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品贸易对中国的增长效应研究

中间品不仅决定着未来消费品与资本品的生产规模,也影响着未来国内消费与国际贸易,所以中间品的资源优化配置对一国(地区)至关重要。本文利用对偶分析方法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中间品贸易价格与中间品净进口对最终品(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增长效应,并通过编制ISIC—SITC—BEC对接表,运用中国1998—2011年的面板数据对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间品贸易价格上升会导致最终贸易品与最终非贸易品的产出减少;进口中间品会增加最终贸易品与最终非贸易品的产出;总体上中间品贸易对贸易品的影响作用比非贸易品大;其中对资本品贸易增长效应较大的多为技术密集型行业,而对消费品出口贸易增长效应较大的多为低技术密集型行业。     

机器人进口与生产率进步——基于进口产品类型的动态结构式估计

明确区分企业在国际上采购不同类型产品对生产率增长的异质性作用,不仅有助于政府制定贸易发展的政策,同时也有助于国内国际双循环全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本文通过构建涵盖进口决策、研发投入以及企业生产率的动态结构模型,分别考察了机器人、其他资本品和中间品进口对企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并在反事实分析中对资本品和中间品关税在贸易自由化中的作用进行量化。本文发现其他资本品进口具有最强的生产率效应,其次为中间品,机器人进口的生产率效应最小。一方面,三类进口均会对生产率产生即时影响,但只有其他资本品进口和中间品进口具有动态生产率效应。另一方面,其他资本品和中间品进口具有显著的研发诱导效应,但在机器人进口方面则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该效应的存在。此外,资本品关税的自由化相比于中间品关税具有更好的效果,这为中国关税结构的调整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进口产品结构与产能利用率：溢出效应抑或替代效应

本文基于中国28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进口产品结构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品和中间品进口份额增大对产能利用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消费品进口份额增大对产能利用率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资本品进口借助成本节约和技术创新机制提升产能利用率，中间品进口借助技术创新机制提升产能利用率，消费品进口则无法凭借成本节约和技术创新机制改善其对产能利用率的抑制作用；资本品和中间品(消费品)进口份额增大对产能利用率的促进(抑制)作用在产能利用率较高地区和大城市更为明显。     

我国中间品进口商品结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中间品进口会促进技术创新,但不同商品结构中间品带来的效应是否相同?构建中间品进口商品结构影响技术创新的理论模型,根据2000—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选取13个我国主要中间品进口来源国(包括8个发达国家和5个发展中国家),利用我国2000—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中间品进口商品结构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总体上资源类初级产品、农业资源型制成品和低技术工业制成品的中间品进口显著地抑制了我国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而其他类初级产品、其他资源型制成品以及高技术工业制成品的中间品进口显著地促进了我国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对于中技术工业制成品的中间品,从发达国家进口对我国技术创新的作用不显著,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则显著地抑制了我国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     

要素价格负向扭曲与中国企业进口中间品多样化

企业进口中间品多样化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实现技术进步、追赶国际技术前沿的有效途径,也是新贸易理论框架下进口贸易利益的来源之一;但在国内要素价格负向扭曲条件下,生产要素与中间品相对价格变小,从而导致包括进口中间品在内的中间品投入种类减小。基于上述判断,本文以中国数据为例,实证研究企业要素价格负向扭曲对其进口中间品多样化的影响,从而为分析市场扭曲与贸易利益的关系提供一个经验事实。本文认为:中国要素价格扭曲呈现递增趋势,企业中间品进口多样化呈现递减趋势;要素价格扭曲降低了企业进口中间品多样化水平,这一降低作用对于外资企业、私营企业、东部地区和一般贸易更明显;而且劳动力要素价格负向扭曲的影响大于资本价格负向扭曲;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本文政策含义是,尽快实现国内要素价格完全市场化有利于企业在国际市场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特别是摆脱企业对低工资、低价格的过度依赖而丧失技术创新和模仿的机会,从而最终实现中间品多样化和贸易利益。     

进口中间品质量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基于影响渠道的分析

通过使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测算出企业进口产品的质量,分析进口产品质量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影响渠道,结果显示:企业进口高质量的资本品、中间品以及消费品能够提升企业生产率;企业进口高质量产品能够通过加剧行业竞争,促进企业提升生产率,提高竞争力;企业进口高质量产品的技术创新效应不同,资本品和消费品的技术创新效应为正,中间品为负;中间品技术创新效应为负的原因是加工贸易中的来料加工占据中国中间品进口的大部分且其技术创新效应为负。     

论文化商品贸易的光环效应——基于中国进口市场的实证研究

文化商品贸易的光环效应是指消费者通过消费文化商品而逐步认同和偏好一国的文化价值观念,进而更加偏好从该国进口的其他消费品。本文以中国市场为例,选取1996—2015年美、日、德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文化商品和消费品的出口数据,建立SDAIDS模型分析文化商品贸易所产生的光环效应。结果表明:在中国市场上文化商品贸易存在着光环效应;在电子类和奢侈品类商品上,文化商品的光环效应较强;在家具类和时尚类商品上,文化商品的光环效应相对较弱;在文化商品光环效应的影响之下,美、日、德等国在中国消费品进口市场上呈现出了不同的竞争关系。由此可见,大力发展文化商品贸易,推动文化商品出口具有重要的意义。     

进口关税存在产业保护效应吗——基于1998～2017年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1998～2017年中国进口关税和行业相匹配的面板数据,从不同时间维度实证分析最终品和中间品关税对生产者的影响及其行业异质性,以考察关税是否存在产业保护效应。结论表明:在短期,最终品关税存在一定的产业保护作用,而中间品关税任何时候都对行业利润具有负效应。关税效应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在消费品行业,关税完全不具有保护效应;在农业相关行业,降低中间品关税会大幅提升行业利润;在高技术行业,短期内降低最终品关税能通过技术外溢效应促进该行业发展,其他行业的利润都会随着中间品关税的下降而增加。机制分析表明关税会通过"逆价格优势"效应和"逆成本优势"效应最终影响行业利润和产业发展。     

最低工资与进口中间品质量

文章以中国2004年实施《最低工资规定》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对最低工资政策与进口中间品质量的因果关系进行识别。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可以显著促进进口中间品的质量升级,该结论在一系列识别检验以及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最低工资政策可以通过“相对价格效应”和“优胜劣汰效应”两个渠道提高进口中间品的质量水平;最低工资政策对进口中间品质量的影响效应会受到地区人口禀赋和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得出,对于持续进口企业来说,最低工资政策主要影响了企业进口中间品质量变动的组内效应、组间效应和进入效应。文章的结论为中国政府如何将提高进口的“质”与保障民生的政策目标联系起来提供了一定的经验依据。     

要素价格扭曲会阻碍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吗——基于中国的经验证据

本文分别从理论与实证两个层面探讨了要素价格扭曲对产品质量的影响。在理论层面论证了劳动力、资本与中间品三要素的价格扭曲对产品质量的作用机理并提出理论假设,认为劳动力、资本与中间品对产品质量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性。在此基础上,以2000-2007年我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的合并数据对理论假设进行了经验检验。研究发现:劳动力价格扭曲在短期会显著抑制产品质量升级,但在中长期,随着劳动力价格扭曲引致的经验累积效应、规模经济效应及研发效应的逐渐显现,这种抑制作用会减弱甚至会促进产品质量升级;资本价格扭曲对产品质量的影响取决于规模经济效应和要素错配效应的综合作用;中间品价格的正向扭曲会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而其负向扭曲对产品质量的影响取决于要素错配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的力量对比。     

贸易便利化、中间品进口与企业出口增加值

本文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相匹配,采用双受限Tobit模型检验了贸易便利化如何通过中间品进口提升企业出口增加值。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增加值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机制主要是通过中间品进口种类增加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中间品进口成本下降产生的成本节约效应、上游中间品进口产生的竞争效应等实现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表现为非国有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受到的影响更大。本文认为,应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积极推进贸易便利化,扩大进口中间品种类,降低进口中间品价格,抑制上游中间品企业垄断,从而提高企业出口增加值,实现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汇率传递效应研究: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

全球价值链深入发展对国际贸易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近30年来,中间品贸易增加,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汇率的价格传导机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为了解释汇率波动对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传导机制,本文在Campa和Goldberg(2006)理论模型的基础上,使用WIOD数据库2000-2014年43个国家(或地区)的投入产出数据,实证分析汇率对其核心CPI的传递率,并量化中间品贸易在汇率传递中的贡献率.研究表明:(1)中间品贸易是汇率影响核心CPI的主要传导途径,这种基于生产成本的间接传导渠道比进口商品的直接消费更为重要;(2)分销成本既因分销部门生产过程中使用进口投入而提供汇率传导的渠道,也因降低进口投入在最终消费价格中的比重而阻碍汇率传递效应,两种力量几乎相互抵消;(3)生产经营灵活性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其汇率传递效应较低.虽然中国国内商品生产中进口投入份额较其他国家偏低,但超过60％的汇率传递来自进口投入的使用.为了降低汇率对国内价格水平的冲击,需要提高国内企业的生产经营灵活性.     

中国对美关税制裁与进口贸易边际

基于2015—2020年CEPII-BACI数据库与国家财政部发布的《对美中止关税减让义务商品清单》《对美加征关税商品清单》,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中国对美关税制裁对进口贸易边际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对美关税制裁显著提高了进口广度和进口价格,该结论在考虑了动态效应、安慰剂检验以及剔除征税目录未涉及的HS4位数产品后依然稳健。异质性检验表明,中国对美关税制裁显著提升了农产品与非农产品的进口广度,提高了非农产品进口价格;同时提升（提高）了中间品与非中间品的进口广度和进口价格,对非中间品的贸易破坏更为严重。最后,对于中美双边贸易,中国对美关税制裁具有贸易破坏和贸易转移效应,但不会显著影响该部分的商品价格。     

进口贸易自由化与中国的企业创新——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本文使用2000-2006年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检验了进口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同期印度关税为工具变量,处理进口自由化与企业创新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最终品进口自由化对企业创新有抑制作用,且受到行业技术分布和行业竞争程度的调节,行业垄断性越高,技术分布越小,最终品进口对企业创新的抑制性就越小;中间品进口自由化则通过成本效应、市场扩大效应、技术溢出效应、研发互补效应和研发替代效应五种路径机制总体促进了企业创新;资本品进口自由化促进了企业创新,但从高收入国家进口的中间品对企业创新有替代效应。     

制裁政策对澳大利亚煤炭价格影响研究

2020年二季度,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贸易关系出现恶化。将中国对澳大利亚进口煤炭的制裁政策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将2018—2020年的进口煤炭、国内煤炭价格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双重差分与三重差分回归模型,着重研究了制裁政策对相关进口煤炭的价格效应。结果发现:进口制裁政策对澳大利亚5500大卡煤炭价格产生了负向价格效应,负向价格效应在制裁政策发布当期最显著,随后影响逐渐消退;制裁政策不会对澳大利亚出口其他国家的煤炭价格产生影响;在控制了煤炭消费、汇率等因素的影响后,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内外煤炭价格产生的冲击并无显著差异。     

首季经济形势：价格总水平上升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公布了3月份企业商品价格变动情况。在企业商品价格总水平环比、同比均增长的同时，投资品和消费品价格双双上扬。其中，投资品价格环比上升1.4％，同比上升8.8％；消费品价格环比上升1.2％，同比上升7.4％。事实上，企业商品价格总水平和投资品、消费品价格的这种变动趋势从今年初就已经开始。1月份，企业商品价     

对外反倾销与制造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基于中间品视角

本文基于Kee和Tang(2016)模型框架,采用交错型双重差分法首次研究了中间品对外反倾销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对异质性交错型双重差分法的处理效应进行了充分讨论。研究表明,对外反倾销措施的实施显著提升了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机制分析发现,对外反倾销同时通过调查效应和成本效应影响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成本效应起主导作用,且对外反倾销对低加成率企业影响更大。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对外反倾销对进口中间品种类较少、技术复杂度较低企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作用更显著。本研究为如何更好借力反倾销措施提升本国制造企业出口竞争力提供了政策依据。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关税变动与企业生存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和关税变动的互动叠加,是当前影响企业生存的重要风险因素。本文测度企业层面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出口关税和进口中间品关税,实证研究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关税变动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对企业生存的影响。总体层面实证结果表明:出口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生存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出口关税对企业生存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口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不显著,进口中间品关税对企业生存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随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出口关税对企业生存的正效应减弱,进口中间品关税对企业生存的负效应增强。分层实证结果显示:本土企业和小微型企业生存受到出口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进口中间品关税的负向冲击更大。     

中间品进口多元化与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本文主要从中间品进口多元化的角度入手,分析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决定因素和提升机制。理论上,进口中间品多元化可以通过边际成本、固定成本等渠道影响出口产品质量,并受限于企业自身的吸收能力。实证方面利用中国海关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企业进口中间品多元化水平呈现下降趋势;从所有制分布看,国有企业进口中间品多元化水平最高,私营企业最低,外资企业居中;平均看,进口中间品多元化提升了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但这一提升作用仅限于外资企业、源自OECD国家的中间品和2004-2006年样本;对于本土企业、源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中间品和2000-2003年样本并不显著,可能的解释在于,一是企业与进口中间品匹配的吸收能力较差,二是企业进口中间品多元化的边际成本效应弱于固定成本效应。     

优惠原产地规则如何影响本土企业技术创新

本文以优惠原产地规则(PROOs)生效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多期连续型双重差分,深入考察PROOs对本土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PROOs具有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但促进效应会随时间推移逐渐减弱。影响机制研究表明,PROOs具有中间品竞争效应和市场筛选效应两种正向机制,同时还具有贸易成本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两种负向机制。总体而言,PROOs能够通过增加从成员方进口的中间品种类和提高从成员方进口的中间品质量来促进本土企业技术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区域贸易协定的水平深度和垂直深度提高有利于发挥PROOs的企业技术创新促进效应。PROOs对从发达成员方进口中间品和产品出口到成员方的企业具有更大的创新促进效应。本文的研究为科学评估PROOs政策对本土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提供了重要参考,为优化RTA框架内的PROOs体系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