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权、确权方式和农地流转——基于浙江省522户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浙江省11市522户农户的调研数据,实证检验确权、确权方式与农地流转的关系。主要的研究结果,确权能显著促进农地流转,且对户主年龄超过55岁或户主常年外出打工的农户,确权的农地流转效应更大;确权不确地比确权确地的农地流转效应更大,且对户主年龄低于55岁或户主未常年外出打工的农户,确权不确地的农地流转效应更大;农地流转的不同对象影响农地确权方式的选择,较高的农地流转市场化程度会激励农户采取确权不确地的方式。因此,各地不仅应积极推进农地确权政策的落实,而且要从各地实际出发,针对农地流转的不同对象因地制宜地选择确权确地或确权不确地的确权方式。     

农地流转、禀赋效应及对象歧视性——基于确权背景下的IV-Tobit模型的实证分析

农户对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所普遍存在的禀赋效应,将导致农地流转市场效率低下。对此,本文基于禀赋效应中"人对物"、"物对人"及"人对人"的3类互动关系,构建"农地确权—农地特性—交易对象—禀赋效应"的分析框架,揭示农地禀赋效应的成因及其对象歧视性根源。利用全国4105个农户样本构建IV-Tobit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农户的禀赋效应具有对象选择性与歧视性。特别是当农地流转对象是规模经营主体时,农地确权是显著增加农户的禀赋效应的重要因素,即使强化外出就业政策的扶持力度以化解农户对农地保障价值的依赖性,亦无法降低其农地禀赋效应。由农户与农地的情感关联所决定的农地心理价值的不可替代性,是诱发农地禀赋效应的重要根源。本文有助于深化对我国农地流转市场特殊性的认识。     

新一轮农地确权:福利效应、差异测度与影响因素

本文在农地确权福利效应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实地调查数据,考察了农地确权前后农户福利变化情况及农户之间福利差异,并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探讨了引起农户福利变化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地确权后农户福利水平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但农户间福利水平差距缩小;农地确权政策宣传情况、农户参与意愿和农地确权整体满意度对农户福利变化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农户户主年龄和村庄地理位置显著地负向影响农户的福利变化。从分位数回归结果来看,农户户主年龄在低端和高端分位点上对其福利变化的影响更加显著,而耕地面积在中分位点上更加显著;地理位置对农户福利变化的影响在中分位点上显著且其系数有上升趋势;确权颁证只能显著提升中高分位点上的农户福利变化的幅度;农地确权了解程度对农户福利变化影响的整体趋势是先增加后减少,农地确权参与意愿和整体满意度对农户福利变化的影响趋势为逐步增大。     

农地确权对农户兼业的影响研究——基于农地流转的中介视角

农地确权政策和农地流转对农户兼业有其内在影响机制,本文探究农户兼业化程度的提升路径,为克服中国农业规模发展局限性、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提高农民收入提供政策依据。从经济学理论出发构建单期影响农户兼业的最优化数理模型,借助华中三省897个农户微观数据,运用IV-Probit模型、PSM模型探究农地确权对农户兼业选择及兼业化程度的影响,检验农地流转在农地确权对兼业化程度影响中的中介作用机制,并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明晰的农地产权使农户更有可能选择兼业,同时显著提升农户兼业化程度;农地流转具有明显的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为11.67%,且主要来源于农地转出;农地确权对小规模农户、农地细碎化程度高及农资投入低等农户的兼业化程度提升效果更明显,且进一步发现在兼业类型上农户可能选择务工而非自种或自营;在兼业地区上农户可能选择本县外的区域。因此,要切实做到“确权到户、确权到位、精准确权”,通过结合农地流转更好发挥确权对农户兼业的提升效果,以早日实现乡村振兴。     

农地确权真的促进农地转出吗——基于农地依赖的调节效应分析

学界关于农地确权是否促进农地流转尚未达成统一共识。本文构建农地确权、农地依赖影响农地转出行为的理论框架,采用Probit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探究农地确权对农地转出行为的政策效应,以及农地依赖在农地确权对农地转出行为影响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农户对土地的禀赋效应并非完全存在,农地依赖呈现分化特征;农地确权对农地转出行为具有促进效应;农地依赖在农地确权与农地转出行为的关系中起负向调节效应,农地依赖会抑制农地确权对农地转出行为的促进效应。未来中国应加快运用和拓展农地确权成果,推动农地流转和保障农地产权;依据农户的农地依赖程度,因户制宜、分类治理;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培育农地流转市场。     

劳动力流动、农地确权与农地流转

本文利用2011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从劳动力流动的角度考察了农地确权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地确权不仅使农户的农地转出概率显著提高,明显增加流转面积,而且有助于保障农户的权益,激励劳动力外出就业,进而推动了农地流转。在劳动力流动与农地三权分置背景下,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有效促进农地流转、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等提供了参考。     

金融知识对农民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基于农地确权颁证调节效应的分析

本文阐释了金融知识影响农民农地流转行为的机理,并引入农地确权颁证变量,根据陕西908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知识对农民农地流转选择及流转规模的差异化影响以及农地确权颁证对金融知识影响农民农地流转行为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表明,金融知识对农民是否流转农地及农地流转规模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农民农地转入行为的影响大于对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研究进一步证实,农地确权颁证对金融知识影响农民农地流转行为发挥了调节作用,即通过提升农地产权强度和强化农地禀赋效应等抑制了金融知识对农民农地转出行为的正向影响,但增强了金融知识对农民农地转入行为的促进作用。因此,需从加强金融知识宣传教育、推进农地确权颁证以及与之相配套的系列改革措施等方面促进农民农地流转参与理性决策。     

确权、市场信念与农地流转契约选择：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文章以中国新一轮农地确权为背景,将制度经济学、制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相结合,将市场信念纳入确权对农地流转契约选择的分析中,阐明"确权—市场信念—农地流转契约选择"的作用机制。认为农地确权对农地流转契约选择的影响并非简单的直接作用,而是通过市场信念的形塑对农地流转契约选择行为产生影响,促使农户作为市场理性决策者行事,农地流转交易从身份交易转向匿名交易。文章构建的"确权、市场信念与农地流转契约选择"的理论框架,有利于明确农地确权对农地流转行为的中介作用路径,进一步拓展农地流转研究的理论视角。     

农地确权对农户流转行为的影响与路径

<正>近期,部分学者就农地确权与流转的相互关系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值得关注。客观上讲,当前部分学者的研究缺陷在于偏向以单一经济学理论解释农户流转农地行为,且所选论据存在个别化和短期化的倾向。实际上,深析农地确权与农地流转的关系,应拉长时间跨度,引入多因素进行研究。通过具体分析影响农地流转的各方面因素,进一步明晰确权对农地流转的影响机制呈现多路径、滞后性特征,并引出有关农地确权工作的下     

新一轮农地确权对农地流转数量与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CRHPS)数据

本文利用2015年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CRHPS)数据系统分析新一轮农地确权对农地流转数量和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新一轮农地确权促进农地流转数量的增加,使农户参与农地转出的概率平均提高6. 36%,同时使农户农地转出面积增加0. 538亩;在农地流转质量上,新一轮农地确权促使农户将农地有偿流转给非本村或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促进农地流转的市场化,但确权并未促进农地流转期限的长期化。因此,应继续推进新一轮农地确权,做好收尾工作,同时进一步完善农地流转相关配套措施,为有效发挥农地确权效果提供条件。     

农地确权是否扩大了信贷可得性的贫富差距

确权在整体上增加了农户的信贷机会,但在农户之间这种机会并不是均匀分布的。通过理论分析本文认为,对低收入农户来说,确权因强化了土地"禀赋效应"而只能有限地提高信贷可得性。对经营能力强的高收入农户而言,确权可通过土地"安全效应"而较大程度提高信贷可得性。本文利用河南省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和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的实证分析发现:确权之前,高收入农户的信贷可得性比低收入农户高46.03%;确权之后,高收入农户信贷可得性是低收入农户的106.88%,两者信贷可得性的差距增加了一倍多。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农地确权之所以扩大了不同收入农户信贷可得性的相对差距,主要是因为农地流转的调节效应。     

农地确权、要素配置与种植结构：“非粮化”抑或“趋粮化”

完善农地产权保护是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保障。农地“非粮化”问题日益被学界关注,但较少有研究分析农地确权对农地种植结构的影响。基于中山大学公布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6年数据,采用IV-2SLS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农地确权对农地种植结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农地确权总体上会正向显著影响农户粮食作物种植。(2)农地确权通过影响农业生产要素配置,进一步影响农地种植结构,农地流转、家庭劳动力配置在影响机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农业资本投入为遮掩效应。农地流转、家庭劳动力投入正向影响农地粮食作物种植比例,农业资本投入负向影响粮食作物种植比例。(3)农地确权对农地种植结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差异,对未发生过农地调整的村庄农户粮食作物种植行为影响更显著。因此,农地确权会诱导农地种植“趋粮化”,而不会带来“非粮化”问题。完善农地流转市场、适当鼓励外出劳动力返乡,将有助于抑制“非粮化”问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保持农村土地政策稳定性,避免频繁的耕地调整,可以有效保障农地确权政策效应的发挥。     

新一轮确权对农户农地转出的影响机理

基于农地流转市场是情感市场和要素市场的特征,结合集成行为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构建"农地确权→心理认知+交易成本→农地流转"的分析框架。利用广东省9个市的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实证研究得出:确权使农户农地转出的参与性提高15%,户均转出面积增加0.34亩,转出年租金率每亩提高230元,转出签订书面合约的可能性提高52.9%;确权通过转出态度、社会规范、控制认知、交易成本四个中间机制对农户农地转出的参与性产生影响,其中,转出态度的传导效果最大,交易成本的传导效果最小;心理认知机制和交易成本机制具有交互效应,确权后,交易成本的降低能够提高农户农地转出态度的积极性、增强社会规范的影响力、加强农户农地转出的认知控制,从而促进农户农地转出。     

确权减少了农地抛荒吗——源自川、豫、晋三省农户问卷调查的PSM实证分析

土地确权登记是充分保护农民权益、完善土地承包关系和促进农地经营权市场化交易的重要措施。本文在梳理学术界有关新一轮农地确权研究的主流观点及其理论依据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上阐述了确权与农地抛荒的逻辑关系。在确权的不同阶段,确权政策使农地抛荒减少的影响存在差异:在确权实施阶段,确权引致的产权不稳定诱发农户对抛荒农地复耕;而在确权过后,随着产权排他性增强,农地流转交易费用的下降,农户会权衡收益对农地使用方式进行重新调整。基于来自四川、河南和山西3省645个农户的系统抽样问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农地确权显著减少了农户的农地抛荒行为。但是,农户减少农地抛荒主要是通过增加对自有农地的耕作,而非通过农地流转实现,表现出暂时性复耕的特征。必须将农地确权与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促进农地市场发育、规范农地使用立法以及提高群众认同教育相结合。     

农地确权与农户要素配置的逻辑

农地确权会如何影响农户生产要素的配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文章认为:(1)农地确权在强化农地产权改善农地潜在价值的同时,将诱导农户不断提高其转出农地的保留价格,从而抑制农地流转。(2)农地确权并不必然促进农户对农地的长期投资,在农民倾向于非农就业的情景下,投资土地进行农业生产并非是有效的行为选择,甚至存在农地非农化的风险。(3)在小农经营格局下,农地确权对抵押贷款市场的促进作用将是有限的。因此,农地确权并不必然存在促进农地流转、诱导投资激励、改善信贷可获性的内在逻辑。作者强调,挖掘农地确权的制度红利,关键在于盘活农地经营权,通过迂回投资、生产性社会化服务,从而将农户卷入分工经济。     

农地确权对农户土地转出的影响机理研究交易成本和禀赋效应的双重中介作用

[目的]在土地流转发展缓慢而农地确权工作已经完成之际,基于农地确权对土地转出的影响研究中产权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两派观点的分歧,同时引入交易成本和禀赋效应两个中介变量,深入研究农地确权对农户土地转出的影响机理,将有助于推进农地确权成果应用以及农地流转制度的完善。[方法]文章使用CHARLS2018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和一元并行多重中介模型实证分析农地确权对农户土地转出的影响机理。[结果]（1）确权促进了土地转出,使土地转出的概率提高了6.60%;(2)确权非但没有降低反而提高了交易成本,进而抑制了土地转出;（3）确权有利于增强禀赋效应,但禀赋效应反而促进了土地转出;（4）中介效应上交易成本和禀赋效应为部分中介作用,交易成本中介效应比例为-10.46%,禀赋效应中介效应比例为13.35%,从而禀赋效应的中介作用更强并能强化确权对土地转出的促进作用。[结论]农地确权工作有其正面的成效,但还需完善政策并建立配套制度以克服负面效应,建立土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和交易平台,宣传普及农地确权和相关“三农”政策,提高农户认知,同时还需防范禀赋效应过强和流转租金过高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新一轮农地确权何以影响农地流转?——来自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证据

本文通过识别出农业生产激励、交易费用、交易价格以及农村要素市场联动四种中间传导机制,构建了"农地确权—中间传导机制—农地流转"的理论分析框架。然后,本文基于2011年和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全国追踪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对农地确权影响农户农地流转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农地确权在整体上并不影响农户农地转出,但会抑制农地转入;(2)对于发生过农地调整、有公交车到达以及农业机械化程度较低的村庄,农地确权更能促进农户农地流转;(3)农地确权通过农业生产激励和交易费用机制抑制农户农地转出,并通过交易价格机制对其产生促进作用;(4)农地确权通过农业生产激励促进农地转入,并通过交易费用机制对其产生抑制作用。     

农村异质性资源禀赋、宅基地使用权确权与农户宅基地流转:理论与来自湖北省的经验

农村自然环境、地理区位、经济区位等资源禀赋的差异使得农户对宅基地使用权确权的制度效应的敏感度不同,并可能导致他们不同的宅基地流转响应行为。本文试图在分析宅基地使用权确权的制度效应基础上,利用倍差法和有序Probit模型分析近郊农村、远郊纯农村和远郊风景秀丽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确权对农户宅基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以评价确权的政策实施绩效,期待能为提高农村宅基地配置和利用效率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证支持。研究表明:(1)宅基地使用权确权仅在近郊农村对农户宅基地流转行为有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而在远郊纯农村和远郊风景秀丽农村不存在显著影响。(2)除确权因素外,户主年龄、农户家庭人口数、农户家庭非农就业人数占比和宅基地拥有状况对农户的宅基地流转行为也存在较显著的影响,但在3类农村地区的具体影响存在一定差异。研究认为,在当前中国农村宅基地产权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宅基地使用权确权是保障农户权益、促进农村闲置宅基地合理流动的重要举措,但应根据农村资源禀赋的差异执行差别性的宅基地确权和流转管理政策。     

农地确权对农户参与土地合作的影响——基于广东农户抽样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基于广东249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构建二元logit模型,实证检验农地确权对农户参与土地合作社的影响,结果表明,农地确权对农户参与土地合作社有显著促进作用,且PSM检验结果稳健。户主文化程度、家庭总收入与承包地质量对农户参与土地合作社有显著正向影响,非农就业技能培训频率、收入水平与上年相比较等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参与土地合作社。可见,持续深入推进农地确权,完善农地确权工作,可有效增进土地合作社发展,提高农民生产组织化程度。     

农地确权、产权状态与农业长期投资——基于新一轮确权改革的再检验

本文基于2010~2015年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搭载问卷面板数据,结合全国新一轮农地确权工作进程的差异,使用双重差分法和三重差分法考察了农地确权对农业长期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现阶段农地确权显著提高了与特定地块相连的农业长期投资——农家肥投资。农地确权对农家肥投资的影响在经历过土地调整的农户中更大,表现出一定异质性。此外,农户对自有农地的农家肥投资水平高于转入农地,这种不同农地产权状态间的农家肥投资强度差异会因农地确权进一步扩大。最后,农地确权对于与特定地块不相连的农业长期投资——农业机械投资并无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