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探析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今天,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学界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而文化融入则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和最终归属点.因此,应该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建立完善政府主导、企业共建、社会参与的文化工作机制,并通过农民工自身的主动诉求和努力,实现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文化待遇,更好更快地融入城市文化生活.     

就业视角下农民工利益诉求的影响因素与变化趋势

通过开放式问题调查,在全国范围内获取1339名农民工的利益诉求信息,将农民工利益诉求分为个人利益诉求和社会利益诉求两类,建立二元逻辑回归模型,从就业视角定量分析农民工利益诉求的影响因素及其变化趋势。研究结果显示,就业待遇、工资拖欠、纠纷、就业歧视感对农民工利益诉求有显著影响,影响着农民工对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需求程度;农民工的利益诉求呈现出新的变化趋势,表现为农民工对社会利益的关注度在提高,对被关心和关注的需求强烈,重视自己是否被公平对待,关心政府职能和全民福祉问题,农民工利益诉求的多元化趋势明显,且存在鲜明的代际差异。面对农民工的利益诉求及其变化,应该给予农民工更多的人文关怀,创新农民工技能培训机制,健全农民工利益表达机制,保障农民工利益表达渠道畅通和得到及时的回应。     

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与农民工市民化能力

文章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从个体层面考察了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对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对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有正向显著影响。考虑到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与农民工市民化能力之间存在反向因果关系,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回归,发现这一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提高农民工的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有助于提高其市民化能力。异质性分析表明,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对“八零”后、与配偶和子女一起流动和无房且低技能等农民工群体的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发现,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通过健康提升机制、身份认同机制和劳动供给机制来影响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     

福利缺失视角下农民工城市就业生命历程分析

受制度性约束,农民工城市就业一直被排斥在城市福利之外。本研究借助生命历程理论、运用案例研究方法讨论福利缺失背景下农民工城市就业的生命历程。分析表明,农民工城市就业福利需求表现为务工前期收入效应稀释激发福利意识萌芽、中期收入增加受限转而谋求福利待遇改善、后期福利缺失引致城市融入链条断裂的生命历程,而这种收入与福利的需求转变是农民工城市就业福利缺失条件下追求自身阶段性收益最大化的一种理性渐变。针对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复杂性,同时考虑到农民工群体福利需求的现实紧迫性,应分层次分阶段推进福利供给和以需求最旺的福利项目为突破口的两条福利供给的选择路径。本研究还对我国福利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微观讨论。     

公共服务满意度、城市归属感与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基于福建省厦门、泉州两地的调查分析

本文基于2017年福建省厦门、泉州两地的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有序Logit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模型,系统考察了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存在明显的维度差异。从作用机制来看,城市归属感是公共服务满意度影响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一个重要机制,并发挥着完全中介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市民化的动因及效应分析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市民化现象日趋凸显,大量新生代农民工选择流出地城市或城镇作为未来的定居地。这种选择不仅源自于制度性安排的推动和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选择,更是城市现代性、外部结构因素的推拉效应、农民工理性需求和社会认同的心理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选择将对"流出地"带来政策导向效应、产业转型驱动效应、人力资源集聚效应和家庭纽带整合效应等一系列影响。     

农民工文化需求定位及其实现路径

农民工的文化需求问题是农民工在实现由农民向城市市民转变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从“城乡边缘人”的社会角色定位来分析农民工文化需求的特殊性,其有对农村传统文化的嬗变,也有对城市文明的认同和隔阂。农民工的文化建设要与他们的社会生活条件相适应,要探寻切实可行的实现农民工文化需求的路径。     

农民工社区融入的壁垒及突破路径

城市社区作为城市社会的缩影,为农民工提供了具体的生活场域,因此,农民工的社区融入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城市融入的状况。然而,当前社区分治模式的存在、社区交往圈的封闭以及社区利益表达机制的不健全,不同程度地制约了农民工群体社区融入的步伐,从而影响了其城市融入的进程。为此,应创新社区治理模式,完善社区内交往互动机制,健全社区利益表达机制,以尽快消除农民工社区融入的诸多壁垒。     

城市规模、人力资本积累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决定

本研究运用得分倾向值匹配(PSM)方法,分析了不同城市规模下人力资本积累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决定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中小城市人力资本积累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但是在大城市这种影响并不显著。而且,专用性人力资本积累对于中小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决定具有显著正影响。在运用需求可识别的Biprobit模型测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后,本文运用分位数处理效应模型(QTEs),分析了不同城市融入程度下人力资本积累对城市融入决定的影响。结果显示,在城市融入意愿不足时,通过增加人力资本积累会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决定,而且在大城市这种影响要高于在中小城市。相应的政策含义是,在放开中小城市户籍限制后,如果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融入中小城市,采取多方人力资本投入机制,增强他们的人力资本水平将是非常重要的政策手段。     

农民工家庭化迁移中的社会理性

社会理性是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重要动力机制。本文利用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调查数据,通过构建研究假说并进行实证分析,探讨了影响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社会理性因素。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第一,农民工在务工城市的异性朋友数对其配偶随迁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民工配偶随迁对其子女随迁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家庭化迁移以农民工满足核心家庭成员生理或情感上"失依"的需求为潜在激励的社会理性驱力;第二,农民工在务工城市的亲属规模对其配偶随迁和子女随迁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体现了家庭化迁移以农民工强化亲缘关系支持、构建城市社会网络支点为潜在激励的社会理性驱力;第三,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对其配偶随迁、子女随迁、随迁子女数和在城市就学的随迁子女数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民工配偶随迁对其在城市就学的随迁子女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体现了家庭化迁移以农民工"用脚投票"寻求与城市居民同等身份待遇、摆脱城乡二元体制排斥为潜在激励的社会理性驱力;第四,农民工对家庭团聚需求未满足状况的感知对其配偶随迁与子女随迁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体现了家庭化迁移以农民工缓解家庭伦理规范对其身份"合宜性"压力为潜在激励的社会理性驱力。家庭化迁移中的社会理性逻辑是迁移者"社会人"假定的有力证据,也预示着迁移行为范式由一元经济理性走向以社会理性为突出特征的多元理性。     

个人工资水平、家庭迁移特征与农民工城市消费--留城意愿的调节和中介作用分析

农民工城市消费受到个人与家庭决策两方面的影响。本研究构建了包括个人工资水平、家庭迁移特征与留城意愿的农民工城市消费理论框架,结合5省3524名农民工的专项调研数据,探讨个人与家庭特征对农民工个人城市消费的影响,并深入探讨两类特征对农民工个人城市消费的作用机制和影响路径。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对其城市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尤其是发展与享受型消费;第二,留城意愿对农民工城市消费水平也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迁移家庭完整度对其消费没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留城意愿间接地促进农民工的城市消费;第三,留城意愿在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与其城市消费之间起着正向调节作用,即农民工留城意愿越强,工资收入水平的提高对农民工城市消费的正向促进作用越大。     

住房状况、社会地位与农民工的城市身份认同——基于社会融合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结合2014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开展的社会融合调查数据,系统考察了住房状况对农民工城市身份认同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自有住房对农民工形成城市身份认同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处理效应模型纠正可能的选择性偏误后,所得结果依然稳健。(2)政策性住房对农民工城市身份认同的影响不显著。合理的解释是,当前以公租房为核心的农民工住房保障政策未能发挥有效作用。(3)作用机制的分析结果显示,主观社会地位认知是住房状况影响农民工城市身份认同的中间机制之一,即住房状况的差距使得农民工主观社会地位认知产生分化,进而导致其城市身份认同存在差异。     

进城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财政政策框架设计

近几年来，大批农民工涌入城市，农民工为城市的建设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但农民工进入城市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根据义务教育的公共产品性质，义务教育应采取以政府提供为主，市场提供为辅的方式。进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主要出现在义务教育阶段，因此政府应该对进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承担主要责任。     

基于社区融入视角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探析

城市社区是农民工市民化的过渡转换场域,农民工要融入城市,由农民变为市民,离不开城市社区这个社会化组织载体。从目前来看,农民工社区融入状况不尽人意,其原因可归结为两个方面,即制度因素和非制度因素。当前,我国具备了构建农民工社区融入机制的有利条件,因此,我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些有利条件,扎扎实实地搞好社区建设,通过转变社区管理理念、创新社区管理体制,健全社区服务和保障功能,开展社区教育培训,培育社区农民工组织,重视社区社会工作,加强宣传教育、营造融入文化等路径完善社区融入机制,大力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农民工“农转非”个人决策影响实证——以重庆市为例

基于城市融入的视角,通过对2014年重庆市农民工"农转非"意愿调查的实证,梳理农民工"农转非"的个人决策影响因素,并检验重庆市关于农民工"农转非"相关政策的效果。研究发现,城市就业、生活情况和农村联系情况对农民工将"农转非"的决策都有显著的影响。工作稳定性、家庭收入水平、城市住宅条件、城市社会保障参与度越高,在农村没有经济利益牵绊的农民工往往能够更好地融入城市,因而其"农转非"的倾向越强。据此提出: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投入力度;将农民工纳入城市住房公积金体系,并赋予优先分配权;完善土地弹性退出机制,创造和谐就业环境是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影响其"农转非"个人决策的重要策略。     

工会组织的制度变迁与农民工权益维护

近年来,农民工权益受损的问题备受全社会关注,引出了农民工的许多制度需求问题。制度需求必然要求制度供给,维护农民工的权益应该增加社会各方面的制度供给。本文着重从工会组织的制度供给入手,提出在工会组织文化、制度网络和制度内部设计等3个层面进行工会制度创新,以更好维护农民工群体的利益。     

农民工跨城市流动就业的工资溢价效应——对农民工频繁流动的一个解释

农民工进城后的就业具有高流动性特征,频繁地更换就业城市。本文利用全国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解析了农民工在城市间流动就业的发生逻辑及其经济回报。研究发现,农民工在同一城市就业无法获得持续的工资增长,而通过在城市间的流动能够获得工资溢价,从而形成了跨城市流动就业的"推力"和"拉力";"岗位搜寻"与"社会保险权益贴现"是农民工通过城市流动获得工资溢价的两个作用机制,一方面,农民工在城市间的流动就业扩大了岗位搜寻范围,进而提高了进入高回报岗位的概率,另一方面,流动性强的农民工更倾向于放弃社会保险,并以此换取工资补偿。进一步分析发现,高学历与低学历农民工均能通过流动获得工资溢价,但前者的"岗位搜寻"机制更强,后者的"社会保险权益贴现"机制更强。     

天津市农民工就业现状与收入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农民工调查数据,对天津市农民工的社会经济特征、就业状况和收入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农民工收入、福利待遇、劳动权益、就业服务、劳动力市场公平等方面存在较严重问题,教育和培训对农民工收入具有显著影响。为此,政府应该在劳动力市场机制、政府政策机制和社会机制等方面加大创新。     

城市规模与农民工工资溢价效应——基于教育-工作匹配视角

基于2013年中国居民收入调查项目数据(CHIP),本文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及工具变量法评估了城市规模对农民工工资的溢价效应及其产生的原因。工资溢价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即使控制住生活成本,城市规模与农民工工资水平之间仍呈显著正相关;进一步分不同城市规模的回归结果显示,大城市及特大城市的城市规模对农民工工资有显著影响,而中小城市规模与农民工工资无关。究其原因,根据对不同规模城市农民工教育-匹配程度测算,城市规模越大越有助于农民工教育-工作相匹配;考虑农民工教育-工作匹配后的收入效应,大城市农民工的工资溢价效应由农民工从事的行业及职业决定,特大城市农民工的工资溢价效应主要由农民工自身能力决定,即验证了教育-匹配程度是城市规模影响农民工工资溢价的重要作用机制。该结论有助于科学制定城市发展政策,并为农民工职业发展提供有效途径。     

就业歧视与建立农民工就业服务体系研究

农民工的就业直接关系其在城市的生存和发展,但农民工在城市遭受到了就业歧视是多方面的,这些歧视,不仅严重打击了农民工的就业积极性,而且对经济、政治、社会都造成大的危害,导致了不同群体的矛盾,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就要求政府应该采取措施消除就业歧视,改善农民工的就业服务现状,加强农民工就业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改变政府的就业服务管理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