因，也是发展中国家减贫的主要威胁。文章基于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首先分析了家庭灾难性自付医疗支出（out-of-pocket,OOP）发生率、强度及其对贫困变动的效应，然后研究了灾难性自付医疗支出的决定因素及该种卫生筹资的亲贫性，最后对灾难性自付医疗支出的贫困退出时间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使用相对贫困线标准，自付医疗支出使贫困率上升6个百分点左右；家庭成员健康状况、经济状况等变量影响着灾难性自付医疗支出的发生概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自付医疗支出这种卫生筹资方式的亲贫性在降低；当使用社会经济不平等指标调整后，灾难性自付医疗支出的贫困退出时间变动较小，而当使用纯粹不平等指标调整后，贫困退出时间变动很大；灾难性自付医疗支出发生率、强度、亲贫性及贫困退出时间在城乡之间、不同医保类型之间存在异质性。     

中国城镇贫困估计及原因探索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城镇居民贫困问题往往具有隐蔽性,若不能正确认识,将会危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及社会稳定。通过扩展线性支出系统（ＥＬＥＳ模型）确定中国城镇贫困线标准,并据此估算城镇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发现中国城镇贫困问题日益严重。虽然收入分布曲线右移,城镇居民收入增加,但收入差异明显扩大,加上城镇居民维持基本生活消费的支出逐年增长,城镇贫困人口与贫困发生率逐年上升。同时,由于食品类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交通通信类消费和文教娱乐服务类消费的需求收入弹性均大于１,即消费需求的增长和消费价格指数的同步提高,使得收入的提高幅度不及消费支出上涨幅度,进而导致了城镇贫困问题。     

我国农村贫困指数测度及政策减贫效应研究

提升农业政策减贫效应是"三农"问题中的主要内容。由于贫困线设定不同,导致不同年份贫困率指标不具可比性,这为分析农业政策减贫效应带来了困难。本文在对经济增长、分配结构和减贫间关系细致阐述的基础上,基于广义帕累托洛伦兹曲线模型,以及洛伦兹曲线与收入密度函数间的理论关系,构建了利用分组数据测算贫困指数的新模型,并使用统一的贫困线标准测度FGT贫困指数。实证检验显示,本文构造的贫困指数计算方法具有良好的性质,并发现增加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和农户贷款余额有利于减少贫困人口数量,但由于贫困者在资源获得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导致贫困与非贫困群体间的收入差距、贫困群体内部的不平等程度在不断扩大,而增加农村教育支出能够保证贫困群体更多受益。     

贫困测度的三维度指标优选:主体、客体和尺度

贫困成为迄今为止一直困扰着世界各国发展的社会现象,被联合国列为社会发展的三大问题之首。贫困度量是监测贫困状态和制定反贫困政策和战略的重要依据。无论对贫困进行何种定义,确定贫困线和选择指标及指标体系都是度量贫困状况最关键的两个环节。     

中国城市贫困的多维测度及治理

通过对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的测度和比较,研究了中国城市贫困问题,创新性地从收入、教育、健康和生活条件四个维度,测度中国城市多维贫困,并进行相应分解。通过梳理当前的城市扶贫政策和总结中国城市贫困治理的特色,认为多维治理才是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最终归宿。针对多维贫困的"内卷化"问题,提出在多维贫困测度的维度上应从收入、教育和生活条件四个维度进行测度和分析。     

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的变迁及取向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消除农村贫困的工作,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当前农村挟贫面临的难度与问题依然很大。针对存在的问题,农村扶贫政策调整和完善的思路应是：扶贫对象由贫困地区向贫困人口转移,由注重解决生存贫困向注重解决权利贫困和能力贫困转移,坚持政府扶贫与社会扶贫相结合,坚持增加扶贫资金与提高扶贫资金效果相结合,坚持就地扶贫与并地移民扶贫相结合,坚持救济性扶贫、开发性扶贫和知识性扶贫相结合。     

经济增长与不平等对我国农村脱贫时间的影响

选择FGT贫困指数和脱贫时间指数,利用世界银行公布的我国农村贫困线和收入分配分组数据,对比分析了1981年～2005年以来的农村贫困变化趋势。研究发现,农村贫困状况虽然总体上呈缓解趋势,但在脱贫时间指数的构成中,由于不平等所延长的脱贫时间,无论从绝对量还是相对量上都明显提高,这说明收入分配的恶化已经成为反贫困的严重障碍,这种变化趋势值得高度关注。     

新常态下贫困大学生个性化就业干预模型的构建研究

大学生就业问题已成为当前社会、高校和政府都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深入发展,我国大学生就业问题日益凸显,贫困大学生在面临就业时竞争力不够,整体就业率偏低,有相当一部分贫困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存在着签约时间延后、工作单位不理想等问题,贫困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更加突出。贫困大学生个性化就业干预模型的构建研究,针对贫困大学生及时、高效地解决就业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对贫困线测算中马丁法的几点思考

马丁法是基于恩格尔定律来测算绝对贫困线的最常用方法之一,由此得到的贫困线由食物贫困线和非食物贫困线两部分组成。本文尝试对该方法所测贫困线表现出低估的原因,以及随着服务费用在人们生活消费中所占比重的不断提高,如何更充分体现贫困人群最基本服务消费支出等相关问题作一理论探讨。     

贫困线测定方法研究

马丁法是符合我国实际的贫困线测定方法 ,依据马丁法可科学测定食物贫困线、非食物贫困线、低贫困线和高贫困线。     

城市生态贫困研究

从贫困的本质入手 ,指出生态贫困是贫困的一种基本类型。在界定城市生态贫困内涵的基础上 ,对我国城市生态贫困的特征、成因和治理对策进行了分析。     

吉林省金融扶贫问题及对策研究

2020年是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吉林省作为我国的农业大省,不仅肩负着农村金融改革的重任,还要将剩余5001户、10063名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持续巩固脱贫攻坚工作成果,确保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对此,应以中央及地方颁布的各项扶贫政策为依据,结合省内金融扶贫的现有模式和实际情况,对金融助推吉林省脱贫攻坚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为吉林省金融扶贫提供对策建议。     

多维贫困及其度量研究的最新进展:问题与方法

从多维角度把握贫困的实质,逐渐为国际学术界所认同.在这种背景下,多维贫困的具体度量成为近年来贫困问题研究的焦点.本文从贫困维度的确定、贫困主体的确定及多维贫困度量三方面梳理了学者们在多维度量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难题,及所用分析工具与分析方法的最新进展,并做出简要评价.     

中国农村30年开发式扶贫:政策实践与理论反思

自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30年的开发式扶贫跨越了农村经济改革和小规模的区域扶贫、大规模有针对性地开展扶贫计划、"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与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四个演进阶段,政策实施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是,区域开发式扶贫政策措施在过去30年的实践中也产生了很多需要认真反思、总结和研究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农村扶贫战略对贫困的识别与认知、贫困标准、扶贫方式和扶贫瞄准机制等方面都将发生重大的调整和转换.依托制度创新,推动经济和就业的并重增长,促进开发式与救济式扶贫并举实施,将是下一步农村扶贫的必然选择.     

我国光伏扶贫可持续发展探析

光伏扶贫是我国精准扶贫的一项重要举措和有效尝试。鉴于光伏扶贫对自然资源与金融资源的需求,在我国贫困地区推广、实施光伏扶贫任务艰巨,应探讨光伏扶贫可持续发展路径,开展光伏扶贫机制模式研究,分析下一步发展面临的挑战,围绕资金、政策、监管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基于绿色发展理念的精准扶贫策略研究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面消除贫困。精准扶贫实践中存在绿色发展原则没有得到落实、精准扶贫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没有厘清、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规划缺乏生态要素、精准扶贫项目实施的负面生态影响等问题。在绿色发展理念引导下,推动精准扶贫的策略,主要体现在：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导向,做好精准扶贫顶层设计;正确认识贫困区优势,保障生态资源物尽其用;注重精准扶贫项目实施中的生态保护;依托生态优势发展生态产业,积极培育地理标志产品。     

抉择公平:贫困标准与政府的扶贫投入

中国的贫困标准与政府的扶贫投入关系到抉择公平.确立客观的贫困标准,是抉择公平的前提;有效的扶贫投入是抉择公平的基础;而抉择公平的实现,则有赖于贫困标准与扶贫投入的和谐.在现有贫困标准下,政府的扶贫投入应首先解决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问题,其次应解决贫困人口受教育、培训等根本性脱贫问题,最后再解决贫困人口普遍福利的问题,从而实现抉择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