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与出口强度——基于两控区政策的考察

基于两控区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本文采用倍差法和三重差分法研究两控区政策对高排硫行业出口强度的影响效应及该影响效应的地区差异和所有制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两控区政策对高污染行业的出口强度没有显著影响,但抑制了高排硫行业的出口强度并存在滞后效应,更换政策实施年份进行安慰剂检验后结果依然稳健.两控区政策对非国有企业的出口强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对国有企业的出口强度具有正向影响.两控区政策对出口强度的影响效应在东部和中部地区较为明显,在西部地区并不显著.以上结论为我国环境、 外贸政策的合理制定及有效实施提供必要的经验支持和决策依据.     

环境规制能否促进出口——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我国对外贸易蓬勃发展,在2009年成为世界上贸易量最大的国家。出口是一国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增长。但是早期的粗放型经济的发展方式导致污染物过度排放,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降低环境污染、加强环境治理已成为如今社会的普遍共识。我国政府陆续出台了环境规制的相关政策,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必然会因此受到一定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将环境规制与出口贸易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利用2002—2017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考察环境规制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政策对我国出口存在着正向的创新促进效应和负向的成本增加效应。该政策对企业出口的总效应取决于两者的叠加,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出口的成本增加效应大于创新促进效应,最终减少了企业的出口额,缩小了企业出口产品种类的范围。结合我国目前的出口发展以及环境状况,本文得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政府应重视环境规制对出口贸易的倒逼机制,促进企业研发能力和产业结构提升;二是推行环保认证体系,加强绿色贸易体系建设;三是完善环境税制体系,更好地承担起保护环境的代际责任。     

环境规制与企业生产率:出口目的地真的很重要吗?

本文根据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进出口海关数据,采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考察了环境规制与企业出口目的地选择行为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出口发达国家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促进了企业出口发达国家,并且使出口发达国家企业的生产率得到更大幅度的提高;基于工具变量法及扩大发达国家或地区界定范围的估计结果都进一步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目的地选择行为的影响并没有因为企业所有制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中国环境规制的出口效应及其行业差异

文章基于环境规制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机理,运用半对数固定效应变系数Panel Data模型,以中国14个工业行业为例,从行业异质性视角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的出口效应。回归估计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变化可以较好地解释中国出口规模变动,环境规制效率、环境规制强度、人民币平均汇率、资本劳动比、成本费用利润率等因素的交互作用驱动了出口增长,但各个变量对不同行业出口的影响程度及其显著性水平存在明显差异;环境规制效率、环境规制强度对大多数行业出口存在显著正效应,但在汇率、产业结构、成本加成能力等控制因素作用下,其影响程度及其显著性有所削弱,不确定性有所增强。同时,文章基于实证结论就如何完善我国环境规制与促进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     

欧盟环境规制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溢出效应

选取中国与欧盟15国农产品贸易动态面板数据,构建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运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分析了欧盟环境规制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溢出效应。结果显示: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倾向,欧盟环境规制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具有一定负向溢出效应;欧盟经济增长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存在显著积极影响,但对中国经济增长以及贸易双方人口增长的影响十分有限。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不能过于依赖经济粗放增长与人口红利,其根本出路在于转变农业生产方式、优化农产品结构、提高农产品环境附加值。     

环境规制与多产品企业出口行为

本文在多产品企业异质性理论框架下,构建多产品企业古诺竞争模型,分析环境规制政策变动对企业出口产品范围与分布的影响。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本文采用面板计数模型与受限因变量模型等方法对理论分析的相关命题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政策会通过提高固定成本缩小污染密集型企业出口产品范围,同时增加其核心产品的出口集中度;对于清洁企业而言,环境规制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其竞争,从而减少了企业出口产品类别,并使得其出口分布向非核心产品偏移。此外,采用企业层面环境规制指标与不同分位数海关编码进行的稳健性检验均支持了以上结论。     

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低碳出口转型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6-2019年中国30省份的面板数据,从环境规制投入与成效角度构建综合指标体系,利用面板门槛、中介效应模型对环境规制强度影响我国出口贸易低碳转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我国出口贸易低碳转型之间存在门槛效应,且通过外国直接投资、绿色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作用于出口贸易低碳转型;当环境规制强度较低时会显著促进出口贸易低碳转型。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由弱到强,其推动作用会被削弱并会产生一定阻碍作用。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促进出口高质量发展是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然而,关于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和潜在机制依然存在争议。本文利用中央政府“十二五”期间实施的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政策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2013年的企业层面数据,探索了环境规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有效约束了受规制企业的污染排放行为并促进了其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做出贡献的结论在考虑政策设计的非随机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同时期的其他环境事件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显示,环境规制对一般贸易和非国有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效应更明显,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力度可以强化环境规制与出口产品质量的正向关系;机制检验显示,由环境规制引发的技术创新是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核心驱动力。本文为政府制定科学的环境政策以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赢提供了经验支撑。     

环境规制、垂直监管与企业社会责任——基于重污染企业的实证检验

文章以2011—2020年我国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环境规章制度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环境规制与企业社会责任正相关,垂直监管在一定程度上与企业社会责任负相关,而环境规制正向调节了垂直监管与企业社会责任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缓解垂直监管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其正向调节作用在高成长性企业、非国有企业和没有进行绿色环保投资的企业中更显著。因此,相关部门可通过宏观调控和环境规章制度改革引导企业正确看待社会责任,使企业由污染经济效应向环保与社会效应转型。研究结论有助于全面理解环境规制,同时为相关部门完善监管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政策建议。     

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与企业价值补偿效应——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分类检验

为了有效检验政府环境规制对不同类型企业长短期价值补偿效应,从三种环境规制工具(经济型、规章制度型、行政处罚型)和两种类型生产企业(污染密集型、清洁生产型)双重视角,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的企业价值补偿效应.面板数据计量结果表明: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于不同类型企业的长短期价值的补偿效应存在显著...     

营商环境与民营企业创新——基于行政审批中心设立的准自然实验

优化营商环境是深化放管服改革的重要体现,对促进民营企业创新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地级市设立行政审批中心为准自然实验,选取A股民营上市公司微观数据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营商环境优化对民营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营商环境优化对民营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营商环境优化对民营企业创新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营商环境优化对无政治关联、行业竞争程度较低、融资约束程度较高企业的创新影响更大;从作用机制看,营商环境优化显著降低了民营企业的费用性制度交易成本和效率性制度交易成本,从而促进民营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本研究对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优化民营企业营商环境,降低民营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促进民营企业创新产出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环境规制与地区创新效率:基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本文将2011年国家发改委印发的《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结合工具变量方法,在有效控制内生性的基础上更为科学地验证了环境规制与地区创新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实质性创新效率和策略性创新效率之间均呈U型非线性关系,且分别约有88.79%和90.61%的观测点处于环境规制会抑制地区创新效率的阶段。异质性分析的结果表明,东部发达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门槛值较高,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对外开放度、增强融资能力、加强政府干预能够缓解环境规制的负面影响。作用机制分析发现,创新投入强度、资本要素配置优化、技术进步是环境规制影响地区创新效率的主要途径。此外,环境规制不仅对当地的实质性创新效率有先抑制后促进的影响,还对邻近省份的实质性创新效率有先促进后抑制的联动效应,反映了地区间环境规制强度差异的影响。     

出口与企业生产率:基于中国经验的再思考

出口到底给中国企业生产率带来何种作用效应,既有文献的结论存在诸多矛盾之处。在着重考虑已有文献并未考虑到的企业TFP测算方法、企业进口以及出口贸易方式这3个方面因素的基础上,本文重新检验出口对中国企业生产率的作用效应,结果发现:除了纯加工贸易类型企业外,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行为仍呈现自我选择效应;从新进入出口市场企业的角度来看,中国企业的出口活动中存在显著的"出口中学习"效应,这为出口对中国企业生产率所具有的促进效应提供了支持证据;从出口密集度的角度来看,企业的出口活动中存在"生产率损失"或"生产率抑制"效应,这又反映出口对中国企业生产率可能具有的负面效应。本文的检验结果及其解释,为理解出口对中国企业生产率的作用效应、判断出口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综合作用效应提供了更为合理的微观经验证据。     

双向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出口动态

本文将产品质量引入多产品企业模型,构建双向知识产权保护影响企业出口动态的微观机制。理论分析发现,国内知识产权保护会通过创新激励效应促进本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并促进企业出口产品种类和出口总量增加;国外知识产权保护会通过质量选择效应导致本国出口产品质量被动提升,进而降低本国企业出口总量,加速低质量产品退出。通过中国企业微观数据检验发现,国内和国外知识产权保护都会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并且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会促进企业出口总量和出口产品种类增加,而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会降低企业出口总量,对企业出口产品种类影响不显著,但是会加速企业旧产品退出;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国内和国外知识产权保护都存在创新激励效应,并且国内知识产权保护的创新激励效应更大,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同时存在明显的质量选择效应。异质性考察发现,与总体回归相比,当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强于国外时,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会促进企业出口总量和出口种类增加;而国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弱于国外时,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会降低企业出口总量和出口种类。     

环境规制的“灰边”效应

本文基于"中心—外围"经济空间结构框架,在理论层面演绎了城市间环境规制强度级差对污染企业区位选择策略的影响,并基于2005—2012年京津冀地区微观企业具体的选址设厂地理信息,以北京市行政区划边界为断点对污染企业二氧化硫排放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理论演绎表明,在环境规制离心力和成本节约、市场需求潜力向心力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污染企业最终将聚集在环境规制强度级差边界选址设厂,从而形成环中心城市的污染"灰边"。通过对6000余家污染企业共计18000余个有效观测值的回归研究发现,环北京市行政区划边界50公里范围内为污染物高排放带,改变估计参数、更换代理变量、删除特殊样本等一系列检验均证明了"灰边"效应稳健存在。北京市东部地区"灰边"效应的表现最为明显,非国有性质污染企业的高度聚集是形成环北京市污染物高排放带的主要原因。2008年北京奥运会及之后的一段时间,"灰边"效应曾随着外围城市污染企业关停力度的加大暂时消失,但2010年之后环北京市的污染"灰边"再度出现。本文将环境规制因素纳入区位选择理论分析框架,为"中心—外围"城市间联防联控进行污染治理的必要性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和实证依据。     

数字经济、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持续性

“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相比,更加满足企业维持绿色创新持续性的需求,也往往对融资约束和社会责任产生正面影响。文章以2011-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数字经济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持续性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对绿色创新持续性产生积极影响。但当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会导致市场竞争加剧,对绿色创新持续性产生负面影响,并且上述影响在环境规制高的情况下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其作用机制发现：数字经济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社会责任,进而提高绿色创新持续性。从数字经济这一宏观层面拓展了企业绿色创新持续性影响因素领域的研究,对于完善企业研发投资并进一步提升企业价值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环境规制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研究

分析探讨环境规制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通过对传统学派、修正学派和其他观点的阐述、对比,得出如下结论:由于研究角度和假设前提的差异,不同观点存在明显差异,现实中很大可能两者之间存在不确定性。     

中国出口企业应对环境规制困局的策略分析

贸易中常用的环境规制措施包括环境技术标准、法规、PPMs、环境标志或生态标签等强制性和自愿性的要求,涵盖了R&D、生产、加工、包装、运输、销售、消费以及回收等各个环节,由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