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社治理的成员态度与参与行为——以鲁陕2省672位果农调查为例北大核心CSSCI

成员从惠顾、投资、管理三个维度积极参与合作是合作社成功的基本条件,然而,成员参与程度低却一直是困扰我国农民合作社发展的突出问题。本文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了一个合作社成员态度与参与行为的分析框架,利用合作社成员微观调查数据分析了合作社治理的成员态度及其影响因素,并进一步考察了成员态度对参与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成员对合作社利益分配、服务供给、管理制度持满意态度的比例总体偏低;个体特征因素对合作社治理的成员态度不存在显著影响;经营特征、组织特征、社会资本和认知特征等因素对合作社治理的成员态度具有不同程度及方向的影响;积极的成员态度对参与行为也具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     

合作社治理的成员态度与参与行为——以鲁陕2省672位果农调查为例

成员从惠顾、投资、管理三个维度积极参与合作是合作社成功的基本条件,然而,成员参与程度低却一直是困扰我国农民合作社发展的突出问题。本文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了一个合作社成员态度与参与行为的分析框架,利用合作社成员微观调查数据分析了合作社治理的成员态度及其影响因素,并进一步考察了成员态度对参与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成员对合作社利益分配、服务供给、管理制度持满意态度的比例总体偏低;个体特征因素对合作社治理的成员态度不存在显著影响;经营特征、组织特征、社会资本和认知特征等因素对合作社治理的成员态度具有不同程度及方向的影响;积极的成员态度对参与行为也具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     

农民合作社治理僵局：何为、为何与何如

合作社治理僵局已成为合作社发展困境的突出现象,本文从“僵局呈现-僵局伏笔-僵局遭遇-僵局破解”的叙事逻辑对合作社治理僵局进行了解读。分析显示,我国合作社发展之初就存在着成员边界模糊及成员身份异质性特征、缺失的共同利益与薄弱的互信基础、成员间风险共担机制不发育等多重治理陷阱,为合作社治理困境埋下了伏笔。随着合作社的发展,其治理陷阱在财政补助形成财产以及公积金权属不清、业务多元化与治理单元、要素化转型和功能实现等冲突中逐渐显露。在多重冲突的交织下,合作社治理呈现出无效均衡状态,进而陷入治理僵局。关于合作社的治理僵局,可以从合作社章程救济、异议成员除名、异议成员股份收购、合作社分立或解散、视为空壳社清理等途径进行破解。     

市场视域下农民专业合作社章程的有效自治

农民专业合作社章程应该是全体成员参与的意志表达,具有共同的认同感和一致的行为规则,对外展现的是作为一类"特殊"经济组织的特征表达。而实践中,由于合作社内部市场势力的作用,章程往往"脱嵌"于合作社,成员更多地将它视为治理目标,而忽视它的手段作用。特别是在当今合作社成员异质性差距较大,部分成员长期沉溺于依附情结,外部市场对于合作社内部市场巨大打压下,章程的工具价值被束之高阁;加之,与"墙下章程"的冲突,造成了合作社治理的内卷化,使章程自治能力的有效射程被大幅度削弱。面对以上出现的问题,通过增强合作社内部的自组织性,转变合作社管理理念,实现章程性质再造,进而形塑一个"知行合一"的合作社章程。     

信任视角下合作社成员持续参与影响研究——以云南省为例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带动农村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成员的持续参与是合作社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文章从信任视角出发,基于实地调研数据,实证研究合作社成员持续参与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信任正向显著影响合作社成员持续参与意愿,信任可以通过组织认同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成员持续参与意愿。基于此,合作社应提升成员信任水平,提高成员组织认同感,规范内部制度,进而提升合作社成员持续参与意愿。     

纵向协作程度对合作社收益及分配机制影响——基于4个案例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对4家奶农合作社的案例分析发现,农民合作社的纵向协作程度通过合作社总收益和合作社利益分配两种作用机制影响合作社社员收益。其中,奶农合作社纵向协作程度越高,合作社总收益越高;纵向协作程度影响合作社利益分配机制的公平性,二者呈"倒U型"曲线关系。奶农合作社的纵向协作程度与社员收益之间并不存在着单一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出纵向协作程度为半紧密型合作社与紧密型合作社社员的收益大体相近,且均高于松散型合作社社员收益的特征。为此,需要加强合作社的产业化程度和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管力度,合理协调异质性成员的权利,实现合作社与社员"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双赢局面。     

民主增进与社会信任提升：对农民合作社“意外性”作用的实证分析

尽管农民合作社制度设计的初衷是让其发挥经济功能,但其中蕴含的非经济作用也会在组织运行中"意外性"地显现出来。本文借鉴SCP分析范式,构建了"合作社的组织结构—成员民主、社会交往行为—合作社的民主与社会信任效应"的分析框架,利用2018年黄淮海农区1020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对农民合作社能否增进民主、提升社会信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加入合作社能够增加成员的民主认知,进而促进成员民主参与的积极性,而且加入合作社会提升成员的特殊信任,并通过递移和跃迁强化普遍信任。具体而言,加入合作社可以使预期的农户民主参与概率提升2.90%,普遍信任评分提升4.34%。农民合作社具有增进民主、提升社会信任的作用。因此,要支持引导农民合作社发展从专业化、经济型向综合化、社会型转变,促其在乡村治理、农村社会和谐方面发挥更多作用。     

成员异质性视角下合作社规范化发展问题研究——以青岛市SSC果蔬专业合作社为例

文章基于成员异质性的角度,以青岛市SSC果蔬专业合作社为例,运用个案研究法从资源禀赋、利益诉求、参与水平、角色作用四个维度出发,对合作社规范化发展的问题展开了研究。研究表明,成员异质性在产权结构、利益分配、控制权、风险承担和民主管理四个方面影响合作社的规范化发展,具体表现为合作社产权结构、控制权向核心成员"漂移"、利益分配体现核心成员意志、风险承担能力弱化和民主管理失衡。基于此,本文认为仅依赖传统的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路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成员异质性的影响,而"三变改革"与合作社的对接措施是成员异质性问题解决的新路径。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合作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从微观层面建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合作意愿及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并利用对江苏省30个农民专业合作社243户成员的调查数据和有序Probit模型,对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的合作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在参与合作中普遍缺乏投资入股、稳定惠顾和扩大产品生产规模的强烈意愿,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尚未形成稳定发展和持续成长的内在机制;成员的合作认知水平、获得的合作收益及其满足程度、对管理层的信任程度、合作社盈余返还分配制度和社员股金制度是否健全以及成员在合作社中的某些角色差别,是影响成员合作意愿的主要因素;此外,合作社实行自由退出制度、家庭经营产品的价格波动幅度大对成员扩大经营规模的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信任困境、合作机制与“资产收益扶贫”产业组织发展——一个农业龙头企业垂直解体过程中的策略与实践

作为产业扶贫的重要内容,"资产收益扶贫"模式被广泛试点。但是,龙头企业与合作社缺乏稳定的合作机制,成为困扰该模式发展的主要瓶颈。"玖兴模式资产收益扶贫"利用了三级"链式"合作机制,通过"混合"治理方式实现对产业链上机会主义的纵向治理,取得显著效果。本文以"资产收益扶贫"模式下的产业组织垂直解体过程为着眼点,结合信任困境的博弈分析,构建"公司+合作社+贫困户"产业组织模式下的合作机制及条件。玖兴案例的分析结果显示,"第三方参与+公司监督权"(显性契约机制)、"重复博弈+分配剩余控制权"(关系契约机制)和"经济行为嵌入社会网络+声誉"(隐性社会契约机制)是减少公司信任困境的合作机制,可以促进"资产收益扶贫"模式下公司与合作社的合作发展。     

退出与呼吁:合作社的功能转变与治理变革——基于SH镇农心合作社的个案观察

从关系动员助推合作社成长,到话语策略争取合作社项目,农心合作社走过了从产业支撑到项目支持的四个发展阶段,合作社从一种发展期待变为乡村社会新的治理场域。从发展历程与功能转变的角度来理解合作社治理中的困境,有利于还原合作社治理的场域与合作社治理创新的着力点。借助"退出-呼吁"理论,在对农心合作社的个案观察中发现:退出行动的跨度决定了呼吁行动的强度。会员村庄关系网络的动员能力决定了呼吁行动的特征。而治理机制的完善使退出行动不断减少,呼吁行动也不断呈现理性化特征。     

农民合作社与精准扶贫协同发展机制构建: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农民合作社的制度安排具有益贫性的显著特征,这使其能够成为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的理想载体。农民合作社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不合理的根本原因在于普通农户无股权,使合作社与普通农户之间难以建立起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整合国家财政扶贫资源与合作社进行对接,再吸纳贫困农户的自有资源,一方面有助于依托合作社推动建立产业扶贫、资产收益扶贫、合作金融扶贫与农业科技扶贫相结合的精准扶贫体制机制,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提高贫困农户在合作社中的股权份额,改善合作社的产权构成,使贫困农户能够更好地参与合作组织并逐步提升合作自治能力,推动合作社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走上转型升级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异质性成员关系下的合作均衡——基于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成员关系的研究

从同质性成员合作的囚徒困境到异质性成员的合作均衡,收益大的成员将成为合作的发起人。但在农业合作社中,"民主管理"以及"严格限制分红"等传统合作社原则将会影响到大户的合作收益。本文以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成员关系为例,运用合作博弈方法从投资激励和谈判力量两个层面建立概念框架,从合作收益分配的视角对他们之间的合作动因进行剖析,然后对目前农业合作社中专业大户带动小户的合作均衡进行探讨,认为市场供求状况是促使大户与小户合作的重要因素,从而弱化了大户在带动小户合作时对政策性推动的依赖。     

合作社的“理想类型”及其实践逻辑

本文构建了一个基于成员资格同质性、成员角色同一性和治理结构耦合性的"三位一体"的合作社"理想类型",基于对合作社"理想类型"实践逻辑的分析及其与现实的比照,进一步辨析了我国现实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质性与治理结构的特征及其成因,并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本土性实践与发展给出了理论阐释。     

合作社类型、治理机制与经营绩效

治理机制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有效运营的关键,其完善程度影响经营绩效。本文基于中国4省(区)7个地级市221家农民合作社的访谈问卷数据,探究以合作社为纽带的产业化经营组织类型、治理机制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合约治理不仅对合作社经营绩效产生直接的正向影响,还能通过促进关系治理间接提升经营绩效,合约治理与关系治理存在互补而非替代关系;不同类型合作社的合约治理程度存在显著性差异,但关系治理水平较为相似。相较于公司从属型合作社,原生型合作社的合约治理水平较低,公司主导型合作社的合约治理程度较高。因此,合作社需要审视缔结的产业化经营组织特征,妥善运用合约治理与关系治理两类机制,提高合作社经营绩效。     

农民合作社发展中政府行为逻辑:基于赋权理论视角的讨论

农民合作社发展中的政府行为是合作社理论与实践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我国强势政府全面治理的情境中,农民合作社与政府之间存在着不对称的相互赋权关系,而政府拥有较大的干预优势和作用空间。本文从赋权理论视角,基于我国政府与农民合作社的现实关系状况,揭示了合作社发展中政府行为的动因、维度及作用机制,研判了合作社发展中政府赋权行为的     

林农参与林业合作社意愿及行为分析——以北方农牧交错带为例

基于北方农牧交错带辽宁省西北地区的199份林农调查数据,运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从户主特征、家庭特征、林业经营特征、政策因素4个方面分析林业合作社林农参与意愿及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并对差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影响林农参与意愿的显著因素主要有是否确权、种植年限、种植林种;影响林农参与行为的重要因素有是否确权、是否打工、种植林种、林业政策、林业收入占比;交叉分析显示有意愿参与林业合作社的林农中最终仅有32%的农户实现了参与行为;造成林农参与意愿及参与行为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林农对林业合作社的认知缺乏、林农所在村庄没有林业合作社、林农对林业合作社需求有限。     

合作社治理:文献综述

目前学术界对合作社治理的研究集中在探讨合作社治理问题和治理机制两个方面。治理问题主要包括合作社内部经理人的代理问题、合作社内部中心社员对外围社员的剥夺问题、由于成员异质性导致的社员冲突问题以及对社员专用性准租的保护问题。在合作社的治理机制方面,现有文献集中探讨了理事会与合作社治理,产权结构与合作社治理,退出权、投票、异议与合作社治理,社会因素与合作社治理等问题。     

农民合作社制度的规范分析与实证考量

合作社制度是与时俱进的,理念也经历了革新与调整,而社员身份的同一性、成员民主控制、按惠顾额分配盈余和资本报酬有限的特征却从未改变,这些原则构成了合作社的制度内核,在现今我国农民合作社的实践中表现为"民办、民管、民受益"的核心原则。我国合作社法实行至今的十年中,农民合作社在经济环境变迁中不断地适应与进化,却也出现背离核心原则的异化。异化问题表面看起来是合作社治理结构的规范问题,但实质是市场竞争背景下,在合作社追求规模与经济效率的目标下,偏离合作原则的必然行为选择。只有改变合作社发展的导向与环境才能减少这样的行为选择,使合作社回归本源,发挥功效。     

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否提高成员的收入?——基于参与模式的考察

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否促进农民增收、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农民增收,这是学界对合作社研究的关注焦点之一。本文通过构建成员参与模式影响其收入的分析框架,基于四川省672位成员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多值处理效应模型(MTEM)综合分析参与模式与成员收入提升之间的因果效应,并进行分组讨论,结果表明:随着成员参与合作社的模式由消极向松散和紧密转变,其农业人均收入分别提高2.82%和4.00%,家庭人均收入分别提高3.58%和6.89%。特别地,小规模经营和低收入组成员更容易从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中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